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0歲出外賣藝，1958年獲四川省首屆匯演三等獎，《一雙繡花鞋》通過他的評書在重慶廣為流傳。長於說《紅岩》等長篇故事，豐富了評書藝術，受到中宣部、文化部好評。
個人專輯《從腳說起》獲中國曲藝牡丹獎，曾被中國文聯授予“名家金牌”。曾在巴國城開闢《街頭書壇》，為民眾講說《重慶漫談》、《巴渝笑談》、《今古傳奇》、《乾隆戲小嵐》等傳統經典名段。2008年獲中國文聯、中國曲協牡丹獎終身成就獎。
![徐勍[名評書藝術家]](/img/c/f9c/nBnauM3XzQjNwQzNwUzN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1czL1I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徐勍[名評書藝術家] 徐勍：評書藝術家，國家一級演員，1936年生於重慶市江津。現為中國曲藝家協會理事，重慶市曲藝家協會榮譽理事。原四川省曲協副主席，重慶曲藝團藝術顧問。九歲喪母，父被抓丁，童年無家可歸，為謀生計，提籃小賣，出入茶館，喜聽評書。1947年秋，開始跟師學藝，從此走上從藝說書之道。1958年獲四川省首屆曲藝匯演三等獎，同年到北京參加全國首屆曲藝匯演，在中南海懷仁堂受到周恩來、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61年改編並說《王若飛在獄中》好評如潮。1963年說《紅岩》受中宣部、文化部好評。1964年改編《奪印》在《四川文學》連載，後四川出版社出版，《光明日報》專題報導。1975年說《石頭後面》獲好評，中國唱片社出版發行。1979年出席全國第四屆文代會。1980年出版個人專輯《從腳說起》。1995年獲全國曲藝牡丹獎，1998年被中國文聯授予“名家金牌”。1998年秋出版《口舌人生》，中央電視台《夕陽紅》欄目作了專題報導。曾應北京軍區戰友話劇團之邀，出演一代偉人鄧小平。對自己幾十年的“口舌人生”，徐勍曾於1988年作詩自勉。詩曰：少小失慈母，自強一頑童。藝海苦作舟，跟黨拜工農。為人民說書，搖唇費心囊。書山勤為徑，直身攀高峰。
個人經歷
徐勍，把評書說進了中南海
學藝
出道
徐勍的多重人生，應該是從旁聽生開始的。他旁聽的不是哪所大學的名師課程，而是解放前被視為“下九流”的說書人的茶館演繹；只有國小三年級文化，卻硬是憑自己的刻苦鑽研，把評書講進了中南海懷仁堂；他上台從不化妝，卻演繹出萬千人生、世態炎涼……
昨天，坐在重慶晨報記者鏡頭前的徐勍雖已75歲高齡，但仍精神矍鑠、思維敏捷。整個訪談中，這位中國文聯、曲協牡丹獎終身成就獎得主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僅僅是一個草根藝人，“為人民說書、說好書，我就很滿足了。”
學藝
街邊茶館裡的“旁聽生”
走上說書這條路，在徐勍看來最初根本和藝術無關，完全是迫於生計。徐勍小時候家裡很窮，“窮到什麼程度？因為養不起，父親狠心把妹妹送了人。”加上後來母親辭世，自己只好浪跡街頭。喜歡開玩笑的徐勍用頗有些自嘲的口吻說，“如果用現在的說法來看，我差點就成了問題兒童。”這一年，徐勍剛剛10歲。
因為生計所迫，流浪街頭的徐勍最初想在茶館周邊賣點菸，以維持最基本的溫飽，但“沒做多久就因為生意實在慘澹，難以為繼了”。喜歡聽書的徐勍動起了拜師學藝的腦筋。
“一個小孩子，又沒人引薦，說書老師哪可能相信（你的誠意）。”徐勍說，自己只好先硬著頭皮上，在魚洞江邊的河壩里扯開圈子講，“真是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徐勍說，當時上午去茶館旁聽，下午就到河壩里自己開講。“我至今都記得，我自己扯開場子，第一場講的是《三俠五義》。”
出道
睡茶館衣服曾被偷得精光
憑藉自己的天賦，徐勍把自己說書的小場子搞得有聲有色。年僅10歲的小說書人的名聲很快就傳到了老師那裡，“老師看到都是既成事實了，也就收了我做徒弟。當時吃住都包，我的生計問題才徹底解決了。”
徐勍回憶那段時間，晚上聽老師說書，次日早起給老師打好洗臉水，就給老師複述頭晚的學習成果，“《幼學瓊林》我就是那個時候看的。”
1949年，13歲的徐勍出師了。“為了慶祝，老師專門送給我一套對襟長衫和一雙二手店淘來的皮鞋。那雙皮鞋擦得鋥亮，也像那么回事。”徐勍的說書人生涯也由此正式揭幕。
“我說書的首站是磁器口的茶館。說是茶館，其實只有一個頂棚。晚上也住不起客棧，就找茶館老闆租一床鋪蓋，兩張桌子一拼，衣服脫下來當枕頭就睡覺。”徐勍說，自己最窘迫時，是當枕頭的衣服掉到地上被人偷了，第二天還是靠同行資助衣服才得以見人。“後來，說書賺了錢我才到較場口買了新衣服。”
信仰
跟黨走就是我一生的信仰
“我純屬草根藝人。”在我們的訪問中，徐勍至少把這句話重複了三遍。唯讀到國小三年級的他接受更多的教育，全都是在解放以後。“1952年到1956年，我在鄰水話劇團時才讀了一些莫泊桑、傑克倫敦等名家的文學作品。”
但對徐勍來說，解放給自己帶來的更大的轉變是找到了信仰。“我知道了我要做什麼樣的人。”徐勍坦言，“說書的在解放前就是下九流、跑江湖的，但解放後我們是文藝工作者了。”徐勍說，自己對文藝工作者的理解就是“跟著黨走，為人民說新書、說好書。”徐勍已經記不清自己究竟創作了多少故事，但1970年代就已享譽西南的他說，“我的想法始終是，願意做一塊發動民眾講故事的墊腳石。”
除了在藝術方面，當上重慶曲藝團副團長的徐勍對團里的演職人員也非常關心。巡迴演出中，有了一點積余，就千方百計為團里的同志送回當地的特產，以期改善一下生活。
1981年，川渝多地遭遇洪災，徐勍率團到廣漢義演。不僅收入全部都捐了，就連對方送來犒勞他們的35斤白糖，徐勍也僅留下一斤給團里的病號。“當時好多演員都是拔掉吊針就上台表演。”
為人
不虛浮、不誇張、要真實
關於徐勍的“嘴上人生”，早在多年前就有朋友為他寫過書，但“我看過後覺得還是有點過了”。徐勍說，“關於自己的書，我一直都有一個要求，一定不要發（同領導的）合影。我不希望站在他人的肩上出名。”徐勍表示，如果要別人評價自己，自己的要求一定是不虛浮、不誇張。
正是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成就了徐勍藝術上的成就。“其實我就是一個人不化妝，演很多人的故事。”徐勍說，在自己看來評書是一項易學難精的藝術。“我徒弟很多，但說書成才的很少。”
徐勍多少有些感慨地說，“現在年輕人接觸的不是上網就是電視，藝術氛圍遠不比當年了。”在徐勍看來，一個好的說書人博聞強記只能算是基本功，故事裡要能提綱挈領才是真功夫。徐勍坦言，在繼承人方面，自己確實有些擔憂。“我有一個現在讀高三的徒弟，各方面來看都還不錯，但誰能預言他今後作何選擇。”
雖已75歲高齡，但徐勍的精神和思維敏捷程度仍令人嘆服。“近年很火的《百家講壇》主要就是評嘛，如果從我們說書的角度講，它的演繹太少了。還有一些人是只有對新世界橫向的認識，缺少對歷史的縱向認識。”
徐勍坦言，自己現在偶爾寫寫字，看看關於革命抗戰的電視劇和新聞。雖然很少再說書，但公益和培訓活動自己還是儘量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