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求知錄

從實求知錄

《從實求知錄》,是費孝通最近幾年發表的學術反思文章的結集。為什麼叫《從實求知錄》呢?意思是書裡邊記錄了費孝通從實際中得到知識的經過。費孝通自己講:這些年來所得到的知識很少,也不見得都正確,但是我確實是從實際生活當中得到的。這本書就是講作者這一個人求知的經過,從中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在六十年里的發展脈絡和發展的過程。

簡介

從反思到文化自覺和交流

我這篇文字,其實不僅是我個人的學術反思,思想的再思考,也是對我所學到的社會人類學的反思,對社會人類學這門學科還可以說是一種文化自覺的嘗試。

我覺得,人類學也好,社會學也好,從一開始,就是要認識文化,認識社會。這個認識過程的起點,是在認識自己。我這個人作為一個生物體,是在既定的文化裡邊長起來的,一切離不開自己所屬的文化。但是儘管如此,要了解自己所處的文化,這個事情並不容易。我記得一九七九年我訪問芝加哥的時候,已經提出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這件事,主張進行文化之間的交流。跨文化交流的基礎,就是得從認識自己開始。我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認識自己。搞了這么多年,寫了不少文章,也只能說是認識自己的開始。

文化,我叫它是個人造的人文世界。這個人文世界是我們的祖先和我們自己造出來的。造得怎么樣呢?我們自己生活在裡邊,可是並不清楚這個問題,從來也沒有人對我們講過。我老了,想要看一看,自己從國小來的這一套文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它的內容是什麼樣的,怎么去分析它,怎么去理解它,看它在我們生活上發生了些什麼作用,又怎樣發生變化,它是怎么變動的,為什麼變動,動到哪兒去……

這些問題,我認為就是人類學者、社會學者要去觀察和研究的題目。也就是說,要用我們所掌握的認識客觀事物的科學方法,直接去看、去觀察、去分析社會生活里的事實、秩序、格局和基本規律。這既是在認識社會、認識世界,也是在認識自己。這樣得來的認識才能運用來滿足我們生活的要求。
晚上,我得到一本北大出版社剛剛出版的我自己寫的書,書名叫《從實求知錄》,是我最近幾年發表的學術反思文章的結集。為什麼叫《從實求知錄》呢?意思是書裡邊記錄了我從實際中得到知識的經過。我這些年來所得到的知識很少,也不見得都正確,但是我確實是從實際生活當中得到的。這本書就是講我這一個人求知的經過,從中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在六十年里的發展脈絡和發展的過程。

自我的認識

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我覺得自己有點老了。以前我沒有感到自己是個老人,這是老實話,就像孔子說的,“不知老之將至”。一九九五年以後,做事情有點力不從心了,感覺到有個“老”字來了。講話的時間一長就講不動了,走路要人扶著了,一樣一樣地表現了出來。總的感覺是力不從心。心裡邊還想著做這個做那個,可是實際上做不來了。我這個生物體和在人文世界裡形成的精神要求合不到一塊了。感覺到自己老了之後,我就在考慮一個問題。我雖然老了,可還沒有死。從老到死還有一段時間,叫“老而未死”。老而未死這段時間裡邊,我應當做些什麼事情呢?中國人有個說法,叫“身後之事”,我也開始考慮身後之事了。從前寫《生育制度》的時候,我發揮過一個觀點,認為社會同人一樣,都有新陳代謝,英文裡邊叫做metabolism。我為此專門創製了一個名詞,叫“社會繼替”。社會自身的發展,要求人口不斷地再生產。新的進去,老的退出來。退出來的過程中,有一個老而未死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他會想一個問題,即個體受到生物體的限制,不能再活下去了。這是上帝決定的。中國人叫“命”。天命如此。到這個時候,人會感覺到,有個東西在自己死後還會繼續延長下去,這就是人文世界。想到這一點,會產生一種感覺,想再做點事情,留點影響給身後的世界。我在一九九五年之後,開始考慮這個身後之事。想到的具體要做的事情,是寫我的反思文章。回頭去看去想自己思想的來路和過程,看看這套想法是怎么來的。我想自己大概還有幾年的時間,能用來回頭看看自己寫過點什麼,為什麼這么寫,寫得對不對,自己做點反思,進行自我批判。也就是要自己看自己。後來我又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看人看我》,意思是看看人家是怎么看我的,看看我寫的文章起了點什麼作用。這事情很有趣味。大家到了我這個年齡,可以試一試。自己看自己,批評自己,再看別人怎么看自己、批評自己,不僅有趣,而且可以有啟發。通過這樣的思考,可以對問題看得深一點。
我怎么去進行反思的呢?一個辦法,是在我的老師身上做文章。思想有它的來源的。我學的這套東西哪兒來的呢?我的思想哪兒來的呢?應該說是從我的老師那兒來的。我的幾個老師當中,第一個影響我的是吳文藻先生,第二個是潘光旦先生,然後是三個外國人,一是Park,二是Shirokogorov,三是Malinowski。作為學生,我從這些老師身上得到些什麼呢?關於吳文藻先生,我寫了一篇文章,叫《開風氣,育人才》。他在中國提出來了兩個重要思想,一個是社會學中國化,一個是把人類學和社會學結合起來,運用人類學的方法發展中國的社會學,從實際調查中出思想,出理論。潘先生對我影響比較重要的思想是“兩個世界”,一是人同物的關係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關係的世界。我在潘先生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人文世界”這個概念。我這個概念是從潘先生的思想裡邊來的。

影響

對人文世界怎么理解呢?這個話要說得遠了,意思也深了。太史公司馬遷寫《史記》,是承父命。他的父親要他做的事情,總起來講是兩句話:一是究天人之際,二是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際”是什麼意思呢?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天是指自然世界,人是從自然界裡邊發展出來的,天人之際就是人在這個自然世界裡邊處的地位。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天外來客。人逃不出這個客觀的自然世界,但是人有能力可以利用這個自然世界來創造一個人文世界,用人文世界來利用自然以取得人的生存和發展。這使人既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世界的對立面。Malinowski的一個關鍵思想是,文化是人造的東西,是為了人的需要而造的。在自然界裡邊,從沒有生命的狀態里出現了生命,又從生命裡邊出現了文化。這個過程到如今還沒有完,還在進化,還在發展。連起來看,就是歷史。要弄清楚這一套,就需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也可以說是中國人歷來做學問的基本內容。人的知識,大概就是從這一“究”一“通”當中來的。根據我的理解,人類學、社會學的目標,也可以表述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個話,古人早就說清楚了,但是我們還不大明白。

我確實感到時間不多了,力不從心了。Raushenbush寫的Park傳的最後一章題目是“So Little Time”。時間之少,生命之短,到老才體會得真切。我真是覺得整天想問題都來不及,更不用說把問題想明白再寫出來。
我在反思的時候,先回到自己老師那裡。這一來,我發現自己對幾個老師的東西都沒有吃透。要真正理解上一輩人並不容易。我在看什麼書呢?講講也許很有意思。我在看幾本傳記。陳寅恪、顧頡剛、傅斯年,還有錢穆,這些人的傳記很吸引我。他們是我的上一輩人。我想看看他們一生關切的是什麼問題,他們這代人是怎么過來的,這裡邊很有意思。顧頡剛是我的同鄉,儘管相差一代,他所處的文化背景,和我的還有很大相同之處,所以他講的話我很熟悉。從傳記裡邊看到他的很多苦衷,我很能體會其中的原因。我看這些人的傳記,是想爭取多懂得他們一點,也是想多懂得自己一點。

關於老師

在我的老師裡邊,中國的老師,只是差了一代,理解他們就不大容易了。外國老師理解起來就更不容易。Shirokogorov寫了很多東西,我也看過不少,可是我還不能說自己懂得這位老師。我跟他學體質人類學,他對我影響很大。這種影響從當時一直持續。我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覺得是自己的發明,還很神氣。如今一看,Shirokogorov早就講了。今天我把這個話說明,這是Shirokogorov影響我的學術思想的一個例證。
我從暑假開始,看Malinowski的一本書,The Dynamics of CultureChange。我好好讀了一遍。我應當說明,這是My teacher in my eyes,只是我眼中的老師和他的想法,是我的理解。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從這本書裡邊看到了Malinowski學術思想的具體變化和發展。他最早成名的著作和他早年的文化理論,是從他參與Trobriand土人的實際生活裡邊出來的。Trobriand那個地方,有點像中國的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描寫的那個樣子,是個孤立的、封閉的、靜態的文化。Malinowski確實是很深入地理解了Trobriand島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從中看出來了文化表格,即文化的結構,寫出了《文化論》。後來他到了倫敦,做了教授,就不同了,他不再到Trobriand去了。他要考慮下一步怎么辦,人類學往哪兒去。他後來接觸到了非洲殖民地上土人的情況,看到當地的原有文化快要被西方殖民主義破壞盡了,他心裡不舒服,對殖民主義這一套很反感。他希望還能保留住原來的本土文化。Malinowski當時的心情,可能跟我在一九五七年時候的想法有點類似,想憑藉自己的知識去改造天下,像唐吉訶德。他熱心於套用社會學,想改造殖民主義,為殖民地的人民做點好事。這與總的形勢是衝突的,成了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靠書生去改變它也是勞而無功的。但是在這一段經歷當中,Malinowski卻看到了一個正在發生文化巨變的社會,看到了文化變遷的現實,這使他後來寫出了《文化動態論》。這是人類學歷史上的一個很大的轉折,從靜態的分析轉向了動態的研究。他把這個轉折作為一個人類學的大題目,認為新的人類學必須以對變動中的文化的研究作為自己的主題。他明確地提出了這個主題。可是人生有限,他沒有機會由自己來完成這么一個主題的轉折了。
Malinowski的學術思想,始終沒有離開他所接觸到的實際。實際是靜態的,他的思想也是靜態的。實際發生變化,他的思想也發生變化,他的理論也發生變化。我們看書不能不看人,要看是誰寫的,什麼時候寫的,為什麼這么寫的,為什麼有這套思想。弄清楚這些,才能理解作者,懂得作者。Malinowski在人類學上的貢獻,就是實現了從書本到實地調查,從靜態研究到動態研究,並倡導從對野蠻人的研究轉向對文明世界的研究。
今天的人類學、社會學的主題又是什麼呢?這是我們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我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看清楚我們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大環境裡邊,看清楚全人類的文化是在怎么變化,這樣才能看到我們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說,先要定好位,才好往前走。這裡邊的意思,還是我反覆強調的一條,不能脫離實際,要堅持從實求知。當前最大的實際,就是人類社會從二十世紀向二十一世紀過渡時期的文化變遷。

背景

一九八九年,我參加過一個國際兒童教育方面的學術會議。我在會上說,在兒童教育方面,當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為他們準備一個能適應二十一世紀人類生活的腦筋。二十一世紀會是個什麼局面呢?這個話要從二十世紀說起。我曾經用過一個比喻性的說法,說二十世紀是一個世界性的戰國世紀。意思是這樣一個格局中有一個前景,就是一個個分裂的文化集團會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一個多元一體的國際社會。我覺得人類的文化正處在世界文化統一體形成的前夕。要形成一個統一體,而又尚未形成。要成而未成的這樣一個時期,就表現出了“戰國”的特點。這個特點裡邊有一個方向,就是多元一體的世界文化的出現。我們要看清楚這個方向,向這個方向努力,為它準備條件。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老在那兒打來打去,不知道什麼時候什麼人發了昏,扔個核子彈,毀滅整個人類社會,即使人類沒有全部毀滅,文化也得重新再從頭創造一遍。我們要避免人類歷史的重新來一遍,大家得想辦法先能共同生存下去,和平共處。再進一步,能相互合作,促進一個和平的共同文化的出現。這個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 我雖然是看不到這一天了,但是可以想像天下大同的景象,而且還想通過做的事情來影響這個鼓舞人心的前景。所以,我還在想身後之事。不能說我快死了,看不到那一天了,就跟我沒什麼關係了。中國人不這么想問題的。我雖然快死了,文化還存在,人類還存在,地球上的人還得活下去。活下去就會碰到這個問題,就得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有責任為後來的人們想想問題,做點準備。怎么準備呢?要形成一個世界文化統一體,首先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個文化集團,每個文化集團是什麼樣子,和平共處的關鍵在什麼地方。思考這些問題時,可以回到Malinowski那裡去。他在《文化動態論》中得出一個值得我們發揮的結論:人類必須有一個共同的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從交流而融合。這個結論很重要,是他從非洲殖民地上看出來的。換句話說,殖民主義不可能解決文化共存的問題。我們中國人講,以力服人為之霸,以理服人為之王。霸道統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歸心,進入大同。維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後會導致原子戰爭,大家同歸於盡。我希望避免同歸於盡,實現天下大同。所以我在七十歲生日那天提出這樣的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北京大學 費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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