徑直思維與螺旋思維
漢語的思維模式———開放螺旋型，的東方語言文化思維模式,也可以被認作為歸納式的思維模式。[2]這種思維模式會導致在口語表達中信息的層層鋪陳,核心信息被置於最後。表達中習慣由遠及近,自大到小,體現前因後果。
英語思維模式———直線型，這種先表達核心信息或者觀點,再進行論述的方式就是典型的,也可以被認作為演繹式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往往體現為表達上的先主後次,先概括後細節,先抽象後具體。
美國學者Robert Kaplan (1972)認為:英語思維模式是直線式的,以主題句(topic sentence)開始,一層層展開主題,而後分點論述;東方人的思維模式是螺旋式,即說話時“繞彎子” ,往往繞著主題外圍轉而不從主題直接入手展開討論。根據Kaplan,英語線形思維模式源於歐洲人的文化模式。這一模式也稱亞里斯多德線條式(Aristotelian-linear),是從古希臘哲學家們那兒繼承下來,最後被羅馬、中世紀歐洲和後來西方的思想家們所規定成形的。這與英美人崇尚“獨立、不同於他人”的社會文化觀念,外露、直率的民族性格和直截了當的思維習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在中國,老子、莊子、孔子以及孟子講的多半都是為人處世、治學之道,如儒家處世哲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等狹隘保守的思想意識助長了民族性格的內向性,使得語言在思維模式上總是體現在隱隱約約、曲曲折折的意識過程之中。
英文語篇一般按照一條直線進行展開,往往先陳述段落的中心思想,接著分點說明,而後收尾。主題句(topic sentence)前或後面的每個句子都必須與中心思想緊密相關,而且細節的發展都用上不同的標記語來保持段落的連貫性。
漢語與英語思維方式的差異
英語文化和漢語文化而言,國內外學者至少指出了以下三種英漢思維方式差異。
第一種差別是漢語文化偏好形象思維,英語文化偏好抽象思維。(關世傑1995)漢語文化偏好形象思維,所以在漢語古典文學作品中形象類比的手法俯拾皆是。既使在非文學的文章或材料中形象比喻也廣泛使用,例如武術動作的名稱,建築部件的名稱,乃至中成藥的命名等都充滿了神奇的比喻,讓人聯想不已。西方文化從亞里士多德時代起就有了形式邏輯理論。三段論推理成了西方人思維的基石。複雜的語法系統的發展,形式化數學的成熟都是以抽象思維為基礎的。形象思維對於文學來說當然必不可少,但對於非文學來說,卻缺少精確的定義和準確的分析和描述,往往容易滯於表面,不能深入事物本質,雖然生動易懂。
第二種差別是漢語文化偏好綜合思維,英語文化偏好分析思維。(關世傑1995)愛好綜合思維的中國人習慣於在考慮某一問題時從整體上把握對象,喜歡概括性結論,但是容易疏忽局部的分析和描述;而愛好分析思維的西方人習慣於在考慮問題時將一個完整的對象分解成各個組成部分,即先從局部著手探討,然後將各個局部得來的結果聯合成整體。綜合思維和分析思維,作為思維方法,兩者並無優劣之分。不過,綜合思維是以經驗為基礎,強調直覺。因此如果不和分析思維相結合,用綜合思維方法得來的結果容易忽視事物的內部本質,而僅僅獲得事物的模糊的整體印象。另一方面,分析思維固然容易深入事物的本質,但如果不和綜合思維相結合,則容易犯片面性錯誤。
第三種漢語文化和英語文化在思維方面的差異,實際上是1966年由美國人卡普蘭(Bobert.Kaplan)提出來的。這個差異就是:英語文化的思維方式是直線式的,而漢語文化的思維方式是螺旋式的。卡普蘭對在美國留學的使用不同母語的外國學生的英語短文或段落進行了系列分析,發現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寫的英語文章的布局結構有著明顯的不同。既使這些學生的英語文章沒有明顯的句法錯誤,他們的文章也未必是好文章,因為他們沒有很好地掌握英語文化的思維方法,。卡普蘭通過對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英語文章的分析,指出不同文化修辭方面的差異表現出其思維方法上的差異。他描繪出漢語文化的思維是螺旋型的,而英語文化的思維是直線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