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當時的中南海懷仁堂1967年2月11日至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有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懷仁堂碰頭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的鬥爭。
這場鬥爭涉及三個原則問題：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第二，搞“文化大革命”應不應該把老幹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軍隊的穩定。16日夜，在江青策劃下，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記錄，搶先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會議，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同志，強調“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從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七次“政治生活批評會”，批判譚震林等，周恩來也被迫檢討。此後，這場正義抗爭被說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
事件背景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發展為開始全國性的奪權鬥爭。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熱潮中，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大批黨政幹部遭到打擊和迫害，黨和國家機構開始癱瘓，許多工廠也停工停產，學校已經停課鬧革命，全國出現混亂狀態。
在這種局勢下，尚在領導崗位的幾位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領導人陳毅、譚震林、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革”的錯誤做法，特別是對林彪、江青等人誣陷、迫害老幹部的行動進行了嚴正的批評和鬥爭，這場鬥爭在1967年2月懷仁堂會議上達到了高潮。
怒斥張春橋
1967年2月16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部分成員，集中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主要議題是討論研究國務院布置的“抓革命，促生產”。譚震林在考慮，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各部門的領導幹部被層層批鬥、打倒，“中央文革小組”這夥人把黨政機關都搞癱瘓了，怎么“抓生產”？這個“炮”，今天一定要放！會議還沒有開始，譚震林剛走進會場裡坐下，見張春橋挾了個皮包，一副春風得意的樣子走了過來。譚震林早就想找個機會，責問這夥人為何任意揪斗老幹部？他站起身，對走近眼前的張春橋劈頭第一句就問：“陳丕顯為什麼不讓來北京？”在“文化大革命”中青雲直上的張春橋，還真沒有想到會有人敢當眾向他提出責問！他怔了一下，回答說：“民眾不答應啊！”定了定神，又陰陽怪氣地補充說：“他來不來北京，我們回去同民眾商量一下。”
張春橋的回答，愈加激怒了譚震林。他厲聲說：“什麼‘民眾’？還有黨的領導呢！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民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上學！”他指著張春橋的鼻子，氣憤地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要把老幹部一個個打光，把老幹部都搞掉！”他越說越激動，手指在座的陳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說：“40年的革命，落得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你們批什麼‘反動血統論’，結果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的血統論是什麼？這不是形上學嗎！”他又說：“蒯大富是什麼人？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醜化我們黨。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譚震林把這半年多來憋在肚裡的話，像排炮一樣射出來。他嚴正地指出，這一次，是我們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他提高了嗓門，洪亮的話音響徹了會場。這時，“中央文革小組”不光是張春橋，還有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等人也都已到場。譚震林義正詞嚴的斥責，使這夥人感到突如其來，霎時間都張口結舌驚呆了。譚震林當著這夥人的面，又提出了所謂“漁輪停港”事件，並指名道姓，直斥江青。他說：“漁船的事情，連著逼了我4次，說‘政治上造成很大影響，經濟上造成很大損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當著我的面講的！”會場的氣氛愈加緊張了起來。至此，謝富治插上了話，討好地說：“譚老闆，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都多次保過你，並沒有說你是反革命。”這無異於火上加油。譚震林拍著座椅的靠手，大聲說：“我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說著，他撩起大衣，拎起公文包，打算離開會場，乾脆不參加碰頭會了。他憤慨地對張春橋等人說：“讓你們這些人乾吧！我不幹了！”為了對黨負責，表明一個老共產黨人光明磊落，無所畏懼的鬥爭決心，他還當眾宣布：“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二月抗爭
2月18日，毛澤東嚴肅批評了老革命家，並在實際上讓“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江青等人趁機將他們排擠在黨的日常工作之外，四處安插親信。此後，又被林彪、江青等誣稱為“二月逆流”。“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肯定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做法。
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為“二月逆流”平反。實際上，它是一場正義凜然的“二月抗爭”。
歷史意義
“二月抗爭”意義在於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場抗爭雖然沒有成功，但影響深遠。在一定意義上說，沒有以老一輩革命家為骨幹的黨和人民的英勇鬥爭，就不可能最終糾正“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左”傾錯誤，也不可能戰勝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