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彭孟緝（1908年9月12日—1997年12月19日），字真如，號念先。湖北省江夏城（今武漢市）人。著名的軍事將領。1908年9月12日（清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生，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後奉派赴日本戰野炮兵學校進修，返國後任陸軍炮兵學校主任教官。
中日戰爭期間曾參加淞滬戰役、長沙會戰，而升任陸軍總司令部中將炮兵指揮官。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國民政府所接收，1946年彭孟緝來台灣擔任高雄要塞中將司令。“二二八事件”由於彭孟緝妥善處置，受層峰賞識，先升任台灣警備總部司令，之後出任台灣保全副司令、衛戍司令等要職。
國民政府遷往台灣後，1950年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彭孟緝擔任主任，此後並成立高級班及石牌班等訓練機構。1952年擔任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1954年擢升為副參謀總長，在參謀總長桂永清去世之後，彭孟緝接任參謀總長。1957年調任陸軍總司令併兼台灣防衛總司令。1959年晉升陸軍一級上將，再任參謀總長。1965年擔任“總統府”參軍長。1967年先後出任台灣地區駐泰國及日本“大使”。1972年彭孟緝擔任戰略顧問，1952年10月起當選國民黨第七至十二屆中央委員，其間在1960年8月、1966年12月任中央常務委員。1988年7月、1993年8月被聘為第十三屆、十四屆中央評議委員，並當選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1997年12月19日在台北病逝。
主要事跡
彭孟緝早年曾就讀於湖北省漢陽文德書院，鏇轉入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學習，未及畢業。1926年3月，彭孟緝考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4月在入伍生總隊接受軍事教育；11月正式編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五期炮兵科學習，參加了“黃埔同學會”。1927年8月彭孟緝從黃埔軍校畢業後，任陸軍第十三師炮兵營排、連長、南京公安局政治訓練處股長等職。1928年4月被派到日本野戰炮兵學校學習。1931年7月回國後任中央炮兵學校主任教官。1932年3月參與組織“復興社”，任中央幹事會候補幹事兼炮兵學校分社幹事，並出任陸軍炮兵訓練委員會及陸軍福斯山炮兵研究委員會委員。1933年任炮兵第一旅第一團第一營營長，陸軍官校政治幹部訓練班教官，參加了延平、古田“剿共”戰役。1934年6月兼軍事委員會軍官訓練班教官；12月調任陸軍炮兵學校教官。1936年4月彭孟緝調任陸軍炮兵學校重炮兵團（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機械化重炮團，團下有三個營，每營有兩個連，每連配備重炮四門）團長，彭孟緝與鄒作華、黃國書(台籍)並稱炮兵三傑，為我國機械化重炮兵的發展奠下基礎，貢獻巨大。
1937年2月任陸軍獨立炮兵第十團（機械化重炮團）團長；7月抗戰爆發，8月彭孟緝率炮兵第十團參加了淞滬抗戰，11月撤退時，炮兵第十團部分火炮被已經埋下地雷的公路橋攔住退路，炮團戰士忍痛將炮推入河中。1938年4月27日彭孟緝晉任陸軍少將，任陸軍炮兵第七旅第十團（三營六連制，每連以十五榴炮4門編成）團長，後任炮兵第七旅副旅長。1940年6月任重炮第一旅副旅長。1941年6月任軍事委員會軍政部炮兵第一補充兵訓練處處長。1943年1月任炮兵第一旅旅長。1944年兼第四戰區炮兵指揮部指揮官。1944年9月參與桂陽、柳州戰役；12月任黔桂湘邊區總部炮兵指揮部指揮官。1945年5月任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炮兵指揮部中將指揮官；8月15日日軍無條件投降，彭孟緝主持了日本炮兵部隊受降儀式；10月隨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到台灣，12月軍政部派彭孟緝為第二要塞調查組主任，負責高雄港之要塞調查。
1946年7月，台灣正式成立基隆、高雄、馬公三個要塞司令部，彭孟緝任高雄要塞司令部中將司令官。
1947年2月28日，專賣局緝私人員和警察武裝取締私菸攤販，槍殺民眾，台北市民眾奔赴行政長官公署，要求面見省主席陳儀，長官公署卻槍擊民眾，台灣各地相繼舉行起義，反抗暴行，稱“二二八事變”；3月3日晚上，高雄市民回響台灣各地起義行動，開始到處搜尋貪官污吏；5日，高雄參議會號召市民參加抗暴，市民與學生遂集結於高雄中學，編成部隊，由塗光明（時任高雄市敵產清查主任）擔任總指揮，當地警察兩百餘人也攜械參加，這支高雄起義軍在一日之間控制了市內所有軍政機關，只剩擁有重兵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尚未被繳械，而要塞司令彭孟緝正準備進入市內襲擊起義市民；6日上午，處理委員會委員為防止流血犧牲擴大，乃推派黃仲圖（高雄市市長）、彭清靠（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塗光明、曾鳳鳴、林介等五名代表上山到要塞司令部，意圖規勸彭孟緝自動解除武裝，而後再談處理辦法，不料彭孟緝當場開槍打死塗光明、曾鳳鳴、林介等三人，並扣留拷問彭清靠，只放黃仲圖一人下山回復，司令部所屬官兵三百餘人攻下山來，直殺入市政府，當時處理委員及市民尚在市政府等候談判代表回來報告，要塞軍隊以機槍、步槍向這些人掃射，當場擊斃三十四人（其中有王石定等參議員四人），射傷百餘人，隨後不分青紅皂白地見人就開槍濫射，馬路上橫屍遍野，哀號呼救之聲不絕，這時青年學生也紛紛勇敢地反擊，到處是混亂的巷戰，至半夜，由學生堅守的前金派出所終於被彭孟緝的軍隊奪回，學生全部壯烈犧牲，僅僅這一天，傷亡的高雄人竟達數千人！彭孟緝因此被人稱做“高雄屠夫”。
1947年5月5日，“台灣全省警備總司令部”成立，彭孟緝升任第一任司令，任內對於“良善者固均予以保障，而險惡者亦未使其漏網”。1948年9月22日晉任陸軍中將。1949年1月18日，“台灣警備司令部”成立，陳誠兼任總司令，彭孟緝任副總司令；8月20日，秘密保全組織“政治行動委員會”正式成立於台北圓山，由唐縱（警政署長）掛名召集人，蔣經國掌握實權，彭孟緝等人為該會委員；9月1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改編為“台灣保全司令部”，彭孟緝改任“台灣省政府”委員兼“台灣保全司令部”中將司令。
1950年3月，蔣介石派彭孟緝為“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負責協調指揮各諜報部門，主持全台最高的情治機構，併兼任圓山軍官訓練團教育長；6月5日蔣介石在“台灣保全司令部”官兵大會上宣布由吳國楨任台灣保全司令，彭孟緝任副司令，後兼任台灣省保全處處長、“革命實踐研究院”附設幹部訓練團主任等。1952年7月16日，“台北市衛戊司令部”成立，彭孟緝兼任司令，併兼台灣省保全司令部副司令、軍學研究會主任、動員幹部訓練班主任、軍事動員設計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當選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1953年1月28日加陸軍上將銜。1954年5月，彭孟緝接受友人的勸誡向蔣介石請辭，將“情治大權”交予蔣經國執掌，7月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桂永清）”副參謀總長；8月12日桂永清突然病死，13日彭孟緝以陸軍中將軍階加上將銜，代理“參謀本部”參謀總長，他與時任總統府參軍長的孫立人，常因“體制”問題發生衝突。1955年5月25日，台灣爆發少校郭廷亮發動“兵諫”案，彭孟緝秉承蔣介石的旨意，以郭廷亮為孫立人部屬為由，對其實行看管偵訊，孫立人被判處監禁；6月20日彭孟緝正式就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同時晉任陸軍二級上將，權勢如日中天。1957年5月24日，台灣發生“劉自然事件”，蔣介石為向美國交代，撤換包括“參謀總長”彭孟緝、“陸軍總司令”黃杰、“憲兵司令”劉煒、“台北衛戍司令”黃珍吾在內的高級將領，6月25日彭孟緝調任“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兼“台灣防衛司令部”總司令，他在總司令任內特別重視軍中情報的蒐集，使當時的軍中安全，號為“國府遷台以來最嚴密者”；10月23日當選為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常務委員。
1959年6月29日，彭孟緝再次擔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並晉任陸軍一級上將。1960年兼任“總政治部聯合作戰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積極精練三軍，提高士氣。1961年4月4日，彭孟緝下達極機密指示，對金門8吋巨炮向大陸發射核武進行研究。1963年11月22日當選為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常務委員。1964年1月21日，湖口裝甲兵基地發生一宗嚴重違反軍紀事件，即一般通稱的“湖口兵變”，所謂的湖口兵變純粹是趙志華個人的牢騷事件，彭孟緝卻主張嚴懲罪犯與肇事有關的軍官，自裝甲司令部郭東陽以及到裝甲參謀長金仲純，都受重懲，甚至連蔣緯國都牽連在內，背了一輩子的“黑鍋”。1965年6月27日調任“總統府”參軍長，並奉頒青天白日勳章。1966年10月，彭孟緝退役任“中華民國”駐泰國“大使”。1969年2月改任“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4月9日當選為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1972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彭孟緝調回台灣，11月回役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一級上將委員。
1973年3月16日，台灣“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制定會章，成立理監事會，推選彭孟緝為會長。1974年曾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到課守時，三年不輟，用心學問，極受讚譽。1975年2月調任“總統府”一級上將戰略顧問。1976年1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1981年4月3日當選為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為贖以往的罪惡，彭孟緝晚年信佛信的相當虔誠，對往事，他從不為自己辯解。1988年7月12日被聘為國民黨第十三屆中央評議委員，且為評議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93年8月被聘為國民黨第十四屆中央評議委員，並仍當選為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1997年8月繼續當選為國民黨第十五屆中央評議委員，並再次當選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
1997年12月19日，彭孟緝因病逝世，終年89歲，20日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懷遠堂舉行公祭，“總統”李登輝特頒“旌忠狀”與“勛猷懋著”挽額，以“表彰其對國家的貢獻”，“行政院”院長蕭萬長親臨致祭，葬於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特勛區第八號墓穴。
人物評價
彭孟緝生平對歷史素養頗深，他對蔣氏父子忠心耿耿，在台灣實行鐵碗統治，為蔣介石經營台灣打下堅實基礎，因而官運亨通，彭孟緝手段毒辣，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屠夫做法至今仍讓台灣人髮指，他一生的主要經歷，以情治發跡，而後成為軍令系統首長，顯示他的“政治性格”頗有過人之處，之所以能久居高位而持續不下，主要與他“先意承旨、任謗任怨、服從性高”的家臣性格有關。
社會影響
彭孟緝228事件之爭議，本省暴民殘害外省普通民眾被刻意淡化
台“中研院”院士黃彰健和近史所研究員朱浤源今年初共組「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展開二二八事件考證調查，兩人近日透過彭孟緝之子彭蔭剛，獲得兩篇未收錄在二二八事件官方調查報告的新史料，是當年高雄市長黃仲圖、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總統府資政”彭明敏之父）寫給彭孟緝的兩份檔案，可能洗刷彭孟緝在歷史上的罪名。 黃彰健指出，新史料顯示，黃仲圖、彭清靠等人當時是被塗光明逼上山的，因塗光明有槍，而且威脅他，不配合將「會變成肉片」。這點與坊間所謂黃仲圖、彭清靠和塗光明代表台灣人民上山不符。 黃彰健進一步說明，黃仲圖等人上壽山後，彭孟緝並非如坊間所傳下令殺人。根據新取得的證據，塗光明等人是社會人士、不具學生身分，當時雙邊人馬經過一番談判。但塗光明亮出槍械，威脅彭孟緝接受包括國軍繳械等九項條件，彭孟緝遂將其移送軍法審判。三月八日，塗光明等三位自稱學生代表者被依軍法槍決。但官方提出的二二八調查事件報告只提到塗光明等人有九大要求，卻不願呈現詳細內容，有誤導國人之嫌。 朱浤源表示，彭蔭剛也證實，他的父親彭孟緝曾明確告訴他，家裡有一把手槍，即是塗光明當年攜帶並要在現場拔出；這把手槍在彭孟緝過世後交還國防部。此外，彭孟緝的軍隊是在十五位軍人被槍殺後才開始反擊，並非一開始就對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第一中學的民眾掃射。另外，「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也蒐集到當時的高雄在地報《國聲報》，發現彭孟緝的出兵行動當年深受社會各界肯定與接受，不但彭清靠提供其房舍給彭孟緝全家 居住；社會各界在三月六日後也紛紛登報，公開感謝彭孟緝。 台北市二二八協會執行秘書廖繼斌認為，許多受難家屬聽到中研院學者提出的「翻案」說法很不滿，原本要到讀書會現場抗議。經過協調，大家決定回歸理性討論，共同要求彭蔭剛提供所有資料，以發掘真相。 「學術研究是各抒己見，真理本身沒有學術研究可言！」廖繼斌強調，為釐清真相，他個人仔細研讀大溪檔案長達一年，許多家屬也積極蒐集資料，院士、學者們不能因為兩篇檔案就為二二八事件驟下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