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憤怒的葡萄》以經濟危機時期中部各州農民破產、逃荒和鬥爭為背景。俄克拉何馬和鄰近的德克薩斯、堪薩斯、阿肯色各州的農民負債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沒收，無家可歸，只得向西遷移，想在加利福尼亞州尋找出路。
小說以約德一家為代表，記敘了他們一家十二口從俄克拉荷馬州向加利福尼亞州逃荒的艱難經歷。他們將家中的一切變賣後，換來一輛破舊的汽車，一家坐車向西逃荒。途中年輕的諾亞和康尼則在半路上開了小差。到了加州，一切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美好，等待他們的仍然是失業、飢餓和困苦。那裡的農場主利用剩餘的勞動力壓低佃農助工資，各地勢力敲詐勒索和迫害流浪的農民。於是農民憤怒了，他們團結起來，奮起抗爭。小說標題《憤怒的葡萄》中的“憤怒”便是對導致人們貧困的不公的社會制度的強烈抗議。
創作背景
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上生態災難的形成，與一戰以及為了滿足戰爭的需求而大量種植糧食和棉花有直接的關係。“人家不是用棉花做炸藥、做軍裝嗎？只要老打仗，棉花的價格就會漲上天。”“你們知道棉花對土地起了什麼作用：它把土地弄壞了，吸於了地里的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當時最大的小麥生產國和出口國俄國的小麥通道被土耳其截斷，人們就把眼光瞄準了美國的大平原。當美國總統威爾遜把美國領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華盛頓發出了一個愛國的、預示小麥高價格的呼籲：種更多的小麥，小麥會贏得戰爭。”
當時，美國已經擺脫了19世紀的孤立主義而醉心於20世紀的全球主義，隨著美國越來越熱衷於世界霸權，工業主義逐漸占據了統治地位而大行其道。這些國內國外的情勢對資源造成了前所末有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行迫切要求美國的大平原生產更多的棉花支援戰爭，生產更多的小麥養活國內的人口。《憤怒的葡萄》的作者告訴我們： “樂土的夢想之所以破滅，並不是因為土地自身的先天不足，而是因為人的貪婪和暴力。”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切進步，都不僅是榨取勞力的技藝上的進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藝的進步。”
一九三七年秋，作者跟隨俄克拉何馬州的農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亞。他沿途見到流浪的農民處於絕境，感到非常震動：“有五千戶人家快餓死了，不光是挨餓，是快餓死了”，“問題非常尖銳”。這時他覺得他過去寫的書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寫農民的悲劇，要為他們說話。這是他創作《憤怒的葡萄》的動機。
同名作品
該詞條涉及消歧義詞條,本詞條介紹的是《憤怒的葡萄》小說和《憤怒的葡萄》電影。
小說解析
憤怒的葡萄《憤怒的葡萄》長篇小說。斯坦培克著。作於1939年。是美國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一部史詩。小說主人公約德刑滿被釋回家，發現家鄉一片荒蕪，只得攜家乘坐一輛破舊的汽車到西部謀生，在那裡的一個農場做工。一家人拚命幹活，只能勉強餬口，農場主還不斷地壓低工資。農工們奮起反抗，舉行罷工，警察前來鎮壓，牧師凱綏同情農工，被武裝流氓打死。約德將兇手擊斃，只得再次背井離鄉。這部作品，反映了廣大人民民眾對現存社會的日益不滿和叛逆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為此，斯坦貝克成了“被壓迫者的代言人”。在藝術上，再現了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生活，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強調外部特徵，而不是探究微妙的心理，因而他筆下的人物是類型化的而不是個性化的。象徵手法和諷刺手法在作品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運用。
斯坦培克（1902-1968）美國小說家。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蒙特雷縣塞利納斯鎮一個面
《憤怒的葡萄》粉廠主家庭。在母親的薰陶下，很早就接觸歐洲文學。1920至1925年間，他曾在史丹福大學選修英國文學和海洋生動學課堂，並從事體力勞動謀生。在大學學習期間就開始寫作，1929年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金杯》 ，後發表兩部小說《天堂的牧場》和《獻給一位無名的神》 ，都未引起重視。1935年《托蒂亞平地》出版，立即受到好評，此後又發表《勝負未決的戰鬥》 、 《鼠與人》 、 《長谷》 、 《憤怒的葡萄》是他的代表作。獲普利茲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到歐洲當過戰地記者，寫過報導和宣傳作品。後期主要作品是兩部長篇小說《伊甸園以東》和《我們的不滿的冬天》 ，斯坦培克於196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4年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一九三七年秋，斯坦培克跟隨俄克拉何馬州的農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亞。他沿途見到流浪的農民處於絕境，感到非常震動： “有五千戶人家快餓死了，不光是挨餓，是快餓死了”，“問題非常尖銳”。這時他覺得他過去寫的書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寫農民的悲劇，要為他們說話。這是他創作《憤怒的葡萄》的動機。
以經濟危機時期中部各州農民破產、逃荒和鬥爭為背景。俄克拉何馬和鄰近的德克薩斯、堪薩斯、阿肯色各州的農民負債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沒收，無家可歸，只得向西遷移，想在加利福尼亞州尋找出路。但是，加利福尼亞州並不像宣傳的那么美好，等待他們的仍然是失業、飢餓和困苦。那裡的農場主利用過剩的勞力壓低工資，各種地方勢力又橫加勒索和迫害。
作者描寫的喬德一家是其中的一戶。這家人被“拖拉機”趕出祖祖輩輩耕種過的土地之後，將家中一切變賣掉，換來一輛破舊汽車，一家十三口人坐車向西逃荒。途中年老的相繼去世，年輕的離散。到達加利福尼亞州時，一家只剩八口，處於貧窮無業的境地。
《憤怒的葡萄》小說突出描寫這些破產農民的互助友愛的精神。互不相識的難民只要走在同一條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語言，就可以在同樣困苦的人們中間得到支援和接濟。作者通過人物的口強調說：“你如果遇到困難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窮人去。除了窮人，誰也幫不了你的忙。”這與奢侈的有產者扔出來的一點點布施有著本質的區別。
斯坦貝克筆下的農民並不停留在互相支援這一點上。他們以切身的經歷表現出階級覺悟的提高，體會到團結戰鬥的重要。小說有三個人物形象顯示出農民身上“閃著一股越來越強烈的怒火”。
凱西是一個牧師，隨喬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亞州。他在大批農民破產、逃難的形勢下，思想發生變化。他口頭上雖說“人人都有罪”，心裡卻感到這是一件連“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過、被捕入獄之後，懂得只有團結鬥爭才能取得勝利。他成了一個罷工組織者，教育新老工人團結起來，警惕資本家的分化瓦解。凱西雖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傳的道理、表現出來的英勇的行為使許多人受到教育。喬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為不慎打死了人，蹲過監獄。出獄之後，他隨家裡人西遷，成了全家主要的勞動力。他性情耿直，見義勇為，敢於同欺壓人的現象進行鬥爭。凱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個警察。他經過幾次鬥爭，總結出一條真理：“一個人並沒有自己的靈魂，只是大靈魂的一部分”。最後他走上凱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飢餓的人為了吃飯而鬥爭的地方，都有我在那裡。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裡……”。
第三個人物形象是喬德的母親，她是家庭的主婦，也是一家人的靈魂。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許多人發生動搖，她卻始終滿懷希望。她不僅照顧好家裡人，而且從不拒絕別人的請求。她同意凱西隨一家人逃難，幫助比他們更飢餓的鄰居的孩子，表現出勞動婦女無私的高尚品質。這位勞動人民的母親不僅善於體諒別人，而且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她勸說喬德，不要單槍匹馬去對付警察，要參加集體行動。喬德打死警察、準備外逃時，她堅決支持他的行動。她認為，窮人的路“越走越寬”，因為“我們幹的事情，都是為了朝前走”。這個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是本書寫得最好的人物。
斯坦貝克通過這三個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現了從“我”到“我們”的主題，反映美國一代破產農民怎樣向工人階級轉化。
《憤怒的葡萄》《憤怒的葡萄》出版之後，引起美國各州統治集團的恐慌。許多州禁止小說發行；有的議員出來指責；俄克拉何馬州阻止電影公司去拍電影。
有一個人還發表了一部小說，取名《快樂的葡萄》 ，內容是說一戶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亞時生活很貧窮，後來銀行給他們貸款，農場主歡迎他們，給他們土地，他們經過辛勤勞動，變得富裕起來。據說這是為了“揭穿”斯坦貝克的“謊言”。事實究竟怎樣呢?據到那裡去拍電影的人說，流浪農業工人的苦難遠遠超過斯坦貝克的描寫。所以，《憤怒的葡萄》的內容是真實可信的，它的積極影響並不因為抵制、禁讀、誣衊而消失。
《憤怒的葡萄》也是左翼文學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學是美國本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主流。一般說，凡是反映了當時民眾鬥爭的作品，都屬於左翼文學之列，包括黨員作家和像斯坦貝克那樣的非黨作家的作品。麥可·高爾德的《沒有錢的猶太人》 (1930)、亨利.羅思的《稱它為睡眠》 (1935)、多斯·帕索斯的《美國》三部曲(1930—1936)、詹姆斯’法雷爾的《斯達茲·朗尼根》三部曲(1932—1935)和理查.賴特的《土生子》 (1940)，分別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猶太人、工人和黑人的鬥爭。斯坦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經歷描寫了經濟危機期間廣大農民的苦難和鬥爭，代表了左翼文學一個重要的方面。
《憤怒的葡萄》可以列入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範圍，不等於說斯坦貝克是一位無產階級作家。斯坦貝克同情破產的農民，支持他們團結起來，為改善自己的處境而鬥爭，但是他把主要責任推在州政府的身上，並且把州政府與聯邦政府對立起來，借用人物的口讚揚聯邦政府的收容所，說那裡“有洗澡間和熱水”，“沒有警察”，“大伙兒自己當警察”，因此，流浪的農業工人“喜歡這個地方，大家在一起過得挺好”。
作者把聯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於他不懂得造成廣大農民破產、流浪的不是個別的農場主，不是警察，也不是個別政府官員，而是維護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正是這個制度給了大公司侵占、沒收個體農民土地的權利。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聯邦政府多辦一些收容所，農民的處境會得到根本的改善嗎?退一步講，即使這些收容所能容納上百萬破產的農民，這也不是勞動人民應該容忍的生活條件。斯坦貝克目睹這些慘狀後，曾向政府提出給農民“分配小塊田地”、“確定工資標準”和“不準鎮壓”等三項要求，但是資本主義農業的現代化是以犧牲廣大個體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根本不講什麼人道，所以，這些要求無法實現。如果書中描寫的那些農民能夠各自占有“小塊田地”，他們又何苦流浪?他們破產了，流離失所，也就是說，勞動力過剩，超過市場的需要，這就不可能“確定工資標準”。斯坦貝克的本意無疑是善良的，真誠的，出自人道主義的同情，但他的解決辦法是調和的，妥協的。
《憤怒的葡萄》正如有一位批評家所說：“仔細讀來，《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產階級放規矩一些，聰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階級改變自己的狀況。”(彼得.里斯卡著《約翰·斯坦貝克的廣闊世界》 )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貝克看來，“解決的辦法不是革命，而是愛和諒解。”(J.R.布賴厄編《美國現代文學十六家》 )在藝術風格方面，《憤怒的葡萄》不同於作者的早期作品，它沒有那么濃厚的泥土氣息，卻滿懷同情和憤慨，充分地、真實地寫出一個饑饉的三十年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作者所擅長的抒情描寫變成激情洋溢的文字，在強烈的對照中見出義憤：腐爛的氣息瀰漫了全國。
咖啡在船上當燃料燒。玉米被人燒來取暖，火倒是很旺。把土豆大量地拋到河裡，岸上還派人看守著，不讓飢餓的人前來打撈。把豬宰殺了埋起來，讓它爛掉，滲入地里。
這裡有一種無處投訴的罪行。這裡有一種眼淚不足以象徵的悲哀。這裡有一種絕大的失敗，足以使我們一切的成就都垮台。肥沃的土地，筆直的一排一排的樹，堅實的樹幹，成熟的果實，全都完蛋了。患糙皮病快死的孩子們非死不可，因為農場老闆得不到橙子的利潤。驗屍員在驗屍證書上必須填上“營養不良致死”，因為食物只好任其腐爛，非強制著使它腐爛不可。
人們拿了網來，在河裡打撈土豆，看守的入便把他們攔住；人們開了破汽車來拾取拋棄了的橙子，但是火油卻已經澆上了。於是人們靜靜地站著，眼看著土豆順水漂流，聽著慘叫的豬被人在乾水溝里殺掉，用生石灰掩埋起來，眼看著堆積成山的橙子坍下去，變成一片腐爛的泥漿；於是人民的眼睛裡看到了一場失敗；飢餓的人眼裡閃著一股越來越強烈的怒火。
一九六二年，斯坦貝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授獎者讚揚他“通過現實主義的、富於想像的創作，表現出蘊含同情的幽默和對社會的敏銳的觀察。”這一評語點出了《憤怒的葡萄》的特色。
電影解析
《憤怒的葡萄》電影《憤怒的葡萄》根據美國小說家斯坦貝克的同名小說改編。二十世紀福斯出品的黑白1940年由約翰福特(JohnFord)執導，亨利方達(HenryFonda)、珍妮達葳兒(JaneDarwell)、約翰卡拉定(JohnCarradine)主演。
《憤怒的葡萄》是拍攝於1940年的黑白片。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影片裡，沒有曲折浪漫的愛情，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主人公一家在美國大蕭條時期的漂泊遭遇和樂觀信念卻讓感同身受，無法不被撼動。
農場青年Tom Joad在過失殺人的刑期期間獲得假釋，回鄉探望家人，卻發現滿目創痍，風沙肆虐，土地也被銀行拍賣給畜牧公司，農民們都被迫向西部轉移以尋求生計。於是Joad一家老小十幾口滿懷希望擠在一輛破舊超載的卡車裡開始了漫漫遷徙之途。他們從中部的俄克拉何馬向西穿越沙漠，一路上受盡旅途的艱辛和貧窮的困窘，Tom的爺爺奶奶難以支撐先後去世，幸虧有堅韌智慧的母親給予大家安慰和照料。
當全家終於到達加州的目的地時，卻發現這裡已經擠滿了受廣告吸引的中部破產農民，勞動力大大供過於求。在難民勉強暫時安身的營區里，和Joad一家同行的曾經的牧師Casy因為幫助被警察無理逮捕的人而被抓，Tom的妹婿也因失望拋下懷有身孕的妻子出走。
Joad一家在路上偶然得人指引來到一座果園工作，雖然暫時有了棲身之所和生活來源，但受到嚴密的盤查和監視。原來，果園一度因勞力過剩而下調薪水，工人們對此不滿而罷工，從監獄裡出來的Casy剛好是罷工的核心之一。Casy在保全的圍捕中被活活打死，無辜受牽連的Tom也被打傷並通緝，此時果園也決定繼續下調工錢，一家人不得不再次踏上旅途。
幾乎快走投無路時，他們到了一片與眾不同的難民營區，這裡實行社區自治，給每個人提供良好的生活和衛生條件，一家人終於找到一點久違的祥和快樂。然而社區卻受到政府里左翼分子的仇視，時時受到被破壞的威脅。受Casy啟發的Tom為使家人不因自己的記錄遭受威脅，在夜色中告別母親，一個人離開了。
憤怒的葡萄經過短暫的調整，Joad一家又繼續上路尋找生計了，雖然經歷了失去親人和尊嚴的打擊，以母親為代表的樂觀精神和對希望的執著，正是所有人在動盪的社會裡生生不息的原因。
電影配樂的主鏇律是那首淡淡哀傷的《紅河谷》 ：
Comeandsitbymysideifyouloveme
Donothastentobidmeadieu
ButremembertheRedRiverValley
Andthecowboywholovedyousotrue
片中Tom和著曲子跟母親歡快起舞時，仿佛之前的苦難都不曾發生過，他正像母親希望的那樣，沒有因為生活的艱辛和不公的對待而變得殘忍或瘋狂，或許會漂泊不定，但他已經覺醒到社會的動盪是人們苦難的真正原因，只有團結起來改變社會才能得到幸福。
電影對人性的表現自然鮮活，有一個場景是Tom的父親到加油站旁的咖啡館裡買麵包，他手頭拮据，堅持只肯買1毛錢，女招待一面不耐煩甚至鄙夷，一面又以低價賣他糖果給兩個年幼的孩子，父親的自嘲和對孩子的疼愛，利字當前時能夠保持善良，尊嚴掃地時仍然願意為愛付出，這樣的小光點都真實可信，仿佛在街角的某家小賣店裡就曾發生過。
至於主題中的控訴，讓我想起國中時政治課本里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指責--據說這就是導致經濟大蕭條的原因。影片中還若有若無地涉及了意識形態問題，那個自治社區就很有烏托邦的味道。不過這就是另外的話題了。
此片導演John Ford和女配角Jane Darwell在第十三屆奧斯卡上雙雙獲獎。導演得獎自不必說，這不是一部“大片”，但絕對是一部大電影，大時代的殘酷無情，大背景下個體的卑微和無奈，通過銀幕窺一葉落而知秋。扮演母親的JaneDarwell外表很像現在的CathyBates，表演樸實有力，演活了一個熱愛家庭和孩子，勤勞智慧、樂觀堅強的農民妻子和母親。其實Jane在演員表中僅次於Henry Fonda，在這部以群戲為主的電影中，說她是女主角一點也不為過，但評審會仍然以女配角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