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概況
張昀愷，1893年父親在舊金山病故後回國。中日甲午戰爭後傾心西學。1896年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次年與何香凝在廣州結婚。1902年赴日本留學，先後入早稻田大學經濟預科、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並與有志青年相互激勵，萌發了反清革命思想。
1903年9月廖仲愷與何香凝訪問孫中山，向孫中山表示“想參加革命工作，願效微力”。隨後遵照孫中山指示， 在日本“物識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1905年9月1日加入同盟會，任同盟會總部外務部幹事。隨後曾奉孫中山命回國秘密進行革命活動。以“屠富”、“淵實”筆名在《民報》發表譯作《進步與貧乏》、《社會主義史大綱》等，是最早介紹和探索社會主義問題的中國人之一。武昌起義後在廣州就任廣東軍政府財政部副部長。1912年5月任廣東軍政府財政司長，實行地稅換契法、整理財政和稅收等措施。宋教仁案發生後赴北京運動國會議員反袁。“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協助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被任命為財政部副部長，致力於反袁鬥爭。1917年任中華民國軍政府財政部次長、代理總長，盡力於護法事業。五四運動發生後讚揚和支持學生運動。與朱執信、胡漢民等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發表《三大民權》、《<全民政治論>譯序》等文章。同時翻譯孫中山用英文寫的《實業計畫》第一計畫。1919年10月任中國國民黨財政主任。稱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空前之舉，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於黑暗”。與朱執信等學習俄文，準備赴蘇俄學習。1919年和1920年多次奉孫命赴福建漳州，幫助援閩粵軍的建設和解決財政困難，推動粵軍回師廣東，驅趕桂系軍閥。1921年5月任中華民國政府財政部次長、代理總長，支持孫出兵討桂和北伐。陳炯明公開叛變前夕被囚禁於廣州郊區石井兵工廠，經何香凝等營救脫險，當即乘船赴港轉滬，與孫中山重新會合，協助孫中山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3年2月與蘇聯代表越飛聯合宣言條款進行具體磋商。3月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財政部長。5月任廣東省長。10月以後被孫中山委派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臨時中央執行委員，積極參與領導改組國民黨的工作。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被孫中山指派為主席團成員。在開會過程中，堅持國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則，促成了大會的成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工人部部長。協助孫中山籌建陸軍軍官學校，任該校黨代表，為建立革命軍而努力，被譽為“黃埔的慈母”。6月任廣東省長。7月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支持沙面工人罷工，命令各縣縣長協助組織農會。9月任大本營財政部長。堅持主張鎮壓廣州商團叛亂。孫中山北上前夕任所有黨軍、各軍官學校和講武堂的黨代表兼農民部部長。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後仍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三大政策，參加領導討伐陳炯明的東征和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支持省港大罷工。8月20日在中央黨部門前被反革命派暗殺。著譯編為《廖仲愷集》、《雙清文集》上卷。
刺殺真相
廖仲愷不屈不撓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國共產黨人合作，支持工農革命運動，推動了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但他所做的這一切無疑對國民黨右派、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是極端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動勢力都視廖仲愷為眼中釘，必欲直至於死地。孫中山逝世不久，謝持、林森、鄒魯等人便結成所謂的“西山會議派”，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破壞國民革命領導力量的團結。從1925年7月開始，國民黨右派分子鄒魯、孫科、伍朝樞等人就開始集中攻擊廖仲愷，散布種種謠言，企圖搞垮廖仲愷，否定三大政策。面對右派反對分子的洶洶來勢，廖仲愷與他們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尤其使廖仲愷感到深惡痛絕的是，一部分國民黨右派老黨員，為了達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與北方反動軍閥相勾結。5月間，廖仲愷發表了一篇《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文章，對國民黨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說：“現在吾黨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詡為老革命黨，擺出革命的老招牌，以為做過一回革命黨以後，無論如何勾結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及極力壓制我國最大多數之工界，也可以稱為革命黨，以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發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個虛名，那個人無論從前於何時何地立過何種功績，苟一進不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時有反革命的行為，便立刻變成反革命派。”這篇文章給鄒魯、孫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們對廖仲愷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謀用卑鄙的暗殺手段除掉廖仲愷。
進入8月，滿城風雨，流傳著國民黨右派要殺害廖仲愷的訊息，一霎時間陰雲四起，壓力日增。當時在廣州南堤有右派俱樂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經常在此密劃謀殺廖仲愷，他們熟知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倫和汪精衛、廖仲愷等，每日必集東山百子路鮑公館會議。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兇手用炸彈機槍狙擊，把這些領導人員全部殺害，下手前，公安局長吳鐵城獲知此訊大驚，從中阻止了這次流血事件。廖仲愷面對這種情勢，無所畏懼，繼續孜孜不倦地工作。當他聽說敵人要用機關槍殺他時，一笑置之，並對人戲言道：“暗殺用手槍炸彈是所見的，若是用機關槍，卻新鮮的很。”何香凝勸他多加兩個衛士防備一下，他不以為然地回答：“增加衛兵，只好捉拿刺客，並不能阻擋他們行兇。我是天天到工會、農會、學生會等團體去開會或演說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幾個地方，他們要想謀殺我，很可以假扮工人、農民或學生模樣，混入民眾中間下手的。我生平為人作事憑良心，自問沒有對不起黨、對不起國家，總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總是不能鬆懈一步的。”在8月18日國民政府的一次會議上，從在廖仲愷身旁的汪精衛給他寫了一張條子，告訴他有人將對他不利，他當即表示：“為黨為國而犧牲，是革命家的夙願，何事顧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確切訊息報告他，廖仲愷慨然道：“際此黨國多難之秋，個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終日不能忘懷者，為罷工運動及統一廣東運動兩問題尚未解決！”這一天，他又為給黃埔軍校等籌集經費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第二天上午，廖仲愷攜夫人何香凝乘車前往黨部開會，半路上遇見陳秋霖，隨即同車前往，不想竟在戒備森嚴的黨部門前，慘遭殺害，八月的廣州出現了這一幕悲劇，蒼穹為之低沉。
廖案發生後，國民政府迅即組成“廖案檢查委員會”，追查暗殺的幕後策劃者和兇手。經查明，暗殺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集團乾的。主要成員便是鄒魯、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許崇智等人，出面收買兇手的便是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黨朱卓文、梁鴻楷等人。兇手之一陳瑞在刺殺廖仲愷後，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給陳瑞二百元，打發他離開廣州。案情查明後，國民政府派軍隊搜查了胡漢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漢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鴻楷第一軍軍長的職務，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潛逃，胡漢民也因涉嫌離開廣州，國民黨右派勢力受到沉重的打擊。
9月1日，廖仲愷出殯時，廣州黃埔軍校師生、工人、農民、市民民眾等二十多萬人參加，行列之大，階層之廣泛，情結之嚴肅，氣氛之悲壯，為廣州空前之例。他的遺體暫厝於廣州駟馬崗他的好友朱執信的墓側。1935年9月1日，安葬於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側。廖仲愷以他的壯年生命，為中國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勳，用鮮血在中華英雄史的豐碑上鐫下了他那光耀人寰的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