內容簡介
1、《懷堯訪談錄》是國內首檔個人媒體品牌,深度對話文化領域最具代表性人物。
2、《懷堯訪談錄》犀利對話文化領域最具代表性人物,如實記錄他們從未公開的心路歷程,因視角新奇獨特,深受大學生歡迎。
3、本書收錄的訪談,集中反映出1947年至2008年前後文化領域最具代表性人物的心路歷程,前後時間跨度長達六十年。為您全方位呈現陳丹青們追求和探索的過程,以及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做事方法。
吳懷堯簡介
吳懷堯,中國作家富豪榜創始人。
1984年生於湖北,師從現代漢語詞典。高二退學到北京做編輯,21歲擔任財經時報記者。2006年,無意中看到作家乞討的新聞深受觸動,創立了轟動全國的《中國作家富豪榜》,開始持續追蹤記錄中國作家財富變化,真實反映中國全民閱讀潮流走向。現在,一年一度的中國作家富豪榜,已經成為當今中國話題性最強、關注度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文化品牌榜單,每年發布都激起強烈社會反響,迅速吸引億萬讀者關注作家群體。
各大媒體熱評
Huaiyao is committed to truth and honesty. He embraces sensitive,dangerous topics,and always sees the human being in his subject. His work has touched me,and he deserves to beinternationally known.
——《紐約時報》Aventurina King
真正的文化對話,就應該如此,彼此敞開心靈,有開闊的文化視野與深切的人性關懷。這些文化領袖的獨特思維,尤其值得大學生思考和借鑑。
——《新民晚報》
懷堯訪談錄不會解答太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它跟文化有關,與你看世界的角度,與你看問題的方法有關。它是有趣的,但前提是,你不是一個滿足於庸常生活的人。
——《第一財經周刊》
當下絕大部分紙媒記者的採訪需要的是新聞由頭和名氣指數,而《懷堯訪談錄》直接跨越這些浮萍式的新聞規則——只要吳懷堯認可,就可以形成長篇訪談,並使之成為其他媒體記者報導的由頭和熱議的話題,這是創新更是創舉。
——《華商報》
這些被採訪的人物,他們在訪談時展示了自己未經過濾的人文價值演變的歷程。《懷堯訪談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文化歷史的坐標參考,有讓人心靜如水的魔力。
——《中華讀書報》
作家觀點
得知《懷堯訪談錄》出版,比自己出書還高興,我與朱大可先生都為此書寫了推薦語。不是因為書中有關乎我們的訪談,而是出於對一個新青年的激賞。這個因不滿教育體制而退學的高中生,憑藉著自己的才華、謙遜與勤勉,竟然仰仗著一個部落格,做成了兩檔萬眾矚目的文化品牌,並由此在數百家媒體中脫穎而出,影響著愈來愈廣大的人群。據美國友人透露,吳懷堯極有可能成為時代周刊封面人物,看來,吳懷堯、韓寒的路子是對的,要不怎么叫英雄不走尋常路呢? ——著名文化批評家何三坡
我曾見過一個數據,某招聘網對7000名都市職場人進行的調查顯示,居然有高達7成的人願意當記者。雖然另一組數據顯示,有高達24%的記者生活十分悲慘,仍然不能阻擋這么多的人對記者職業的嚮往。要詳察這個現象的深層心理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猜測這些都市職場人很可能是把記者想像成了一種愜意的生活方式,對他們來說,記者很可能只是意味著一份舒適的工作,而對記者應該具有的職業精神卻知之甚少。
既然這么多人想當記者,他們為什麼不去做記者呢?
首要的問題當然是工作機會,哪裡有那么多媒體來提供這么多的記者工作崗位。在街上隨便找個人做調查,他肯定曉得記者都是在媒體上班的人。記者真的必須在媒體上班嗎?在此之前,我也認為回答應該是肯定的,沒有新聞機構,就沒有記者。
然而,一個令人驚奇的聲音在說不,他說記者不一定要在媒體上班。不在媒體上班的記者是什麼樣的記者呢?是獨立記者,是不依附任何新聞機構的記者,他將匹馬單槍地奔向新聞現場,發布他自己采寫的、未被審查歪曲的新聞報導。
說這話的是吳懷堯,一個典型80後新青年,中國作家富豪榜的創製人。我當然認識他,我與他曾在同一家報紙共事,我一直認為他是天生的記者。當他給我描述獨立記者的構想時,整個人都是神采飛揚的,很有感染力,讓我立刻感到了我自己屬於正在無情地老去那一代人,我立刻聽明白了,他描述的其實是一種新鮮的生活方式。
獨立記者這樣的構想,是偉大的網際網路催生的新事物。吳懷堯將充分利用自己的網頁,讓人們都已熟悉的部落格發揮媒體的功能。在此之前,部落格幾乎都是私人的菜園,吳懷堯敏銳地發現了部落格介入公共領域的廣闊前景。他把自己的這款媒體稱為《懷堯訪談錄》,看起來像一個傳統媒體中的板塊品牌。
《懷堯訪談錄》只不過是網際網路上的一個小點,人們很容易想到他被海量的信息淹沒的情形,然而且慢下結論,如果網際網路上有三百個這樣的小點呢?
我突然想起類似谷歌的“雲”構想一樣的東西,如果這些小點自動組合起來,形成“雲團”效應,那么這些年輕人就有可能催生一場媒體風暴,我個人非常樂意看到由吳懷堯開始嘗試的這種生活方式成為一種有力的民間聲音,釋放出青年的活力。——著名作家張萬新
訪談獲獎
《懷堯訪談錄》確立了吳懷堯在當下中國的提問者地位,他抓住了新傳媒時代的對話原則,進入一個喧囂而緊張的話語圏點名提問。
吳懷堯的寫作狀態特殊而好玩,緊扣新傳媒時代與人性之間的奇妙機制,把提問建立在大量閱讀的基礎之上,他把問題的終點精心設計在一個個的切入點上,甚至一次次地讓問題在反覆定奪之中收斂了鋒芒。
從一開始,吳懷堯就以一個新青年的毫不畏懼的精神,積極尋找對話者,從朱大可、陳丹青開始,一路盤點,遍涉現代中國精神層面的諸多問題。正是通過吳懷堯的努力,人文精神的大面積潰散與作家生存環境的岌岌可危的現狀,迅速成為各界新聞的焦點,作家財富的直接調查與優秀作品的無人問津同樣令人驚心。
但是,吳懷堯沒有作出任何強制性定義,拒絕可疑的概括性與統計學,只是羅列真實的數據、走訪諸多當事人,給出一系列第一手資料,有著良好新聞素養的他十分警惕過度闡釋可能帶來的危機。
作為一名文化觀察家,吳懷堯以獨立的姿態、敏銳的視角,注目著新漢語的暗潮湧動,以《懷堯訪談錄》的形式,傾聽到大海中石沉的聲音,從而在娛樂時代的喧囂聲中突圍,縱身進入了新漢語生機煥發的現場。
鑒於吳懷堯在訪談錄這一回到傳媒時代的文化形式中,對於漢語命運技術主義式的解構和承擔,授予他“首屆新漢語文學傳媒大獎”之貢獻獎。 ——2009年《延安文學》首屆新漢語文學傳媒大獎頒獎辭
精彩書摘
2001年,有人看過一次講演,坐在最中間的是個光頭,大大的眼睛很明亮。據說整場他講了不少話,但讓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我們小時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見如今長得像謝霆鋒這樣的小白臉,二話不說過去就是幾個嘴巴,不為別的,誰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資產階級呢。”後來大家知道,原來他叫陳丹青。
這個機智而敏銳的人,在繁雜和喧囂中,時常一針見血的指出問題所在。近年來,他的觀點和判斷,往往起到石破天驚的效果,同樣的原因,他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老憤青。近日,陳丹青接受了《懷堯訪談錄》的獨家專訪,我們發現,在他的各種不同身份中,卻有著始終如一的激憤、熱誠和坦率,感性而不乏理性。
多面陳丹青
1982年初,即將迎來而立之年的陳丹青移居紐約,在異國他鄉度過了18年的“洋插隊”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國外的生活並非如人們想像的那樣。“我第一天到美國,就面臨一個生計問題,我必須賣畫討生活。”
吳懷堯: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畫系研究生,兩年後畢業留校,工作一年。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經歷。這些人日後分成兩撥,一撥留在本土,另一撥出國。你們這一代海歸相比民國時期的留學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蘇學生,有哪些根本差異?對於現在大學生出國熱怎么看?跨過門檻,意味著創造與超越。你的出國,是不是一次跨過門檻的過程?在國外,讓你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陳丹青:我對出國熱沒有看法。一個現代國家的國民本該出入自由,改革開放只是將事物恢復應有的狀況。在國外,最深的感觸:我們都是奴才,望不到邊的奴才。
吳懷堯:這種說法讓人詫異,能否闡述一下?
陳丹青:中國有老百姓,但沒有公民,有人口,但沒有現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階層全是無比嚴密無比細膩的奴主關係: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則巴望有一天當主子,你仔細想想,不是這樣么?
吳懷堯:我很好奇,為什麼從紐約回來之後,你的膽子變得如此之大?是什麼讓你口無遮攔?你如何平衡藝術家與公共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
陳丹青:我少年時就口無遮欄。可那時沒人找我說話,文革時哪有媒體啊,即便有,憑什麼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膽子。和紐約市隨便哪個說說寫寫的傢伙比,全中國的人差不多都給摘除了膽囊。我從不自稱藝術家,更不是知識分子,用不著“平衡”。中國連真的公共空間還沒出現,哪裡來“公共知識分子”?
吳懷堯:那你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陳丹青:我從沒想過給自己定位。“定位”這倆字也是近年回國後才知道。為什麼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穩、就有價值了么?我聽不少人動不動就說“我是作學問的”,“我研究這一行一輩子”,我就心裡想:傻逼!
吳懷堯:在媒體筆下,你一天到晚開罵,兇巴巴的樣子。你說,“其實是媒體把我變成這樣,媒體就像是蟋蟀草,引誘我跳出來斗。”你真的是一隻容易引誘的“蟋蟀”嗎?
陳丹青:我是在認真批評,不是罵。今天的媒體和輿論會將一個批評者說成是“憤青”,說他在“罵人”。也難怪,除了媒體要製造聳動,一個集體沉默,不敢說話的空間,會自動以“憤青”、“罵人”之類消解批評,嘲弄說話的人——大家巴望聽傻逼站出來叫罵,解解悶,同時耍弄批評者,以便集體性置身事外。
吳懷堯:在做這次專訪之前,我看了很多關於你的訪談以及相關著作,我注意到,早些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你是有問必答,而且熱烈真誠。但最近幾年,你變得遊刃有餘,成為各種觀點的生產者,讓人多少疑心你的思考是否真誠和嚴肅。誠如你所言,很多媒體喜歡聳人聽聞,但並非所有記者都如此。如果你覺得自己被誤解了,為何不選擇徹底拒絕媒體?
陳丹青:好問題。剛回國時,八年前,國內媒體對我好奇,我也對國內種種好奇,凡事初打交道,雙方新鮮,自然比較“熱烈真誠”。近年採訪太多了,不免應對不暇。
我沮喪的是近十年來遭遇的記者、學生、同行,問的問題,提問的方式,開口的話題,幾乎一樣,幾乎沒變,南北各大學,不管名牌還是雜牌,除了極個別例外,所有學生的思路和話語方式都是一樣的,遞上來的條子,連字跡和錯字都相似——你想想看,這樣折騰八年,怎么持續“熱烈真誠”?
但我自以為是真誠的,嚴肅的,不然我不會計較這些,彼此糊弄,彼此敷衍,多容易啊。你假如希望我“徹底拒絕媒體”,很好,但首先我得拒絕你這篇訪談,你樂意么?一個人老是處在被要求的狀況中,怎么弄都是不對的,因為他被假定必須滿足所有人,你覺得有這樣的傢伙能滿足所有人嗎?——我不會徹底拒絕什麼,或接受什麼,杜尚說得好,拒絕或接受,其實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