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出生年月：1985年8月4日
星座：獅子座
血型：AB型
民族：穿青人
國籍：中國大陸
祖籍：貴州省六盤水市
畢業院校：河北傳媒學院
學歷：大學本科
職業：編劇/導演
愛好：武術、電影、管樂
最喜歡的顏色：白色
彭榮即瞿秋白
[摘要]
1928年4月，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彭榮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和指導成立大會。這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不僅在中共黨史上這件事缺乏記載，就連彭榮是誰至今仍是一個謎。本文以翔實史料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否定了個別人認為“彭榮”是彭湃的觀點，得出了彭榮即瞿秋白的結論。
[關鍵字]
彭榮瞿秋白黨史懸案
一
1928年4月15日，是台灣革命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日子。這一天，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導下，台灣共產黨在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的橫通里金神父（後稱金神父路，今稱瑞金路）一家照相館樓上宣告成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並領導這一重要會議的是彭榮同志，他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的經過及其經驗教訓，“從1919年以來中國無產階級運動沿革說起，尤其將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時期至分裂時期的狀況詳加說明：‘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反帝國主義力量，所以共產黨在本身勢力微弱時代與其合作尚屬正確，但對於革命發展至某一階段後資產階級必然投入反動陣營之道理缺乏理解，因此將武漢的國民黨誤認為小資產階級政黨，與其妥協，並任其實行壓制罷工和農民運動等，犯了最大錯誤……’於是警告台灣共產黨勿再陷入這種機會主義錯誤，並對爾後黨的策略及以它為依據的蘇維埃的發展等事項予以論述後說：‘必須堅持惟有共產黨始克成為解放無產階級的指導體的信念。’接下去大會參加者紛紛向彭榮請教有關戰術上的諸問題。”①會後，當選的台共領導成員要求彭榮給予指示，彭榮說：“台共領導成員幾乎都是知識分子，真正工農出身的分子很少，這是建黨初期難以避免的現象，但今後要在實際工作中注意大力吸收工農分子入黨，以改變黨內知識分子所占成份的比例；其次，黨內和領導機構內有不少人曾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回台後應儘快召開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以改變這種現象。”當台共領導成員告訴他：計畫五月以前讓全體黨員回台灣從事實際工作，回台後主要工作重點是工運、農運和台灣文化協會（台灣進步人士組織的文化團體）時，彭榮都同意了②。
前面一段資料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收載的史料。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後僅過10天，台灣革命者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便遭到日本特警的襲擊，多人被捕，台共成立的所有檔案全都落到日本人的手裡，這些檔案被收入日本總督府編印的《警察沿革志》一書之中，這本書是日本人編的，是專門供總督府警員作為執行公務上的參考，屬於秘密資料。然而它卻保留了關於台灣共產黨成立前後的大量寶貴史料。通過這一史料，我們才得知中共中央領導成員彭榮出席了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並在會上講話這一極為重要的內容。日警搜捕不僅使剛成立的台灣共產黨遭到挫折，而且使這些有關中共指導台共成立的檔案全都落入日本手裡，這也是中共黨史上缺少這一方面史料的原因。
二
那么，彭榮究竟是誰呢？查遍我們黨早期領導人及黨史人物的別名，黨的這一時期的諸領導人中，沒有一個叫彭榮或別名彭榮的。本來這一問題並不複雜，只要當時參加會議的當事人在解放後把彭榮是誰講出來就清楚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大部分當事人過後都在日本殖民當局的“大檢舉”中遭到逮捕，犧牲在敵人的獄中，倖存者在解放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遭受不公平對待，都自暇不顧，再加上在“左”的時代，對黨史人物功過是非的評價偏離實事求是軌道，以及台共一直是個敏感的話題等諸多原因，幾乎沒有人去講彭榮是誰這個問題。在這一段時間裡擔任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的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三人，還有在南昌起義後輾轉回到上海的周恩來（在這一時期是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肯定知道受中共中央委派、代表中共中央參加指導台共成立大會的彭榮是誰，但瞿秋白已於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被俘，4個月後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而周恩來亦已作古；加上革命年代裡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工作的單線聯繫，以及年代的久遠，如今知情人都不在人世，等等因素使得解開彭榮之謎更為困難，“有關彭榮的身份至今仍是一個謎”③。
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恢復，人們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評價開始客觀、理性起來，一些人開始在思考研究台灣革命和台灣共產黨成立的得與失、經驗與教訓，彭榮問題於是凸現出來。
三
對彭榮是誰的問題至今只有兩個人提出自己的見解，這兩個見解又都不謀而合認為是彭湃同志。其一是台灣學者許世楷1973年在他就讀東京大學撰寫博士論文《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一文中提出的，他不知根據什麼直截了當地認為“彭榮就是中共的領導人彭湃”。其二是謝雪紅在《我的半生記》一書中認為的，1955年國慶節她上天安門紅台觀禮時，李立三告訴她彭榮是彭湃，後來她去廣州參觀，到農民運動講習所參觀，“在那裡，我看到彭湃同志的照片，我認出他就是當年的彭榮同志。”④
如果說前者提出的觀點並無什麼具體的證據，或者只根據彭榮姓彭就主觀臆斷地認為“彭榮即彭湃”的話，那親歷者謝雪紅的上述敘述，應該講是對彭榮問題的最肯定的答解了，這樣，彭榮即彭湃似乎已不成問題了。
如果這一論點能夠成立，那么彭湃的革命歷程乃至中共黨史在這段時間裡就欠缺了一項重要的內容。但是，遺憾的是，筆者查閱了至今為止所有有關記載彭湃革命歷程的資料，包括幾種不同版本的《彭湃傳》，包括彭湃家鄉海豐縣黨史部門、紅宮紀念館、彭湃故居等對彭湃烈士生平最為了解、史料最為豐富的部門所擁有的資料，發現均無此項記載。大量有關彭湃傳記著述表明，從1928年1月至5月正是彭湃在廣東東江地區領導海陸豐工農革命運動最為艱苦繁忙、也最離不開的時期，茲一一列舉如下：
王曼、楊永著的《彭湃傳》（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記載，南昌起義後，彭湃奉中共廣東省委命令，於1927年11月7日從香港返回海陸豐，擔起創建紅色政權的重任，先後於這一個月創建起陸豐縣、海豐縣蘇維埃政府。廣州武裝起義失敗後，海陸豐蘇維埃政權處於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彭湃此時正率領工農武裝與敵軍日夜周鏇在廣東東江地區。
1928年4月初，進占海陸豐的敵軍調集兵力直撲惠來，敵我力量懸殊，彭湃不得不再次撤出惠來，惠來縣蘇維埃政府也遷到遠離縣城的林樟鄉，彭湃在這裡召開了東江特委和紅二、四師委聯席會議，討論如何應對當前局勢，決定回師海陸豐。
其時，廣東省委已派出省委委員、東江軍委特派員趙自選來領導反攻海豐縣城的軍事行動，這一行動因準備不周而失敗，趙自選同志在戰鬥中犧牲。彭湃沒有參加這次行動，他當時留在惠來繼續領導惠（來）、普（寧）、潮（州）三縣的鬥爭。
由於永波主編的《徐向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出版）也講到彭湃的情況：“4月，東江特委在大南山的一個村子（即林樟）召開紅二、四師領導幹部聯席會議，彭湃、董朗、葉鏞、徐向前、袁國平、顏昌頤等參加了會議，討論當前局勢與行動方向，通過了回師海陸豐的決議。”
由中共海豐縣委宣傳部、縣委黨史辦合編的《不朽的豐碑》（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一書載：“4月上旬，在惠來和普寧交界處的一個村子（就是林樟）召開東江特委與紅二、四師師委聯席會議，決定紅二、四師回師海陸豐……11月份上旬，彭湃等人被調上海中央工作。”
由中共陸豐黨史研究室編，葉左能、邱海洲著的《陸豐革命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書記載：“1928年4月13日，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了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改選了省委，選舉正式委員32名，彭湃和海豐楊望、陸豐黃依農當選為正式委員。他們因正在領導反‘圍剿’鬥爭而沒有出席會議。”
由華南農學院馬列主義研究室、海豐縣紅宮紀念館編的《彭湃傳》（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72至178頁對彭湃在這段時間的活動和調上海工作的記載最為詳細，第172頁記載：“1928年4月中旬，彭湃在大南山林樟召開潮普惠三縣幹部會議，商討建設大南山革命根據地問題。”第178頁記載了彭湃奉中央之命離開海陸豐前往上海工作的詳細經過：“1928年11月，彭湃偕夫人許冰遵照中央的指示前往上海，大南山的人民和戰友在林氏祖祠召開歡送彭湃大會。會上彭湃深情地對戰友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大南山根據地，永遠不會忘記大南山人民和戰友們。他鼓勵人們說，烏雲必將過去，革命必定勝利，要增強革命必勝的信心，勇敢地與反動派作鬥爭。他在蔡孟康醫生陪同下，由農民自衛軍陳賢頌帶領從苦棚坐漁船出海，經香港轉赴上海。”時間、地點、人物、經過，言之鑿鑿，十分詳細具體。
上述各種著作、史料所提供的彭湃在這一時期的活動的線索都交叉到一點，證實了彭湃在四月份這段期間裡都在潮惠普交界的大南山根據地領導中共東江特委、紅二，四師與敵人的重兵“圍剿”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他不可能前往上海去出席4月15日的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他在這一年確實奉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但那是在11月份。由此可見，彭榮即彭湃的論點是無法成立的。彭榮不是彭湃。
四
既然彭榮不是彭湃，那么彭榮又是誰呢？我們只能從當時能代表中共中央的中央領導人來一一查找。也就是從1927年“八七”緊急會議上當選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三人之中看一看哪一個同志有可能出席台共成立大會。
先說蘇兆征，他是早期我們黨惟一沒有別名、化名和筆名的領導人。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他擔任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領導省港大罷工。1927年中共五大進入中央政治局，在“八七”緊急會議上成為中央臨時政治局三常委之一，1928年2月8日他主持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次擴大會議，12日結束。當月中旬離滬秘密前往蘇聯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這兩個國際組織的執行委員，至1929年1月才回國。台共成立之時，蘇兆征還遠在蘇聯，不可能出席台共成立大會。
再說李維漢。他的化名、別名、筆名不多，僅有李和生、和笙、羅邁、松等寥寥幾個。1928年6月18日，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李維漢是留守上海的中央領導人，他當然可以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和指導台共成立大會，但他沒有時間參與這件事。因為他這一天裡正忙著另一件事，《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3期在刊載金再及的一篇回憶“羅亦農同志被捕、犧牲前後的一些情況”的文章中恰巧十分清楚地講述了李維漢在1928年4月15日這天的活動情況：“1928年4月中旬，有兩個外省代表（其中一個是從山東來的）到中央接頭。14日晚，李維漢同志到靜安寺愚園路亨昌里中宣部機關羅亦農住處報告了這件事，隨後商量決定：第二天由羅亦農同志去戈登路（現江寧路）、愛文義路（現北京西路）、中福里1239號半黨中央機關接待山東省委代表，再由李維漢去哈同花園南邊南成都路機關和另一個省的代表接頭。次日晚，李維漢到羅亦農住處匯報接頭情況，在那裡等了很久，但羅沒有回來，不久，傳來羅亦農被捕的信息。”
為什麼這一記述這么清楚呢，原來這一天正是當時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11月臨時中央政治擴大會議上增補）和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被捕的日子，有這一重大事件的牽連，李維漢在這天的活動也就十分清楚地印刻在熟悉當時情況的黨內知情者腦海之中了。有了這么一件事，李維漢連同新進中常委班子的羅亦農出席台共成立會議也就最後被排除了。
還有一個人必須提及的就是周恩來。當時他的身份是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組織局副主任。1928年3月中旬周受中央委派到香港主持召開廣東省委擴大會議，整頓遭受破壞的廣東省委組織機構，至4月中旬他才從廣東返回上海，一回來便馬上負責組織“特科”和投入營救羅亦農的工作中。所以周恩來也沒有時間參加台共成立大會。
最後一個人就是瞿秋白。在黨的早期領導成員當中，瞿秋白別名、化名、筆名最多，據陳玉堂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別名錄》（紅旗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提供的資料，瞿的別名、筆名多達99個，待考的筆名、別名、化名還有二十多個，可能還有不少遺漏，彭榮是不是他化名中的一個重要遺漏呢？
筆者認為，彭榮就是瞿秋白，彭榮是瞿秋白數不勝數的別名、化名中的一個遺漏。主要理由是：
其一，他當時是中共中央的負責人，又是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由於當時台灣還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台共是在共產國際的授意下，以日本民族支部名義成立的。在這種特殊情況下，由有著雙重身份的瞿秋白出席並指導台共成立，最為合適。
其二，他當時正在上海中央機關，4月12日，他為“六大”會議的召開所寫的主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剛剛完成⑤，正好有時間出席和指導台共成立大會。
其三，他在台共成立大會上所作講話的內容正是他在剛完成的《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中所闡述的，兩者的吻合印證了講話的人與文章作者是同一個人。
其四，瞿秋白在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和社會學系主任，培養了像翁澤生、洪朝宗等一大批台籍中共黨員學生，並與他們建立了濃厚的感情，還輸送了一批台籍學子（如謝雪紅、林木順等人）前往蘇聯留學，這些人都成為台共的創建者。
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瞿秋白是當時我們黨重視和關注台灣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之一，正由於他的這一重視和關注，因此工作再怎么忙，他出席和指導台共成立也就是十分必然和順理成章的事了。
其五，作為更有力的證據，則是台灣日本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記載的有關台灣共產黨為準備召開二大會議時的一些史料明確記載了瞿秋白的又一次指導活動：1930年12月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瞿秋白來訪翁澤生、潘欽信（均為台籍中共黨員、台共核心成員，當時翁澤生、潘欽信均為共產國際派遣指導台共“二大”的代表）。由午後二時會談至八時左右，瞿秋白有關這次談話內容潘欽信供述如下：
“本人系代表中國黨中央而來，想與台灣同志談談關於台灣黨的問題。依據國際東方局所提台灣黨陷入機會主義的錯誤，黨員欠缺積極性，黨組織非常幼稚，黨的活動遲滯，呈現出無法遂行革命活動指導任務的狀態，擬向黨員諸君提議台灣黨的改革……台灣的黨如不迅速徹底清算以往機會主義錯誤，則必將無法指導即將發生的偉大革命鬥爭。”⑥
這一史料是台灣日本殖民當局於台共二大之後所進行的又一次大搜捕中獲得的，在這次行動中，潘欽信等台灣共產黨在台成員幾乎全部被捕，所有檔案均落入敵人手裡，上段文字是潘欽信在日本法庭上的供述。所以台灣日本殖民當局檔案有瞿秋白的上述談話記載。
這段史料記載明白無誤地反映出瞿秋白對台灣革命運動的關切入微，正是由於有參與指導台共成立的全過程，十分了解台共成立及之後的情況，才能有這一講話中流露出的焦慮和期望，這一過程的一脈相承和緊密聯繫，更是彭榮即瞿秋白的有力印證。
注釋：
①《（日）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共產主義運動”中譯本，創造出版社（台）1989年6月出版。
②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的《我的半生記》，1996年由楊翠華整理出版。謝雪紅是台共的創建者之一，是台共成立時的參加者，台共成立十天后她在寓所被日本特警捕獲，遣送回台灣，因證據不足獲釋。之後，在台共二大過後不久又一次遭捕，判刑13年，出獄後領導台灣二·二八起義，遭國民黨反動派通緝，逃亡香港，在港組建“台盟”，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成立後任首任台盟中央主席。
③台獨分子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第90頁，（台）前衛出版社1991年版。
④《我的半生記》第253頁。
⑤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242頁。
⑥日本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譯本《台灣社會運動史》第11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