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詩·大雅·下武》云：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後在天，王配於京。
王配於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解釋
此詩第四章的“應侯順德”怎樣理解，很值得研究。 《詩經》中的“侯”字有四義：或為射箭之靶，或指諸侯，或訓“維”，或訓“美”。射箭之靶，殆“侯”字的本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齊風·猗嗟》）的“侯”就作此解。此解顯然與“應侯順德”無涉。訓“美”之例如“羔裘如濡，洵直且侯”（《鄭風·羔裘》），儘管宋代有個別學者訓“應侯順德”之“侯”為“美”1，但此說終覺勉強，很難為多數學者所接受。《詩經》中的“侯”字指諸侯之例甚多，如“俾侯於魯”（《魯頌·閟宮》）、“爾公爾侯”（《小雅·白駒》）、“齊侯之子”、“衛侯之妻”、“邢侯之姨”（《衛風·碩人》）、“韓侯受命”（《大雅·韓奕》）、“魯侯是若”（《魯頌·閟宮》）等等都是。訓“維”之例，用於句首的，如“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大雅·文王》）、“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小雅·六月》）；分別用於幾個並列詞語之前的，如“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小雅·正月》）、“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強侯以”（《周頌·載芟》）、“侯作侯祝，靡屆靡究”（《大雅·盪》）；用於句中的，如“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大雅·桑柔》）、“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小雅·十月之交》）。那么“應侯順德”的“侯”該怎樣理解呢？
《下武》第四章《毛傳》云：“應，當；侯，維也。”照這個解釋，讀通全句很困難。鄭玄勉強釋之曰：“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但“媚茲一人”的“媚”鄭玄既解為“愛”，則應當是動詞，“一人”當為“媚”的對象，而鄭箋卻串講為“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這裡的“一人”便由賓格變為主格了，因此可能不符合詩的原意。“順德”這個詞應該理解為一個動賓結構，知者，《大雅·抑》云：“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據鄭箋，這話是說“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德”應是“順”的賓語。又《周易·升卦》之《象辭》有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升卦下巽上坤，其卦象為“地中生木”，故高亨先生解釋說：“君子觀此卦象及卦名，認為人之美德，正如木之逐漸升長，從而遵循美德，積微小，上升至高大。”2可見《周易》中之“順德”也是一個動賓結構。反觀《大雅·下武》，如果把“應”解作“當”，把“侯”解作“維”，“應侯順德”便很難講通了。
但毛、鄭之說影響至為深遠。自宋以來，多數學者都是按照這一思路來讀《下武》之詩的。例如蘇轍解“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說：“侯，維也。武王既成王業，天下鹹法則之。故人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3朱熹說：“侯，維。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4類似的說解還有很多。明人姚舜牧對此說提出了疑問，他將第四章與前三章經文聯繫起來看，說：“此侯字正照上成王之孚一王字……見王者孝思維則，所以能致人之媚茲，致人之順應，故更出‘永言孝思’二句，以贊其嗣服之無忝也。若訓侯字作維字，則上文‘孝思維則’亦既用維字矣，此胡獨取巧而改用一侯字耶？且應之維以順德，語殊欠暢，似未得詩人之旨。”5
其實在毛、鄭之外，對“應侯順德”還有別的解釋。《水經注》“滍水”條云：“滍水東經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這是直以應侯為應國之侯，表明至少在酈道元的時代，說詩的人並不都是解“應”為“當”、解“侯”為“維”的。《太平御覽》引《陳留風俗傳》云：“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常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慎德即順德，慎、順音近相通；應侯在這裡成了唐侯，也許是形近致誤。重要的倒不在於文字的異同，而在於對“侯”字的理解。《陳留風俗傳》的時代不詳，大致在兩晉之間，這表明在魏晉時是存在對《下武》詩的別解的。把“應侯”理解為應國之侯，必然會認為“媚茲一人”的主體也是應侯，既然“一人”無疑問是指天子，那么“媚茲一人”自應理解為是就臣對君來說的。從漢儒對這句詩的引用來看，這種理解可能相當普遍。《淮南子·繆稱訓》云：“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載？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這種“能善小”又“能善大”的人，顯然應該是臣子。《漢書·敘傳》在談到《張湯傳》的作意時說：“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媚茲一人”顯然是指一種臣子對君的態度。這樣看來，漢人把應侯作為人稱來理解的並不少見。這種理解自有其淵源，戰國時儒者讀《下武》詩，就有以應侯為應國之侯的。《荀子·仲尼》云：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信而不處謙，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福事至則和而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奸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講臣子如何才能保持自己受寵的地位，必須達到“貴而不為夸，信而不處謙，任重而不敢專”等等一系列要求，才能夠“持寵處位終身不厭”，而這樣的人才可以稱之為“吉人”。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文末引《下武》的四句詩為證，這四句詩如果按照《毛傳》、《鄭箋》的解釋，是無論如何也難與《荀子》文義和諧的。但是如果把應侯理解作“應國之侯”，則“媚茲一人”者是應侯，“順德”者也是應侯，詩中的應侯正與《荀子》文中所稱“吉人”相應，《荀子》這段話便上下文義貫通，毫無窒礙了。
“應侯順德”之“應侯”乃應國之君，正如《詩經》中所見之齊侯、衛侯、邢侯、韓侯、魯侯，都是指諸侯國君，這本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為什麼古代的經師宿儒大多視而不見，偏偏要作一種迂曲的解釋呢？這當然與《毛傳》、《鄭箋》的權威地位有關，同時也與《詩序》有很大的關連。《下武》序云：“下武，繼文也。”這就規定了此詩的性質，是一首歌頌武王的詩。《毛傳》注此詩首章“三後”云：“大王、王季、文王也”，而且明確指出“王配於京”的王是武王，這樣就束縛了後人的思想。由於應國的始封君是武王之子，其被封為諸侯是武王死後的事情，故一旦接受了《詩序》和《毛傳》的說法，對“應侯”二字當然就不會按其最直接的意思來理解了。其實這首詩的時代，不一定如漢儒所說作於武王時。從詩的內容來看，這可能是一首歌頌成王和應侯的詩。第二、三兩章都有“成王之孚”，昔人囿於諡法觀念，或以為此詩必作於康王以後，或者乾脆把“成”解釋為一個動詞，“成王之孚”即“成王者之信”，顯得非常牽強。隨著地下出土青銅器銘文的增多，周初諸王號均為生稱已成了學界的共識。用這一觀點來看《下武》詩，把“成王之孚”解釋成是歌頌成王的話就沒有障礙了。而且從全詩的結構來分析，也可以看出此詩是歌頌成王與應侯的。全詩六章，章四句。每章的末句都被重複用來作下一章的首句，只有第三、四句之間不是這樣。三章說“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這是詠“君”──成王當然是君；四章說“媚茲一人，應侯順德”，這是詠“臣”──應侯是天子之臣。這兩章一詠成王，一詠應侯，可見兩人都是這首詩歌頌的對象。
應國的始封君是武王之子，《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應的分封，當在周公東征之後。應的地望，據前引《水經注》，在河南省蚩水之北。八十年代以來，河南省平頂山市附近相繼出土了一批應國銅器，證明了西周所封之應就在這裡。周初的應侯，地位可能很顯赫，《逸周書·王會》記周成王舉行成周之會，列舉了當時王朝中幾個重要的貴族大臣，其中就有應侯。西周早期應國銅器中有一件“應監甗”，其銘曰：“應監作寶尊彝。”表明周初的應侯還負有監國的使命。《詩·下武》所詠的應侯，殆即應國的始封君，他與成王是君臣關係，也是兄弟關係。這從第三章後兩句“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與第四章後兩句“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可以看出來。因為這詩的主題是歌頌對先王的繼承的，“三後在天”應是指王季、文王與武王，三、四兩章的後兩句都強調“孝”，強調“繼承”，這樣的用語只有在成王與應侯是兄弟關係的情況下才相宜。不過有的學者認為應國的始封君不是侯，理由是早期銅器銘文只見“應公”，不見“應侯”。對此還有必要作一說明。目前已知傳世及出土應國銅器已有十幾件，器主或稱應公，或稱應叔，或稱應侯，或稱應監。誠然，以“應公”命名的幾件都是西周早期之器，但不能因此說西周早期應公就不是“侯”，因為西周諸侯本無定稱，金文中公侯兼稱之例所在多有。“公”本為一切有土之君的尊稱，稱公時未必就不是侯。我們不能因現在所知的兩件標明“應侯”的銅器是西周中期器，就說西周早期應君不是侯。《應侯見工鍾銘》云：“用作朕皇祖應侯大林鐘。”古人於祖以上先輩俱稱祖，很難斷此“皇祖”為幾世祖，因此，說成王時的應君已經稱侯並不是沒有可能的。6
把“應侯順德”中的“應侯”理解為人稱，在現代學者中不乏其人，7但大都缺乏論證。故不揣譾陋，強充解人，為之疏證如此。
注釋
1. 范處義：《詩補傳》卷二十三。
2.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版）第390頁。
3. 蘇轍：《詩集傳》卷。
4. 朱熹：《詩集傳》卷十六。
5. 姚舜牧：《重訂詩經疑問》卷八。
6. 參閱拙著：《周代國家形態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頁。
7. 較早的如柯昌濟說：“應侯當是人稱”，“蓋成王時有德之臣”（《韡華閣集古錄跋尾》，轉引自周永珍文）。高亨《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亦主此說。他如周永珍、何浩、伍仕謙等學者都曾論及，分別見《兩周時期的應國、鄧國銅器及地理位置》（《考古》1982年第1期）、《應國興亡考略》（雲南民族出版社編《先秦史研究》）、《論西周初年的監國制度》（《人文雜誌》叢刊《西周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