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物合一論

心物合一論亦被稱為“中性一元論”。意指既不屬於唯物論也不偏向唯心論的所謂“至中至正之理”。其中，”心“指精神、意識或靈魂，而”物“則指是身體 。 心物合一探討的就是人的活動過程中神形或心身關係問題的哲學思想 ，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所提出的哲學思想，主要包括“物質與精神合一”論、“心為本源”論和“兩個文明相待”論。

思想淵源

心物合一論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思想精髓，下承朱熹的“以‘理’‘性’配道，以‘氣’‘形’配器的……‘理氣二元論’”，這就在內在精神方面表現出了儒學思想的一般特徵 ，儒家的中心精神就是“天人合一” ，陳立夫就一再強調心物合一論最基本的理論來源是中國傳統儒家，周世輔亦在許多場合下明確表示，心物合一論源於“天人合一” 。

把傳統儒學的“天人合一”說看成是心物合一論的一個直接理論來源，無論從心物合一論的形式特徵或是內容規定上看，均能發現它所受“天人合一”的深刻影響。

歷史

民國元年(1912),中華民國剛剛成立,致力于振興中華的孫中山,即以為“破壞告終,建設伊始”,於是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之後投入建設事業的思考和實地考察。同年9月27日,在濟南各團體歡迎會的演講中,孫中山提出“所謂建設者,有精神之建設,有物質之建設”,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確把建設分為物質與精神兩大領域。同年10月23日,在安徽都督府歡迎會的演說中,孫中山對中國和外國“道德文明”和“物質文明”進行了比較,談及各方的優劣。民國6年7月2日,在廣東學界歡迎會上,他又坦然表示,欲著一書談中國的建設方略,並明示該書的大意“有精神上之建設,有實際(質)之建設”。民國7年至8年,孫中山先後完成了《實業計畫》和《孫文學說》,後來出版了合訂本《建國方略》。在該書中,孫中山分別對“物質”與“精神”(亦稱“心性”)兩個文明進行全面而系統的闡述,勾畫其具體的建設方案,明確提出“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相待,而後能進步”。民國9年,在為《大光明》年刊題詞時,又重申人類“不但須愛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須愛精神上之光明、心理上之光明”。此外孫中山的其他一些講演也涉及兩個文明的關係問題 。

《孫文主義》中,孫中山在闡述宇宙進化及人類起源問題時,涉及了物質與精神的問題,但沒有展開。民國10年(1921),孫中山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講(亦稱“軍人精神教育”)之前,曾在多次講話中談及“物質之文明”與“精神之文明”的問題,但明確地闡述“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卻是在此次講演中。孫中山在強調“精神”對軍人的重要性時,提出“物質與精神合一”論 。

民國12年至13年(1923~1924)間所作的多次演講,如“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黨員的演說”、“在各軍將領會上的演說”、“對國民黨黨員的演說”等,都集中就革命的未來發展與“民心”的關係進一步闡發了“心為萬事之本源”的思想 。

主要內容

物質與精神合一

孫文在對粵軍演講中首提“物質精神合一論”

孫中山認為,世界上事物紛繁複雜,多種多樣,但“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孫中山列舉種種事例,宇宙間如風、水、動植物,房子裡的“茶杯、木頭、手錶”是物質,人體的五官百骸是物質,“元素合而成物質”,星雲、電子、元素、地球是物質,戰爭中“武器為物質”等。什麼是精神,孫中山認為,簡單而言,“凡非物質者,即為精神”,人的語言行動,便是精神所支配,“智、仁、勇三者,即為軍人精神之要素”。孫中山認為,物質與精神“二者本為合一”,“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互為用”。孫中山借用中國哲學的“體”與“用”範疇,具體闡述二者的關係,指出“體”即物質,“用”即精神,物質是派生精神的主體,精神是物質體現的作用,沒有物質“不能體現精神”,但又不能“專恃物質”。如人的一身五官百骸是“物質”,是“體”,能言語動作便是“用”,是由精神所作為,“二者相輔,不可分離”,如果“喪失精神”,那么雖有五官百骸,也不能言語動作。可見“體”不能離“用”,“用”亦不能離“體”。
孫中山的“物質與精神合一”論,雖主張物質與精神相互為用,但更強調人的精神的巨大作用。認為物質與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孫中山認定,精神為人所特有,光有物質那個“體”,沒有精神那個“用”,“必非人類”,正因為人類有精神而區別於其他動物,並能駕馭其他動物,就好像人的力不如牛,但一小童能用一根繩子牽引牛,如意地往東或往西走。

物質與精神合一論,揭示了“物質”的內涵和“精神”的內涵,闡述了物質與精神二者相統一的關係。它是孫中山建築其整個哲學體系的理論基點,以及關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待互動思想的理論依據 。

心為本源

《孫文學說》,從哲學的高度總結自辛亥革命以後的歷史經驗,提出“心為萬事之本”的理論。他一方面承傳中國古代的心學思想,另方面又從革命實踐中領悟到“心理”作用的重要。認為革命所以受挫、建設無法開展,是由於人們的心理存在障礙,由是而力圖通過揭示“心”的作用而喚起民眾,以掃清革命與建設的路障。這一思想貫穿於孫中山自始以後的後半生。晚年,孫中山在改組國民黨、重釋三民主義時,仍堅持“心為萬事之本源”的思想 。

心生鏡像，本源相同

孫中山提出“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認為心是萬事的本源,天下世事,無非是人們的心理的表現,不論國家或政治,無非是“一人群心理”的“現象”。因此,孫中山認定“心”的作用甚大,它決定政治的好壞、事情的勝敗,只要有信心去辦,移山倒海的難事也能成功,而無心去辦,再容易的事情,也無法辦成。由此孫中山進而推斷,“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他舉例如辛亥革命期間,清之所以亡,“是亡於他們失去了這個根本”,而民國所以成,就是成於“得了這個根本”,“革命行動而欠缺人民心力,無疑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建設時期,“改造人心”便是國家的“基礎革新”,國家有了新基礎,就好像新屋建成了屋基,然後築牆和上樑就容易。
孫中山沿用中國傳統“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攻心為上”的思想,把“心為萬事之本源”的哲學思想運用於革命和技術實踐,從而提出富於指導意義的策略思想,諸如破“知難行易”立“知難行易”的思維方式,掃除革命和建設中的心理障礙;確認革命黨本身的力量,便是“人民之心力”,“人民之力”與“兵力”“並行”,但以人民之力“做基礎”,為最可靠;主張“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就是沒有“錢”和“彈”,也能打勝仗,也能統一中國;確認“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國”。至於如何得人心,孫中山提出把三民主義宣傳到全國,使全國人民都“贊成”和“歡迎”,也就是用三民主義“去統一全國人民的心理”。但“心為本原”論有過於誇大精神與意識作用的傾向。

“心為本源”論,高度肯定了人的主觀精神的能動性作用,揭示人的精神對革命與建設的成敗、國家的興衰、事情的成敗的關係,它成為孫中山注重民意、關切民生,並重視激勵革命精神和調動人的積極因素的理論依據,成為他晚年注重宣傳“主義”,以“主義”團結民眾的理論依據。但“心為本原”論有過於誇大精神與意識作用的傾向 。

兩個文明相待

兩個文明相待論,以區分物質文明與精神(心性)文明為理論前提。孫中山認為,宇宙現象“不外物質與精神”,因而社會建設也就包括物質方面的建設和精神方面的建設。物質文明建設“就是工業和各種實業”,即以發展實業為物質建設的內容;精神文明建設則不僅包括“政治修明”,還包括變革傳統的思維方式,進行道德倫理建設和國民形象建設。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待保持平衡

兩個文明相待論,以“物質與精神合一”為理論基礎。孫中山認為,物質與精神雖相對立,但又不可相分,二者“相輔為用”,“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又不能“專恃物質”,物質為精神之“體”,精神為物質之“用” 。

兩個文明相待論的核心內容,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彼此“相待”。所謂“相待”,孫中山認為,即“相對”、“相輔”,也就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二者共存於統一體中,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兼容、相互促進、同步發展。只有兩個文明相待互動,人類社會才能發展 。

兩個文明相待論,是對中國和西方社會文明建設經驗的總結。孫中山看到,由於歷史的原因,在過去的時代里,不論是中國或西方,兩個文明建設雖共存於一個社會,但往往不能同步發展,常常出現不相協調。如中國歷來注重“心性”而輕視“物質”,“道德文明比外國人高”,“物質文明”卻“不及外國人”,特別是“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故影響了“心性文明”的發展,而素重“物質”的西方,因輕視“道德文明”,使物質的進步反給人類帶來“惡果” 。

兩個文明相待論,揭示了社會文明建設中物質與精神兩大領域同時協調發展的必然,提出了兩個文明相待互動的策略思想。

評價

一種觀點認為是二元論或唯心主義。

如有論者則認為:在物質和精神的關係方面,孫中山把物質和精神看作兩個平行的實體,將精神與物質並列同作為世界的本原,混淆物質與精神的界限。孫中山還將哲學意義上的“物質”與平常物體混為一談 。

相反論者則認為在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上,孫中山堅持了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自然觀,把物質看作第一性、本源的,把精神看作第二性的、派生的,二者是“體”與“用”的關係 。

蔣介石本人在談到三民主義哲學基礎的時候這樣寫道：“承認精神與物質均為本體之一部分，既不是對立的，也不是分離的，物質不能離精神而存在，精神不能離物質而存在，宇宙本體應是心物合一的，宇宙與人生都必須從心物合一論上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