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頁碼：295 頁
·出版日期：2002年01月
·ISBN：7214033003
·條形碼：9787214033000
·版本：第1版
·裝幀：平裝
·開本：32
·正文語種：中文
·叢書名：漢譯大眾精品文庫
·外文書名：Zygmunt Bauman: prophet of Postmodernity
內容簡介
《後現代性的預言家(齊格蒙特·鮑曼傳新世紀版)》分為“確定議事日程”、“通往後現代性之路”、“對話”三個部分，對英國傑出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的著作和思想進行了全面描繪。
齊格蒙特·鮑曼經歷過如此多重的思想轉型，但其最終的坐標定位在對整個現代性社會的科層制管理，以及現代理性規訓的深刻懷疑上。他對後現代的生存狀態和後現代性的思想進行了全面描繪。對鮑曼來說，現代性是一個陷阱，後現代性又是一個雷區，作為前者的批判者和後者的預言家，他揭示了我們和他一道處於的困境——我們如何才能實現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相互超越呢？
目錄
第一部分 確定議事日程
第一章 沒有指南的生活
第二章 不易的選擇
第三章 誰是齊格蒙特·鮑曼?
第四章 往昔的力量
第二部分 通往後現代性之路
第五章 通往西方之路
第六章 通往烏托邦之路
第七章 通向柏林圍牆之路
第八章 三部曲
第九章 對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想像
第三部分 對 話
第十章 在批判理論和後結構主義之間
第十一章 齊格蒙特·鮑曼與丹尼斯·史密斯的五次通信
附 錄 與凱茨·泰斯特的對話
Bibliography
文摘
書摘鮑曼不久就移民離開波蘭，開始了他一生的第三個階段，這一次是在西方。1968年他和他新建的家在以色列旅行之後，他選擇了他的道路，先後在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工作，最終到達英國，1971年在利茲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70年代他出版了五部著作，80年代出版了四部著作。他的《現代性和大屠殺》(1989)獲得阿瑪菲獎。1990年在利茲大學退休。從那時起，他平均每年至少出版一部著作。1998年他獲得阿多爾諾獎。他最近成為華沙大學的終身教授。
轉 變有關鮑曼從中汲取智慧——他看待世界的方式——的經驗，告訴了我們什麼呢?我認為它顯示了他被強迫進入了在他個人境遇中具有一些根本變化的時期。一個主要的轉變是從軍事環境向市民環境的變化。作為一名波蘭軍隊的少校，鮑曼具有對民眾和多種資源的官僚統治權他習慣於下達部下必須服從的命令。作為一個市民，特別是被其他知識分子圍繞的市民，他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至少要通過富有技巧的勸說，贏得被傾聽的權力，贏得施加影響的能力。使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儘管英語不是他的母語，但鮑曼成功地駕御了一種富有誘惑力的語言風格，老練而優雅。在這方面，他現在能向他從小就講英語的同事講授被稱為“人文教育”的課程。
鮑曼境遇的這一轉變是和進一步的轉變——從一個成功的黨的機構的成員到這一機構的局外人——一致的。我們將簡略地回顧這一點。這些轉變形成了第三個轉變，即從緊張的軍事和政治行動的生活到緊張的社會學、哲學思考的生活的轉變。
行動和思考一直在鮑曼的生活中重疊。然而，它們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一個在40年代中期積極投入軍務的戰士讓位給40年代晚期50年代初富有野心的政治官員。到60年代，接力棒遞給了忙忙碌碌的修正主義作家，他的危險性足以得到公眾的譴責。這個人最初屈從於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西方學術界，小心翼翼地在他富有學識的文章中展開他的思想，並且這位國際知名的學術領袖在一本又一本書中發表他的思想。
鮑曼也承受了從意識形態的確定性向知識分子的懷疑變形的痛苦；而且，確定性和懷疑之間的平衡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已經發生了變化。1948年，這個人確信他或者至少是黨一直擁有所有正確的答案。半個世紀以後，在《全球化：人類的諸種後果》(1998)中，鮑曼宣稱不能確定他的著作是否實際上能正確地回答一些問題。1948年，他相信歷史上最偉大的變化正在人們眼前到處發生。到1998年，他認歷史是意外的、偶然的、變化無常的、非決定的、難以預測的事物的活動場所。
鮑曼經歷的另外一個變化是從相對的貧困向相對的富裕的轉變。這不僅是因為他在部隊和學術官僚機構中的升遷，而且是因為他後來從社會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遷居。
鮑曼從東方向西方遷居是廣為人知的事件。然而，這一轉換的諸多內涵是與其他上述事件不可分離的，包括從市民到軍人；從體制內的人到局外人；從行動者到思想大師；從積極的意
識形態的理論家到徹底的懷疑論者；從貧困到相對的富裕。正是這種複雜的局面、種種的破裂和多重的轉變的特殊混合，正是三個人生階段的錯綜交織，導致了鮑曼的觀點和他對世界的介人是如此迷人。
我們對鮑曼的一生有兩個困惑。首先，他早期的工作表明他極為認真地打算重建馬克思主義。然而，他後來是如何認同後現代性的呢?我將簡約地審視這一問題。
第二是反猶問題。在1925年到1968年鮑曼生活的一些關鍵點上，它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反猶在他童年時期就經常出現。1939年納粹的進犯引發了他一家遷居蘇聯。1953年，就是反猶太主義終止了鮑曼的軍旅生涯。在1968年，它又毀了他在華沙大學的學術生涯。他遷居西方的第一個家安在以色列。
為什麼在遷居西方20年後，鮑曼才在著作中開始涉及反猶問題，以及更為普遍的局外人和陌生人的困境問題?為什麼一些事情在他的餘生是如此地處於核心，而相當長的時期里，它們又是如此地處於邊緣?應該強調，我並不認為這裡有任何特別的道德要求，它迫使鮑曼或其他任何人在任何特殊的時間寫作相關的主題。然而，我非常關心一些機制，它們促使鮑曼最初將
這一問題剔除出議事日程，後來又將其納入議事日程。
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使人想起鮑曼在蘇聯所受的教育。蘇聯是的曼一家的避難所，那時，共產主義的事業正在為其自身的生存奮鬥。鮑曼很快服役了，為一個宣稱“種族偏見是可惡的，作為一個猶太人沒有什麼不同”的體制而戰鬥。
正如斯台方·莫拉維斯基所指出的那樣，當鮑曼戰後回到波蘭的時候，他沒有改變聽起來就像猶太人的名字。“他要成為他自己，去挑戰和考驗一種新的制度，它承諾的是兄弟之情而非褊狹的恐外症。這表明在1943年和1953年之間，在鮑曼對自由和平等的信仰之間有一種牢固的聯繫，他把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想來信仰，他為共產黨服務，渴望理解馬克思主義，他對自己作為一名成功的軍官和有價值的黨員感到特別興奮和滿意。”
我相信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鮑曼在這么晚才開始探索局外人，特別是猶太人的境遇。很可能在1953年和1968年困擾鮑曼經歷的東西不是反猶太主義的存在，而是社會主義的體制屈從於它的要求。假如這是正確的，他的人格面貌——因為他經歷了痛苦——就不是被犧牲的猶太人，而是失望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這一反應和諸如漢娜。阿倫特等人的反應十分不同，她對納粹主義的反應變成了強烈的猶太復國主義，她比過去更強調她的猶太人身份。然而，鮑曼的反應不是孤立的。其他一些人以同樣的方式，按照人格面貌或自我理解——它沒有給予他們的猶太人身份以優先權——作出了反應。例如諾伯特·埃利亞斯，他在其所著的《德國人》中明顯沒有給納粹手中的猶太人的困境以一點關注。他對德國社會中非文明化的進程特別感興趣，因為這一社會促進了希特勒的興起。我相信最困擾他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正是德國人製造了奧斯維辛的慘劇。
為什麼鮑曼如此之晚才扮演陌生人和局外人的角色?這一角色是由強烈的對作為猶太人的自我認同意識表現出來的。我認為這是因為在50年代初期和8。年代晚期，鮑曼既不是一個確定的局內人，也不是一個徹底的邊緣化的局外人。他大概處於兩者之間。他的位置在一些方面像一個辭去聖職的異教牧師。換句話說，因為異端的觀點，他被剝奪了行使權威的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