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
律學最早由魏晉南北朝時的南朝宋明帝開辦。尚書衛覬上書明帝，認為“百里長吏，皆宜知律。”明帝創辦了律學教育，設定律學博士，轉相傳授各官吏法律訴訟之學。這是中國律學設定的開端，打破了經學一統的局面。
律學在隋朝隸屬於大理寺，屬於職業教育。唐代被納入中央官學管理，相對應的科舉考試是“明法”科，其學生可以參加科舉明法科考試。及第後，被授予八品官員職務。
歷史記載
唐代時期，律學時興時廢，儘管如此，律學卻依然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唐代的律學是中央官學六學其中之一，或由國子監管轄，或由大理寺管轄。律學博士，從八品下，助教，從九品下。而太學博士，正六品上。四門博士，正七品上。白居易在《論刑法之弊》中言，當時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法學並非上科。韓愈《省試學生代齋郎議》中云：“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唐武宗會昌五年南郊赦文中規定，“刑部、大理法直，並以明法出身人充。”其中，“法直”即法律專業人才，作為技術人員，其升官是受到限制的，明法出身者，難以升高官，遠不及進士科。由此可見，律學作為專業教育，在尊聖崇儒的文教政策下，地位遠遠低於儒家經學諸科。
唐德宗貞元二年六月詔：“其明經舉人，有能習律一部以代《爾雅》者，如帖義俱通，於本色減兩選，令即日與官。其明法舉人，有能兼習一小經，帖義通者，依明經例處分。”從唐德宗開始，應明法者若還能通一經，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
唐的法律有刑律、令、格、式四種形式。律，即刑法，包含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令，即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國家機關必須遵守的各種敕令和指示；式，乃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和活動細則，具有行政法的性質。而唐代科舉考試明法科的考試內容為律和令。
唐代統治者實行“外儒內法”的治國方針，科舉設立明法科，促進士子學習法律並使未來官吏更好地執行法律。到了唐代後期，官吏貪贓枉法成風，法律成為一紙空文。
宋初未創辦律學，但國子監有律學博士一職，掌授法律。神宗熙寧六年，宋朝在朝集院設律學，至靖康之難，官學廢絕。南宋建炎三年恢復明法新科，紹興元年恢復刑法科，但沒有恢復律學。
宋代重視刑法律令的教育。律學教師不能由補蔭者和非科舉出身者擔任。北宋律學和唐代國子監律學的學生不同，招收的學生主要是官員和舉人。律學分兩科：律令科和斷案科。前者學習刑法律令的基本知識，後者注重培養實際斷案能力。宋代律學的學生，主要由在職官員組成，因此宋代的律學主要是一種在職官員進修的學校，實踐的專業性很強。宋代的文人進士崇尚儒家的以德治國宗旨，科舉之士入仕以後，辦案的能力和處理民事糾紛的能力很差，刑法只是非常貧乏，因此科舉考試要求進士科加試律義，要求在中上層官員中普及法律只是，提高辦案水平。
同時科舉明法科的考試，宋朝延續了唐代明法加強經學方面的知識考察。“經義定去留，律義定高下。”律學由起初的專精律法到後期的必須通經，一方面反映了法律作為專科，其地位遠不及經學，另一方面反映了，通過專精法律越來越難以進入仕途。明法科成為選拔低級法律專業技術人員的渠道，最終在南宋消失。
遼、金、西夏為少數民族割據政權，因此，其主要政策是實行漢化政策，以加速其封建化水平。相關文獻有待進一步發掘。
元朝仍然是少數民族政權。作為一個文明程度低於被征服地區的統治階級，元代統治者極力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地位，因此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將漢人和南人受到不公平待遇法制化。元代在蠻夷漢化的過程中，其法律體現了獨特的民族色彩。
元明清均未設定律學專門學校，但明清兩代在中央和地方官學以及私學、書院中都設有法律課程，教習律令。
明清時期，與不發達的官學相比，律學在私學中逐漸發達，在隋唐時期隱匿的法律注釋活動到了明清時期臻於發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