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科學家以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直到出現意想不到的情況才方寸大亂。從轉基因作物到靈丹妙藥，甚至一些絕頂聰明的創意也會偏離正道。政治家也在從健康恐慌到戰後分贓的各種事件中感受到了這一定律的影響。
“安全”冰櫃
廚房裡的冰櫃曾背負無聲殺手的惡名。早期使用的製冷劑是二氧化硫等致命化合物，它們經常會滲漏出來，奪走睡夢中的一家人的生命。
1928年，美國化學家托馬斯·米奇利似乎找到了完美的解決辦法：一種完全無毒又穩定有效的製冷劑——氟里昂。
米奇利1944年長眠於地下時還以為自己造福了人類，但30年後，《自然》雜誌上的一篇論文首次指出，氟里昂會在陽光照射下分解，破壞地球臭氧層。到了1989年，南極洲上空發現臭氧層空洞，氟里昂被禁產。據目前估計，要用幾十年才能修復米奇利這項科學成就所造成的損害。
低焦油香菸
菸民都知道，焦油含量低的香菸比普通煙的害處要小得多，因為其中污染肺部的有害物質較少。已有約1/3的菸民改抽這種煙，但其實是自欺欺人：真正的危險在於煙霧中的化學物質，而焦油含量低的香菸會讓人更深地吸氣以獲得同等滿足感。這樣會使致癌煙霧更深地進入肺部，從而使患肺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更糟糕的是，新的調查指出，抽焦油含量低的香菸更難戒菸。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研究人員近期對約1.2萬名菸民展開調查，結果顯示抽這種煙的人戒菸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一半，因為他們認為自己面臨的健康危險較小。
調查人員稱，事實正好相反，因為這些菸民吞雲吐霧的時間較長，從而使肺吸入更多化學物質。
苦澀的轉基因果實
上世紀90年代，轉基因作物被讚譽為多年與傷害農作物的害蟲作鬥爭的一大突破。科學家給普通農作物添入特殊的基因，使其生成天然殺蟲劑，從而大大減少使用昂貴的化學品製成的殺蟲劑。
這至少從理論上成立，而且說服了中國農民：1992年他們率先種植轉基因作物。早期研究似乎證明了這一做法的優越性：專門對付棉鈴蟲的轉基因棉花所需的殺蟲劑要比普通品種少70%。但在今年年初，中國也率先發現了弊端。
在棉鈴蟲受到抑制的同時，其幼蟲的死亡為其它害蟲的大量繁殖創造了條件，尤其是盲蝽。為了消滅這些害蟲，農民不得不使用新型殺蟲劑，且每個生長季節要噴20次之多。這些額外費用幾乎抵消了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好處。
杞人憂天的代價
據柏林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吉格倫策教授稱，掌握意外後果定律能逃過死劫。他研究了公眾對9·11事件的反應，發現該事件果然導致人們普遍不願坐飛機。在襲擊過後的幾個月，因為擔心遭遇類似襲擊事件，很多美國人寧願開車去目的地。但這樣做帶來更多危險：美國每年死於車禍的人超過4萬。
通過分析車禍數據，吉格倫策教授發現，9·11以後的3個月當中，美國的車流量猛增5%，整整一年未恢復正常。據他估計，對乘飛機的無謂擔憂導致死於車禍的美國人增加了1500名。他呼籲政府提醒人們在遭遇襲擊後保持理性。
改進奇蹟的努力
如果說有一種藥幾乎包治百病，那肯定是阿司匹林。從心臟病到癌症，這種舉世聞名的止痛藥似乎處處有用。但有利必有弊：它會刺激胃，嚴重的引起內出血甚至死亡。
20世紀80年代，藥理學家發現阿司匹林是通過抑制兩種酶(COX-1和COX-2)來產生作用的。由於其藥效主要在於抑制COX-2，所以藥品公司開始尋找一種只對COX-2起作用的化合物。臨床試驗證明這種“COX-2抑制劑”似乎非常有前景，因為它具有阿司匹林所有的優點，副作用卻大大減少了。
但隨著這種藥品在1999年投放市場，奇蹟開始破滅。研究發現，儘管它們減少了胃出血的危險，卻使心臟病和中風的危險增加了一倍。到2004年，該藥品被撤出市場，大批患者要求索賠。
並非妙計
1967年3月，“托里峽谷”號超級油輪在蘭茲角漏油，嶄露頭角的生態保護運動趁機展示人類怎樣保護環境。救援小組迅速展開行動，在海上噴灑清潔劑降解浮油；海軍航空兵則試圖用凝固汽油彈燒掉浮油。此舉帶來嚴重後果，在泄油事件中倖存的海洋生物要么葬身火海，要么漸漸中毒。
1989年，埃克森公司的“瓦爾德斯”號油輪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灣觸礁，約1.5億升原油泄漏，引發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海洋環境災難。清理專家這次吸取前車之鑑，用熱水取代有害化學物質，使用高壓爆炸法去油。這使海岸線看起來安然無恙，卻使石油流到淺海區，禍及水下生物。同時，礁石上對石油耐受性較強的海洋生物被炸死或燙死，從漏油區救出的水獺被轉移到未受污染區，卻將病毒傳染給了健康的水獺。
喝酒的充分理由
1920年1月16日，為禁酒遊說幾十年的宗教團體終於如願以償，美國憲法第18次修正案在這一天生效，禁止銷售、生產或運輸酒精飲料。
隨之而來的影響非常有戲劇性：酒業垮了，帶來無數爭吵、槍戰、打罵妻子現象的老式酒吧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非法賣酒的暴力團伙，他們為爭奪黑市控制權而紛爭不斷，由此引發多起嚴重的暴力事件。
禁酒令還使地下酒吧紛紛湧現，人們在這裡非法買賣、飲用黑市酒水。它所產生的另一個意外後果是對嗜酒者的影響。酒鬼只要想辦法還是能喝到酒，但由於已頒布法律禁令，他們無法再得到政府的醫療幫助。
難咽的苦果
1995年10月，政府官員向服用第三代避孕藥的婦女發出緊急通告，因為有研究結果稱，這種藥品會使患深層靜脈血栓(DVT)的可能性加倍。專家譴責政府危言聳聽，因為DVT的危險性要遠遠小於墮胎或懷孕。
但人們還是恐慌起來：家庭醫生接到緊張不安的電話，第三代避孕藥銷量大減。官方數字顯示，墮胎率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上升了8%，這是自1990年以來首次出現上升。
原先的研究聲稱減少服用第三代避孕藥能使DVT患者相應減少，然而，2000年的調查數字顯示，截至1998年，服用新一代避孕藥的婦女人數從54%減少到14%，但其間DVT患者的數字卻絲毫未減。這一事實完全推翻了原有結論。
綏靖政策
罪有應得是世界通用法則。1919年，世人對發動一戰的德國人口誅筆伐，協約國決定懲罰同盟國，使一戰成為“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凡爾賽和約》應運而生，要求德國裁軍並放棄包括殖民地在內的大片領土，並要求德國賠款。
德國對和約條件提出抗議，堅稱這會招致災難。一些經濟學家也認為這會適得其反。果不其然，不到兩年，德國就開始拖欠賠款，迫使協約國減少數額，並在1932年徹底中止賠款。希特勒及其納粹黨利用了和約帶來的痛苦，於1933年上台。更具諷刺性的是，和約的懲罰性質也使很多英法人士支持綏靖政策。
《凡爾賽和約》成為意外後果定律最非同尋常的例證。但不幸中的萬幸是，它說明了懲罰性賠款會帶來的政治危險。美國在二戰結束後開展馬歇爾計畫，為歐洲國家(包括德國)注入大量資金，從而實現了《凡爾賽和約》所未能實現的和平共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