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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加存》：
徐加存
1977年出生於山東萊蕪。
2000年畢業於山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
2000年自願赴西藏工作，任教於西藏拉薩高等師範專科學校。
2008年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獲碩士學位，師從劉進安先生。
現任職於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
展覽：
2010年“狀態”五人水墨作品展(北京798宏藝術中心)
“數風流人物——2170中國畫展”(南京養墨堂美術館)
“自然”當代山水畫邀請展(南京鳳凰美術館)
當代中國水墨“壹零展”(天津芒果酒吧)
2009年“相由心生——當代學院水墨現象邀請展”(北京繁星美術館)
“水墨新銳五年回顧展”(北京文津國際藝術中心)
“反映”當代藝術展(蘇州本色美術館)
“以心接物——首師水墨劉進安教授工作室教學成果展”
(北京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
山東當代著名書畫家作品展(濟南山東省美術館美術館)
“轉向與關聯——水墨材料生命的倪端”作品展(北京環鐵時代美術館)
“天工開悟”學院當代藝術作品邀請展(北京環鐵時代美術館)
“融、聚”2009中國國家畫院學術邀請展(北京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
“數風流人物——2170中國畫展”(南京江蘇省美術館)
“四門陣”今派傳承當代水墨主題展(北京今日美術館)
2008年“當代著名畫家九人作品展”(山東集文齋畫廊)
“21世紀當代水墨學術展”(北京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
“第六屆深圳國際水墨雙年展”(深圳深圳博物館)
“水墨235'’巡展(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美術館)
“水墨新銳年展”(北京橋藝術中心)
“2008青澀創想年度提名展”(北京今日美術館)
“2008當代百人百幅作品邀請展”(北京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
“2008中國水墨年度匯展”(北京環鐵時代美術館)
“就是她他們”作品展(北京就是畫廊)
“宋莊製造3”水與墨專題展(北京上上美術館)
“學院新方陣”當代中國青年水墨畫名家邀請展(上海上海朱屺瞻藝術館)
“向內的延伸”徐加存、王金峰水墨作品展(濟南東方現代藝術館)
“永恆的經典”《中國畫苑》當代中國畫邀請展(北京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
2007年“水墨新銳年展”(北京炎黃藝術館、濟南東方現代藝術館)
“走進經典——2007水墨畫邀請展”(成都杜甫草堂)
“山東省當代青年藝術雙年展”(濟南東方現代藝術館)
“上海青年美術大展”(上海劉海粟美術館)
2006年“2006青澀創想年度提名展”(北京今日美術館)
後記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水墨性話語的現代轉換已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主體性問題之一，當代水墨也因此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藝術表現形式的多元帶來了我們態度上遲來已久的“寬容”。當代水墨處於一個文化與藝術日益多元化的語境之中，水墨媒材被放置在更為廣闊的場景和情境中進行多樣化的探索。儘管如此，當代水墨仍有許多可待探討之議題。
可以看到，70後一代的水墨藝術家們已經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了極具個性化的回答。
——他們以各自的個性、藝術風格和生活經歷，展開對當代文化尤其是對水墨美學的內涵延續，及當代多元性的不同嘗試，拓展了“水墨”這一語言表達的新領域。
——他們更加注重自我意識和生存體驗的強烈陳述。他們既不將自己置身於“都市群體”之外，進行“旁觀客”一般的“反思”，也不會以一種“老練”的心態去冷靜揣摩應對身處此境的“策略”與“招式”，而是自由生長，融會貫通。
序言
世上本沒有“水墨”的說法，即如世上本沒有“中國畫”的說法。“中國畫”是20世紀初對應於“西畫”的大量引入而與之相區別的概念生成，“水墨”則是以改革開放後中國藝術向當代劇烈轉型為背景而被普遍認同的關鍵字匯。因此“水墨”從一開始就與當代性的藝術創作密切關聯，體現出了所謂“前衛性”、“實驗性”、“批判性”的特徵，也因為如此，“水墨”是三十年來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了無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和眾所周知的卓越成就。
“水墨”不同於“筆墨”，所謂的“筆墨”更多的是對傳統程式的總結與提煉，雖然這些總結與提煉也隱含著情感精神的理解和氣質人格的認同，但是“筆墨”所討論的還是創作的實現手段，以及作品最終面貌的有效控制和達成。“水墨”不同於“水墨”，從表面上來看，“水墨”看似即如“油畫”、“版畫”、“雕塑”等等的概念，是以所謂的材質加以命名的方式，然而“水墨”的意義並非僅僅是某種根據材質的刻意界定，它轉而強調的是創作的觀念和實驗的過程，以及在當代語境之中針對創新求變的價值追求。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水墨”，大致自80年代的“顛復與反叛”，經90年代的“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構”，漸而在新世紀展現出了更加多元化的思考維向。因為，“顛復與反叛”所體現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初西方現代文化衝擊下中國藝術變革的熱情和勇氣，而“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構”立基的是20世紀末藝術全球化的全新背景，探討的是水墨進入當代藝術主流以及在世界藝術中的身份和話語權問題。事實上，“水墨”雖然從一開始強調的就是觀念先行，但是在經過了充分的實驗和理論的探討之後，其在美術史的意義仍然應回到創作的本身，並以足夠多的有意義的藝術創作作為時代性的視覺證據。新世紀以來的“水墨”不同於之前的顯著特徵：它不再是某種群體運動或者整體化的潮流，而是在自主選擇之後的自由凝聚；它不再是某種空洞乏力的口號或者理論家未卜先知的洞見，而是逐漸落實於具體的創作進展和公共的藝術展示；它也不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的單純或盲目，體現的卻是以我為主的發展動機以及溝通歷史和當下的內在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