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桌子兩旁一邊有七位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余秋里、谷牧，一邊有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員，對陣分明。在這兩次會上，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頭會上，葉劍英站起來指著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拍著桌子，氣憤地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乾什麼?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乾什麼?”徐向前、聶榮臻也相繼指責他們的錯誤。葉劍英嘲諷地質問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會後，陳毅對葉劍英說：“劍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繼續開碰頭會。這次會議，鬥爭更加激烈。會上譚震林、陳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繼續對“文化大革命”錯誤做法提出批評。譚震林慷慨激昂，越說越氣，大聲指責張春橋等打倒老幹部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說“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他站起來，夾起皮包要退出會場。周恩來連忙勸阻。陳毅說：不要走，要留在這裡鬥爭!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匯報，並於當晚拼湊了一份歪曲事實真相的所謂《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捏造罪名，誣陷老同志。江青定調說：“這是一場新的大的路線鬥爭”，當即親自安排，由張春橋、姚文元等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聽了他們的匯報後，對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滿意。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一些老同志，責令他們檢討。周恩來也作了檢討。從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政治局生活會”進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把“三老”、“四帥”在不同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批評誣陷為“二月逆流”，藉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活動，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其職能，批判鬥爭一直沒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譚震林被剝奪了參加中央全會的權利。參加全會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在會上遭到圍攻。康生說：“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葉劍英。”林彪說：“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這次全會公報說：“全會嚴肅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①（①《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6頁。）
同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藉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說，再不要講“二月逆流”了。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為“二月逆流”問題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