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彭淑牖，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外科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博士後導師，是著名外科學專家，美國外科學院榮譽院士、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榮譽院士、歐洲外科學院榮譽院士。歷任浙江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外科主任和外科研究所所長。現任中華醫學會外科分會常務委員、中華創傷學會委員、中華外科學會肝外科學組委員、中國抗癌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膽道癌學組主委、中國抗癌協會胰腺癌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外科研究所所長等。
1932年生於梅縣的一個醫生世家。父親彭致達是梅城名醫，三位叔叔分別在丙村鎮、松口鎮、新鋪墟行醫，也是當地名醫。大姊後來在香港是著名病理學家，大哥在新疆是有名的外科醫生，彭淑牖1949年畢業於梅州中學，成績優異。
1955年畢業於浙江醫學院醫療系，分配到該院附屬第二醫院從事外科醫療工作。1981年，彭淑牖公派自費留學英國。留學期間，他涉獵廣博，專業猛進，成績斐然，被接納為英國皇家醫學會會員。留學結束後，他回到祖國，回到原醫學院附屬二院，擔任外科主任和外科研究所所長。
2004年10月，在美國紐奧良舉行的第90屆美國外科年會開幕式上，彭淑牖教授榮獲“美國外科學院榮譽院士”。2006年和2009年，又分別被英國皇家外科學院和歐洲外科學院授予榮譽院士稱號。
2016年1月20日，國際著名的法國外科學院在巴黎舉行會議，授予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彭淑牖教授等榮譽院士證書和獎章。
2016年10月8日在中華醫學會第十六屆全國肝臟外科學術會議上，為表彰對我國肝臟外科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的專家，彭淑牖等全國7位知名醫學教授被特授予“終身成就獎”。
教學與科研成果
在肝、膽、胰、脾、胃、腸等整個普通外科臨床實踐中處於國際領先水平。如高難度肝癌、高位膽管癌、膽囊癌及肝移植的手術。特別是中晚期膽囊癌的肝胰十二指腸切除術（HPD）16例，中位生存期、3年生存率都得到明顯提高；肝門膽管癌切除率82.5%，高於32.5%～60%的水平。獲省級以上鑑定6項，獲省部級以上獎勵15項，16項國家專利。參與撰寫的主要學術專著有17本，主編衛生部和實用醫學雜誌社出版的醫學影像教材6部。發表論文178篇 。
彭淑牖教授從醫從教60多年，在肝膽胰外科領域碩果纍纍，目前仍在臨床一線工作。特別是兩項獲得國家科技大獎的醫學發明，對外科手術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是刮吸手術解剖法，他集多年臨床經驗為大成，化繁為簡，把“七刀八剪”集於一把刀上。這把被譽為“神刀”的手術器械，現在全球有近千家醫院在使用，被國外學者稱為外科手術上的一場革命——突破了現有外科手術的局限，使過去許多被列為禁區的疑難手術變成了常規性手術。
二是捆綁式胰腸吻合術把胰腸吻合中的“縫”改為“捆”，一字之變，解決了困擾世界醫壇70年的難題——大大降低了胰腺手術後的胰腸吻合口漏發生率，被國外學者稱為彭氏捆綁術。
主要職務
中華醫學會外科分會常務委員
中華創傷學會委員
中華外科學會肝外科學組委員
中國抗癌協會肝癌專業委員會膽道癌學組主委
中國抗癌協會胰腺癌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外科研究所所長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大外科主任
清華大學醫學院一附院消化醫學中心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曹光彪外科客座教授
美國外科學院榮譽院士（2004）
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榮譽院士（2006）
歐洲外科學院榮譽院士（2009）
所獲榮譽
200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捆綁式胰腸吻合術的臨床及實驗研究”
2001年度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刮吸手術解剖法的建立與多功能手術解剖器的研製”
吳孟超肝膽外科醫學獎
2002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浙江省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
全國五一勞動獎
事跡
“中國神刀”——記我國著名外科專家彭淑牖和他的“刮吸手術解剖法及解剖器”
無影燈下，“主刀”大夫正緊張地切、割、吸、縫，扎, 並不停地伸出手來轉換器械，助手們不時地向他遞上所需的器械，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頭上不斷沁滴下來，旁邊的護士不停地為他拭汗……，這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經典式的傳統外科手術場景。如今，這種繁雜的場景正在
悄悄地消失，那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刀、械交響曲正被一把比原子筆稍長一點的刮吸刀所代替……
這是一把“神刀”，專業名稱叫做“多功能手術解剖器”（PMOD），由於它的發明和使用，過去普通外科手術中分別採用多種器械進行的切割、剝離、吸引、電凝等步驟均可同步進行並瞬間轉換，不但加快了手術速度，減少出血，而且解剖清晰，層次分明，手術質量明顯提高。尤其是使用PMOD和刮吸解剖法，許多過去被傳統方法認為是禁區的高難度手術也可以從容進行了，如肝尾狀葉癌切除術、超高位膽管損傷修復、肝門膽管癌切除等，許多緊鄰大血管和重要管道的高難度肝切除手術變成了常規手術，病人術後5年生存率大大提高，使我國在肝膽胰方面的外科手術治療水平一舉居世界領先水平。
這把“神刀”的發明人，就是我國著名的外科專家、浙江大學醫學院博士及博士後導師彭淑牖教授。
一、面對繁雜貴重的精密儀器，彭淑牖出語驚人：只有簡捷的才是最有效的
2002年4月15日，第十屆全國肝膽外科學術會議暨第一屆中國國際肝膽外科論壇在重慶召開。杭州邵逸夫醫院大外科主任、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外科研究所所長彭淑牖教授作為嘉賓受邀進行“刮吸手術解剖法”的專題講座和示範。在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的手術室里，彭淑牖教授用他發明的 “PMOD”為一位肝癌晚期病人施行切除手術。只見他拿起手中的“神刀”，時而切開肝組織、時而電凝出血點、時而吸走肝創面上的血水，手術中的“推”、 “剝”、“切”、“凝”、“吸”等操作一氣呵成，癌腫被乾淨利落地切除，而淋巴等軟組織碎屑也被徹底掃清。通過現場錄像觀摩了手術全過程的國內外肝膽外科專家們紛紛驚嘆：“彭教授做手術簡直就是藝術表演！”美國外科教授克萊克·霍夫曼（H.Clark.Hoffman）這樣評價彭淑牖：“這是繼200年前鑷鉗發明以來外科器械最偉大的發明，在外科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為什麼小小一支手術刀，竟會引起如此大的震動？多年以來，儘管醫學已經十分發達，但肝癌卻仍然令人望而生畏。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2000年，全球死於癌症的人數約1000萬人，到2020年將達到1500萬人，成為新世紀人類的“第一殺手”。2000年，我國癌症發病人數約180～200萬人，死亡140～150萬人，其中，肝癌已從第三位躍居第二位，僅次於肺癌發病率，每年死於肝癌的病人達40萬之多，而且還有上升的趨勢。
面對肝癌這個“癌中之王”，長期以來人類就不斷向它發起過一次次進攻。傳統的手術方法是指折法和鉗折法，即用手指或鑷鉗壓（夾）住血管，不讓血外流，然後展開手術。但血管止血時間的極限是15分中，超過這個極限，人體器官的細胞將會大量壞死。而肝臟內有許多大血管和重要管道，血供特別豐富, 當腫瘤緊貼這些大血管和重要管道,尤其是位於尾葉時(肝臟最深面的部分,它被厚厚的肝組織及大血管和重要管道包繞)，一旦動手術切除腫瘤，肝斷面血液就大量往外涌, 導致手術視野不清極易損傷大血管和重要管道，因而造成難以控制的大出血或致命的損傷。因此，當明確病人肝腫瘤長在這些位置時, 外科醫生通常把其列為手術禁區。
法國的學者改“肝葉切除”為“肝段切除”，其優點是切除肝臟的單位更小了，保留下來的健康肝臟就多了；美國有人發明了超聲分離器（CUSA），用超音波將肝細胞震碎，然後用吸引器將碎屑吸出來。雖然超聲分離器使解剖精細程度提高了，但卻沒有止血功能；另外，中國病人的肝癌同時多伴有肝硬化，超聲分離器不易粉碎硬化肝組織，而且價格十分昂貴，所以也不適合在我國推廣。
1988年，從英國交流講學歸來任浙醫二院外科主任的彭淑牖親眼看到病房裡住進的一位肝癌病人，因癌腫瘤長在被大血管包繞的肝尾葉上，按當時的技術水平根本沒辦法進行手術，病人不久就去世了。
看著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因無法手術而過早凋零，彭淑牖心頭似有千斤重。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想辦法為這些病人實施手術。在實踐中他探索出一種“刮吸法斷肝術”，其原理是通過器械刮耙，將肝組織刮碎，並用吸引器將碎屑吸除，使肝內的大小管道顯露出來，然後根據血管的大小，分別進行電凝或結紮處理。這種方法，大大增強了止血效果，其出血量僅為傳統鉗折法的一半；而且顯著地減少了異物的存留，清晰了術野，使斷肝時間比傳統手術縮短了40%。 “刮吸法斷肝術”的運用，使得手術安全係數大大增強，許多以往被判死刑的患者也得以挽救。這項技術因此獲得1996年浙江省科技進步一等獎。據了解，迄今為止彭淑牖已成功開展70多例肝尾狀葉癌切除手術，居世界之首。而在許多人眼裡，肝尾狀葉癌至今還是外科手術的禁區！
彭淑牖是注重思考的人，儘管已有40多年的外科臨床經驗，但他並沒有滿足現狀，仍然感到手術有缺憾，主要是外科手術器械過於複雜，一會兒用鉗刀鑷子，一會兒用吸引器，一會兒又得用電凝刀，使得手術時間依然過長，病人流血依然過多。能不能將傳統手術中的“七刀八剪”變成一把“刀”，既能刮耙切割，又能吸引電凝？那樣醫生做手術時就不必頻繁更換手術器械了。當這一想法剛從腦子裡“蹦”出來時，彭淑牖就馬上“抓”住它，並付諸實踐。當時，人們往往以為解決疑難雜症必須用高檔精密器械，彭淑牖從一開始就突破這一束縛，他認為手術器械應越簡單越好，這樣既方便醫生操作，又能減輕病人的經濟負擔。他開始動腦子設計這把多功能手術器械。“那時，我腦子裡成天想著這件事，有時晚上剛睡下，想到一個點子，又起來動手試一試。” 他就地取材，聽診器的金屬管、原子筆的塑膠管都成了最好的材料。通過不知多少次的實驗，1990年，第一把“多功能手術解剖器”終於誕生。
這把集鈍切、刮耙、吸引、電凝於一體的“神刀”一出世，不僅改變了許多患者的命運，使他們“起死回生”，而且還突破了現有外科手術的局限，使過去許多被列為禁區的疑難手術變成了常規性手術。彭淑牖用“PMOD”成功進行單獨尾葉切除；1994年，他在國內率先開展了治療中晚期膽囊癌的肝膽胰十二指腸切除術（HPD），病人中位生存期、3年生存率都明顯得到提高，改變了教科書中中晚期膽囊癌黃疸禁忌手術的觀點；他採用PMOD，肝門膽管癌的切除率達到82.5%，大大高於國內外32.5～60%的水平。
2000年5月12日，對於浙江三門縣裡浦鎮裡宅村60歲的農婦楊桂彩來說是個難以忘懷的日子，她忍受了7年的痛苦終於被解除了。楊桂彩感到上腹隱隱作痛，開始她沒有在意，以為忍一忍就過去了。但後來疼痛加劇，肚子也一天天大起來。經當地醫院檢查，她的肝上長了個臉盆大的血管瘤。由於肝血管豐富，而且還連線著膽管等重要管道，被認作手術禁區，所以，楊桂彩跑遍國內許多大醫院求醫，都被婉言拒絕了。血管瘤一天天膨脹，她象個懷孕8～9個月的孕婦，不僅行動不便，還疼痛難熬。吃不香，睡不著，眼見得身體一天天瘦下去，楊桂彩都想死了算了。一個偶然的機會，楊桂彩聽人說浙二醫院的彭淑牖教授可以治好這種病，於是抱著一線希望前來求醫。這么大的血管瘤，彭教授也是首次看見。楊桂彩的肝臟血管瘤占據了整箇中上腹部，而且連線著許多重要血管，手術風險極大，弄不好引起肝功能衰竭或大血管破裂，會死在手術台上。望著楊桂彩渴望求助的眼神，彭淑牖毅然接下了這台手術。他運用刮吸法斷肝術，用他那把“神刀”先把埋藏在肝實質中的每一根膽管和血管分離出來作保護性處理，然後才一點點地進行解剖分離。手術從上午9點開始，一直做到下午3點多鐘，體積為45×35厘米的血管瘤被順利地切除，楊桂彩獲得了第二次生命。
彭淑牖的“刮吸手術解剖法及刮吸手術解剖器”不僅簡單實用，能提高手術成功率，而且價格低廉，可使外科醫生在任何場合無需許多昂貴而複雜的設備，因而十分適合在我國推廣，就可完成同樣困難高難度的手術，尤其受到我國縣市一級醫院青睞。多功能手術解剖器已在全國350家醫院使用，不僅肝、膽、胰、脾、胃等普通外科採用了這把“神刀”，骨科、婦科、泌尿外科、胸外科、腦外科等醫生也被這把簡單易用的手術器械所吸引，紛紛“換刀”。
2001年2月1日，國家科技獎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憑著《刮吸手術解剖法的建立與多功能手術解剖器的研製》項目的雄厚實力，彭淑牖從國家領導人手中接過了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的大紅證書。這是浙江省醫學界近幾年來獲得的最高等級的科學大獎。
在2002年5月15日棗18日美國匹茲堡舉行的“世界新發明新技術展示會”上，彭淑牖的“刮吸手術解剖法和刮吸手術解剖器”榮獲了醫學類唯一的一等獎。此展示會匯集了全世界1000多項發明成果，其中醫學類150項。與會的外國專家對彭教授這項發明的創新性，先進性、實用性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是外科手術及手術器械上的一項重大突破，是對世界外科學的巨大貢獻，應向全球醫學界推廣。
二、面對幾百年的西醫發展史，彭淑牖平靜地說，不要迷信權威，科學永無止境
彭淑牖教授在國際醫學界名聲鵲起，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印度、越南、中東等國家和地區的同道紛紛慕名前來與彭教授作交流。彭淑牖也不斷被邀請參加各類國際性學術會議或到各大醫學院去講學。
一位中國醫生，在西醫領域，尤其在被國外認為技術已相當成熟，許多規則已不可撼動的外科領域，用一枝小小的多功能手術刀就引起了一場革命，而且還引來各國專家紛紛前來聽他講學，向他討教西醫，這在國內比較罕見。對此，有人感到難以置信。日本有位專家在看了彭教授用刮吸解剖法做手術的照片後，驚呼“這是不可能的！”國內至今還有一些“權威人士”認為：這么簡單的一把小刀怎能取代複雜的精密儀器呢？在他們眼裡西醫是神聖不可超越的。西醫傳入中國已有幾百年的歷史，然而，我們在輸入西方先進科技的同時也輸入了一種錯誤理念，即認為西方科技絕對是先進的，尤其在西醫的外科領域，已經達到了完美無缺的境界，我們只有老老實實學習的份，沒有突破和超越的可能。因此，造成了我們在西醫領域，至今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特別在臨床手術器械方面， 95%以上是靠引進模仿，沒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研究思路上老跟著外國人跑，真正自己的發明創造幾乎等於零。
出身醫學世家的彭淑牖不信這個邪，他認為，科學永無止境，權威是可以突破的。從醫幾十年來，他頻頻向外科領域的疑難禁區發起進攻。早在 1954年他還在大學實習期間，就針對癱瘓病人經常出現尿渚留情況而改進了下膀胱潮式引流裝置。1956年在參加工作的第一年，他發現一些外科醫生在腰交感神經節切除手術中經常漏切神經節，主要原因是區分不清淋巴結與神經節。他在實踐中發現，如把切下來的組織剖開後印在玻璃上並染色，就能把兩者區分開來，顯示大量淋巴細胞的就是淋巴結，看不見任何東西的就是神經節。這一招雖簡單卻很靈驗，馬上就被翌年的《中華外科雜誌》廣為推薦，從此避免了漏切的錯誤；1980年，他對柯興氏綜合症病人採用了“自體腎上腺帶蒂移植”手術法，學術論文即為英國外科雜誌發表，彭淑牖也因此被吸收為國際顯微外科學會會員；1987年，中國專利局審核通過了他的兩項實用新型專利：“腹（胸）腔穿刺置管套針”和“膿（囊）腫定位於管聯合套針”；1995年，他在國內首創了兩項外科新技術，其一是“封閉式網膜囊造袋術”治療出血壞死性胰腺炎；其二建立了避免胰尾損傷的“二級脾蒂離斷法”；同年，他又在國際上首創了序貫式外、內引流法治療假性胰腺囊腫，這項技術確立了他在國際外科界的地位。
有一次，彭淑牖受英國北愛爾蘭大學皇家維多利亞醫院外科主任甘迺迪教授的邀請作高級訪問學者，為他親自主刀的一台胰腺腫瘤手術當助手。甘迺迪教授是英國外科界的權威，具有很高威望，尤其是在肝膽胰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詣。術前，彭教授對這台高難度的胰腸手術作了研究分析，估計可能會發生胰漏。他從事胰腺手術多年，深知一旦發生胰漏，兇險無比。因此，他善意地向甘迺迪提醒，“這可是只“tiger”(老虎)呦”。甘迺迪借用了中國的一句比喻，十分輕蔑地說：“No .This is a Paper tiger”（不，這是一隻紙老虎）。果然不出彭淑牖預料，手術進行到一半時，出現了胰管損傷的跡象，這可把甘迺迪急得滿頭大汗，胰漏不僅會造成手術的失敗，病人的死亡，還會影響他一生的名聲。彭淑牖胸有成竹地向他介紹了自己多年來摸索和創新的解決辦法棗序貫式外內引流法，果然照此方法很快就化險為夷了。原來由於胰腺管破裂，胰液滲漏到了胰腺和胃壁之間，形成了胰、胃兩壁由大網膜包裹的一個偽性囊肝。傳統的手術都是將胰液直接向體外引流（稱為外引流）或者把囊腫與腸腔吻合（稱為內引流），兩種方法都存在缺點並且引起許多併發症。而彭淑牖的方法卻十分巧妙，他不破壞已形成的假性囊腫，而是在已成為囊腫的一邊胃壁上接上一根管子，通過這根管子把胰液從胃前後壁和胃腔引出體外，等到胰液淨透了，再把管子抽出患者體外。即使有一部分胰液暫時收拾不乾淨，管子也能巧妙地把它從假性囊腫中引到了胃裡，就不會發生胰漏感染的問題了。
這種另闢蹊徑，巧妙地借用患者自身的條件方法，既治了病，又為患者建立了新的分泌平衡系統，這招深深地折服了甘迺迪教授。他立即把彭淑牖介紹給了當時的倫敦市長，並極力推薦彭淑牖為英國皇家醫學會會員。從此以後，彭淑牖在胰腺方面的造詣日益顯示出來。
胰腺癌是一種死亡率很高的疾病，發病率逐年升高。有效的治療方法是施行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即切除病人的胰腺頭頸部。手術中，為恢復病人體內“管道”的連貫性，需將殘餘的胃、膽管、胰分別與腸重新連線起來。但由於胰腺很脆而且胰液的腐蝕力特彆強，流到哪裡就腐蝕到哪裡。因此，胰腸吻合口漏成了最兇險的併發症，致死率高達25～50%。
這是一道困擾普通外科達半個世紀之久的世界性難題。怎樣讓胰液不外流？全世界的外科醫生想出種種辦法展開“阻擊”，但不論是雙層縫合還是三層縫合，兩層之間總有空隙，而且針尾總是比線粗，縫合後的線孔本身也成了潛在的胰漏管道，都會成為胰液漏蝕的“突破口”。
1996年，彭淑牖教授通過大量的實驗研究，自行設計了一項發明技術棗捆綁式胰腸吻合術，使這一世界性難題迎刃而解。彭教授採取先縫合後捆綁的辦法，使空腸壁與胰腺緊密黏合從而消除了發生胰漏的“突破口”。該技術創新點是根據發生胰漏的三個可能原因設計了三道防線：首先胰斷端與空腸黏膜縫合而不穿透空腸漿肌層，避免了針眼胰漏的可能；其次把用於套胰腺的一段空腸黏膜予以破壞成為漿肌鞘，去除其分泌功能，有助於促進癒合；第三將空腸漿肌鞘與胰腺殘段捆綁在一起，可以進一步加固和促進胰腸癒合。
2002年3月18日，在英國皇家外科學會年會上，作為為數不多的幾個具有英國皇家醫學會會員身份的異國醫生，應學會主席伯克斯教授的邀請，彭淑牖走上講台，用流利的英語向英國的外科精英們介紹他的這一發明。在西方一向占優勢的外科學領域，一位中國醫生當起了他們的導師，讓英國同行們驚訝不已，而更讓他們驚訝的是彭淑牖發明的操作方法竟是如此簡單！中國的中醫與武術一樣，融合了道家的老莊思想，強調簡潔、平淡，凡事講究化“繁”為 “簡”，化“平凡”為“神奇”。彭淑牖秉承了老莊思想，以中醫簡潔的理念去變革西醫，並用以指導他的一系列創新。他在介紹這項發明時說，“其實很簡單，就是將腸子的斷端像捲袖子一樣向外翻，然後將胰端套入腸子，與腸子的內層縫合起來，再將翻起的腸子原樣翻回來，與胰端捆牢，幾道防線就將胰液阻個水泄不通。”彭淑牖用兩個紙卷形象生動地描述了他的重大發明。
但就是這個看起來簡單的方法，挽救了許多胰腺癌病人的生命。據統計，採用這種手術方法，浙醫二院完成200例均未發生胰漏，在全國80 家醫院推廣套用1000餘例僅有2例發生輕度胰漏，系操作不規範所致。這一項目獲得2001年浙江省科技進步一等獎。英國皇家醫學會外科學會主席喬治·伯克斯(Professor.T.G.Parks)教授在高度評價“捆綁式胰腸吻合術”時道：“毫無疑問，我認為這項新技術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號召力，將會在國際上廣為套用，並可望成為標準術式。”
近20年中，彭淑牖在西方人占優勢的外科領域連連“折桂”，先後發明和創新了10多項外科技術，其中有8項是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外科器械，主持申報了8項國家專利，撰寫了27部醫學專著，出版了7部醫學專業影像教材，發表各種學術論文260多篇，獲得了11個省部級以上獎勵，其中既有手術方法的創新，也有手術器械的發明。他的刮吸手術解剖法和捆綁式胰腸吻合術，已作為外科學的範例，被收入許多經典著作中去了。他的同事們都說，彭淑牖的點子特別多，而且往往能結出創新的碩果，他是醫療界的“創新大師”。
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彭淑牖仍沒有停止發明創造，有3項專利正在申請之中。他說，“只要我還有健全的手腦，我就會不斷發現問題，動腦子去解決它。”
三、面對諸多令人眩暈的讚譽和榮耀，彭淑牖淡淡地說，這是一名醫生的本份
“這樣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就沒想到呢？”不論是在國內講課，還是到國外交流，醫療界的同行在觀看了彭淑牖的發明和精湛表演後，都這樣自問。
學會在醫療過程中發現問題，這也許是彭淑牖成功的“秘訣”。而發現問題的動力，則來自他對病人的高度責任感和愛心。
彭淑牖不是麻醉醫生，但在做手術時經常看到有的病人因麻醉過度而休克時，他便對麻醉學發生了興趣。早在50-60年代，當麻醉界剛開始研究硬膜外麻醉時，彭淑牖身為青年外科醫生也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和追蹤。例如，當時胸腹開刀時採用骶管麻醉法，即把整個骶裂孔充滿28CC的麻醉劑才能做手術，因為一旦散力不夠，術中是不可能將病人翻過來再加注麻藥的。但這種大劑量使用麻藥，一旦滲入脊髓，就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於是，彭教授改用小劑量麻醉法，即根據腰椎各骨節神經叢與身體各部份的對應關係，採取與手術對應的某個腰區實行局部麻醉，如此只要用8－10毫升的麻醉劑就能起到完全一樣的作用。他的一系列（十多篇）有關麻醉學的論文，發表在《中華外科學》雜誌上，見解之精到，方法之簡單、實用、有效，以致於許多外科大夫曾一度把他認作是著名的麻醉醫生。
在彭淑牖的眼裡，外科手術不僅要阻斷病害，更要恢復功能；不僅要延續生命，更要提高生活質量。許多胃癌病人做了切除手術後因胃功能萎縮導致營養不夠，免疫力下降，甚至死亡。彭淑牖對此耿耿於懷，他感到胃手術後的功能恢復不僅取決於手術質量，更在於其恢復的方式，於是他對胃術後功能恢復展開了研究。1990年，他發明了“胃減壓腸營養同步導管”，這一發明成功地解決了胃手術後因功能減弱引起的各種併發症，為傳統的胃手術劃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在發明胃減壓腸營養導組合管時，為了減少病人的痛苦，他竟然不顧自己已六十多歲的高齡，硬要學生幫他把管子從他的鼻腔插入經咽部進入胃裡，以此親自感受一下病人會否產生不適。
幾十年來，彭淑牖已做了上萬例手術，有多少人被他從死神手裡救回來，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他常說，或許對有的人來講，十幾億中國人死個把沒什麼，但對每一個病人家庭來講，死的都是親人。作為醫生，我們一定要把每一個病人都當作自己的親人，千方百計地把他們從死神手裡救回來。幾年前，55歲的農民吳阿茂頸部生了個巨大的動脈瘤，球型瘤體有15厘米×15厘米大，壓迫舌根，氣管被迫轉移，造成血壓下降，呼吸困難，隨時有生命危險。這種手術難度極大，許多醫院拒收了這位病人。“作為一名醫生，沒有權利拒絕一個病人的求生願望”，崇高的職業道德驅使彭淑牖收下了病人。正在觀察階段，吳阿茂的瘤體突然破裂，出現休克。接到救急電話後，彭淑牖立即鑽出被窩從家裡趕到醫院。他與老教授齊伊耕簡短商量後決定採用體外循環下深低溫頸動脈瘤切除手術，這是個風險非常大的決定。我國在巨大動脈瘤摘除術（特別在破裂情況下）上的成功率幾乎等於零極低，以往患者往往因術中大出血而死亡；或由於血管阻斷時間過長，導致大腦嚴重缺氧，造成腦細胞壞死，最終喪失腦功能。彭淑牖此時根本來不及考慮個人的榮辱得失，搶救農民兄弟生命要緊。他們按照事先確定的方案，打開吳阿茂的胸腔，剪開心包，將循環機管插入患者心臟導管，使其體溫隨之下降，心臟逐漸停止了跳動，機體血流量明顯減緩。彭、齊兩位教授鎮定自若，以嫻熟的刀法切除了巨瘤。手術從早晨5時一直做到下午，中間連飯也顧不得吃。終於在下午4時，體外循環停機，停止跳動103分鐘的心臟又恢復了跳動，機體開始復溫，血又流遍了患者全身。國內首例在體外循環下深低溫施行頸動脈瘤切除手術成功了，吳阿茂從死亡線上被奪了回來。
精湛的技藝，良好的醫德，使彭淑牖成為我國外科界的一名楷模，前來向他學習求教的人絡繹不絕。至今為止，他已帶了60多位博士或博士後研究生，其中有5位已成為博導，都在各自的崗位上聲名卓著，如上海瑞金醫院大外科副主任彭承宏教授，他在國內率先開展了劈裂式肝移植技術；許多人都是慕名而來的。西安西京醫院主治醫生杜建軍，曾做過數百例外科手術。在此之前，他一直認為，西醫普通外科已走到盡頭了，沒有什麼可創新、發明的，可學的東西也不多。正當他聯繫準備出國進行博士後研究，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去無錫參加全國第六屆普通外科中青年優秀論文大會，聽彭淑牖教授講授捆綁式吻合術和彭氏刮吸法，當時會堂上座無虛席，這是杜建軍第一次接觸彭教授，立即為他的技藝“驚呆”了。這位全國第六屆普通外科中青年優秀醫學論文大會兩項二等獎得主驚呼： “中國還有這么好的教授！”當時他第一個感覺就是：“這就是我要找的博士後老師！”於是，杜建軍毅然放棄了留洋深造的機會，到浙江大學醫學院隨彭淑牖教授學習刮吸法解剖手術，攻讀博士後。
彭淑牖帶學生，除了教他們各種外科的技術技能外，首先教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良好的醫德醫風。他常說，“行醫先做人，一個醫生心裡始終要裝著病人”。他的學生、同事們說，彭教授做手術從不浮躁，只要他做手術，每次都拾掇得乾乾淨淨，不把“病灶”收拾乾淨，他決不下手術台。皖南醫學院附屬弋磯山醫院院長陳某患肝尾狀葉癌，瘤體巨大壓迫肝門引起黃疸，已到了晚期，他曾奔赴北京、上海各大醫院遍求名醫，但都被婉言相拒，一致判定已無法開刀，開刀必死。陳自己也是專家，知道這種病開刀後能存活的希望很小，這種病在世界上也是罕見，得了這種病等於已被判了“死刑”。正在陳某灰心喪氣的時候，一位朋友向他推薦了彭淑牖教授，說：“這種刀只有彭教授能開”。陳將信將疑，由家屬陪著來杭求醫。彭淑牖教授接納了這例手術，在他的精心操作下，手術很成功。彭教授足足用了12個小時，把被重要血管重重包圍的腫瘤摘除，病人的黃疸很快就消退了。
彭淑牖常對自己的學生說，做手術重要的是診斷，確診患者得的是什麼病，要不要手術，什麼時候動手術，一切為病人負責，不要一味地追求開刀數量，要講究質量，每個手術都要充分準備，術前要心中有數，術後要回顧下次怎么改進，否則就不是個好的外科醫生。所以，每次開刀前，他總是認真徵求患者本人的意見，對開刀後的兩種結果的可能性都分析給你聽，一起商量該怎么辦，非常謹慎務實。他始終恪守著在肝臟手術中血流阻斷一次不能超過10－15分鐘的極限，有人認為他是跟自己過不去，但彭淑牖堅持認為必須為病人著想，只有在這個時間內才能確保患者的肝功能基本不受影響。76歲的浙江大學教授金玉琪 1991年11月被確診為肝癌。某家醫院診斷說他還有3個月的生存期。家屬把他送到浙醫二院求彭淑牖治療，認為這是最後的希望。彭教授仔細分析CT片後認為，腫塊離肝動脈太近，馬上動手術，難度太大，宜先做化療，等病體縮小了再做切除手術。半年內金玉琪做了4次介入化療，這時彭教授才做手術。手術很成功，術後沒有任何後遺症。12年來，各項指標一直都是正常的。事後，家屬要感謝彭教授，都被婉言謝絕。常言道，“秀才人情半張紙”，於是金玉琪寫了一幅“治癌神刀”條幅，兩天內趕著裱出來，請彭教授笑納。紙雖然很薄很薄，感激之情卻很厚很厚。
2003年初春，恰逢彭淑牖教授70大壽。十幾位經彭教授“妙手回春”的癌症患者在市抗癌協會會長的率領下，自發前來浙醫二院向彭教授祝壽和新春團拜。一位患者將自己精心插的一盆白色的蝴蝶蘭送給彭教授。他說，白色象徵著醫護人員的純潔，紅色的花芯，是他們一顆紅心為病人，那流暢抒情、富有跳躍感的枝條，襯托著跳躍的紅心，是我們美好的祝願。
我國第一例第Ⅷ肝段肝癌手術病人、浙江大學教授馮祖安，17年前，因得了肝第Ⅷ段癌被判了死刑。他的CT片曾送到上海一些著名醫院會診，那裡的專家看了都說不能動手術。於是就轉到了浙二醫院，由彭淑牖主刀將他治好了。手術至今已17年了，馮教授的身體一直很健康。他回憶說，彭教授突出的特點是踏實、謹慎、謙虛。與有的醫生什麼手術都敢做不同，象他這樣一代名醫，普通外科方面已沒有做不了的手術了，但還是老老實實地堅持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說不能，以科學的態度對待每一例病案，從不受患者的地位、名聲等影響。每次他都要仔細分析病例，要動手的總是有把握的。當年我住院時，在我旁邊是一位正廳級幹部，50年代他就是衛生廳的一位分管人事的處級幹部，如今當年的同事大都已當上主任大夫了，去哪家請，人家一準定會到。就這樣一個病人，當時請彭主任診斷，彭檢查後認為手術不宜做。怎么說情，彭就是不點頭。於是他們繞開彭淑牖，把上海某家醫院的權威請來開刀，腹腔打開了果然動不了手術，只能採取結紮和插管治療。彭就是這樣，實事求是，不能做的，無論你是多大的官，還是不能做。反過來，看病的是老百姓，只要他看了認為能做的手術他準給你做，對病人從來不分尊卑，一視同仁。臨海有一位叫馬愛民的婦女找到了杭州市抗癌協會。她丈夫因癌症已去世了，留下一個11歲的兒子，自己又得了肝癌，腫瘤位於兩根最大的肝血管夾角之間，手術風險極大，沒有醫生願為她手術。開始她去一個醫院做插管治療，碘過敏，沒效果，又回到老家吃中藥。來杭州求助時，人已浮腫，AFP指標高達1000多，已經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協會同志覺得只能去找彭教授了。於是先打電話詢問彭教授是否可以接治？彭教授說周一、周二已安排了，周三上午來看看吧。那天一大早，協會的同志帶著馬愛民和她姐姐去醫院。早晨7的點多，整個大樓還是靜悄悄的，他們以為彭教授大概還沒來，試著敲了門，門開了，彭教授早已在那裡等候了，當時大家都非常感動。彭教授了解了病情後答應馬上為她做手術。手術後，隔了一個月來複查，AFP從1000以上降到了3.6，馬愛民和她姐姐感動得抱頭痛哭，得救了，從死神手裡回來了，11歲的兒子也得救了，不會做孤兒了，在場的人都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面對社會給予的榮耀和病人的讚譽，彭淑牖淡淡地說，這都是一個醫生應該做的，是我的本份。幾十年來，彭淑牖儘管著作等身，重大發明創造也有多項，尤其是外科理念上的一些重大突破，刷新了當代外科學的許多領域，象他這樣一個在國內外外科界都享有盛譽的人、“英國皇家醫學會會員”仍逃脫不了 “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命運，有人總以“不就是發明了一把原子筆似的手術刀嗎？又不是什麼精密儀器”為名，認為“檔次太低”，把他排斥在外。在這些人眼裡，似乎只有純學術的東西才可登“大雅之堂”，成千上百萬名患者被從死亡線上挽救回來的事實可以“視而不見”。對此，彭淑牖從不去計較。他把心思都放在了病人身上。有人稱他是當代最容易被請上手術台的名醫。由於他技藝精湛，普通外科方面幾乎已沒有他做不了的手術，所以，全國許許多多醫院有了疑難雜症或高難度手術，都會邀請彭教授去會診或支援做手術，而他每次都“有求必應”。儘管已年屆70，但彭淑牖每年都要做230台以上手術，這在全國醫療界實屬稀罕。 2002年，他曾創下了10天內分別往返4個省開了6台特大惡性腫瘤手術的記錄。他的學生王新保回憶說，上午彭教授剛在邵逸夫醫院做完一例肝切除大手術，下午就接到安徽皖南醫學院發來的邀請，去為一位疑難病人做手術，他連晚飯都顧不得吃，跳上汽車就往機場趕。在飛機上，他一邊就著白開水吞麵包，一邊仔細分析傳真過來的病情資料。晚上10點，剛下了飛機的他直奔手術台，連病人家屬都要求彭教授歇一歇，第二天再做手術。彭淑牖說，多延遲一天，病人就多一天痛苦，多一份危險。這個病人已是肝癌晚期，緊靠肝靜脈有一個巨大腫瘤，25CM×12CM，這個部位在第7～8肝段，屬於高危險區，與血管也有粘連，當地醫生已認為無法救治了。彭淑牖立即為病人動手術，一直做到凌晨4點。他稍微休息了三個小時，早晨7點又進入病房查看這位病人的術後情況，在場的醫生家屬無不為之感動，看到了一位醫生崇高的風尚。上午9：00，彭淑牖又接著為第二個高位膽管癌病人做右半肝切除膽管吻合手術。下午4時，手術一完，彭淑牖坐上飛機急著往回趕，因為明天，杭州還有一例大手術等著他去做，……王新保說，“彭老師就是這樣一個為了病人不顧一切的人”。2003年4月3日及 4月21日，即使在中華民族抗擊“非典”的特殊時刻，他仍不顧個人的安危, 分別奔赴“非典”重災區廣州和北京，用PMOD為等候的病人成功地實施了多例高難度手術，切除了其他人認為不可能切除的腫瘤，將許多癌症晚期病人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