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心一[科學家、農業經濟學家]](/img/1/0c4/nBnauM3XxczN0YjMxEjN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xYzL4E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張心一[科學家、農業經濟學家]")
人物生平
張心一1897年1月17日，生於甘肅省永靖縣撫河村。
1922年，畢業於清華學堂。
1925年，畢業於美國依阿華大學農學院畜牧系。
1926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獲得碩士學位。
1927年，任美國關稅委員會5人調查小組成員。
1927—1929年，任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副教授，兼農業推廣系主任。
1929—1932年，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統計處農業統計科長。
1932—1934年，任南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1934—1940年，任中國銀行農貸稽核，兼經濟研究室副主任。
1940—1949年，任甘肅省建設廳廳長。
1947—1949年，任中國銀行赴外稽核。
1950—1952年，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計畫局農業計畫處處長。
1952—1965年，任農業部土地利用局副局長。
1978—1983年，當選為中國農學會專職副理事長、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土地學會名譽理事長等職。
1983—1991年，任中國農學會榮譽理事，1988年第20屆國際農業經濟學家協會授予“榮譽終身會員”稱號，1991年被授予有突出貢獻、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農業專家。
1992年3月23日，因病在京逝世。
主要論著
1、張心一．中國人口的估計．
2、張心一．準備中國農產預測的試驗．立法統計月報，1930，2（5）．
3、張心一．中國農佃問題的一點材料．立法統計月報，1930，2（6）．
4、張心一．新曆二十四節歌．
5、張心一．中國小麥下種時季的研究．立法統計月報，1930，2（8）．
6、張心一．中國糧食問題．上海：中國太平洋關係研究所，1931（原著為英文） ．
7、張心一．中國棉產統計方法之商榷．立法院統計月報，1931，3（2），
8、張心一．中國農業概況估計．南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1933．
9、張心一等．試辦句容縣人口農業總調查報告．南京：國防設計委員會，1934．
10、張心一．六年甘肅生產建設．甘肅民國日報，1946年12月31日．
11、張心一．保持水土發展農業生產．北京：中華書局，1953．
12、張心一等．西北黃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問題．科學通報，1954（6）．
13、張心一．進一步發展我國南方的綠肥生產．紅旗，1962．
14、張心一．半乾旱黃土區如何加快農業生產發展．全國水土保持耕作學術討論會上的報告，1983．
15、張心一．用蓄水保土的耕作措施加快黃土丘陵地區的改造和建設．水土保持，1985（6）．
個人榮譽
我國農業統計學的奠基人
張心一(中)1985年在林地里張心一（1897—1992），農業經濟學家、土地利用和水土保持專家、我國農業統計學的奠基人。他主持修建了我國第一座土壩水庫，創辦了第一個水土保持站，對西北黃土高原倡導水土保持和土地合理持續利用，引進草木樨、白蘭瓜、洋槐等優良作物，培育人才等方面均有卓越貢獻。
張心一，原名張繼忠（對外一直用C.C.Chang，即繼忠的縮寫），1897年1月17日生於甘肅省永靖縣撫河村。少年時，家庭貧困，7歲啟蒙，讀私塾3年，10歲起在家幫助母親務農，13歲進蘭州師範附屬國小，次年轉入皋蘭國小，並在課餘跟隨國小老師和一個來蘭州在教會避居的進步青年學英語。
1914年他考入蘭州中學，正在讀一年級時，適逢北京清華學堂（當時是用庚子賠款辦的留美預備學校，現清華大學前身）在甘肅選考公費生。張心一憑著學了幾個月英語的優勢，得以人選，經過1個多月艱辛的旅程徒步來到北京。複試時，因英語不及格，並超過規定的入學年齡而不能錄取，後經據理力爭，並說明是步行來京，感動了主考人，允許先試讀半年再說。半年後英語小考及格，才成為正式學生。
在清華學堂的8年（1914—1922年），除完成各項功課、打好英語底子外，為探求人生目的和道路，還研究了中國諸子百家和佛教、基督教的理論、倫理道德，接受了王陽明的知行學說與民族和解的民族觀。這幾乎成為他此後為人處世的基本準則。
五四運動爆發時，他深感北洋政府的腐敗，和同學們參加了運動，並曾被反動軍警拘留10多天，以後更為積極地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並以革新時務為己任。他同高士其（後來成為著名科普作家）等在“校役夜校”義務教課，還兼任過一年校長，幫助掃盲。他和梁實秋、潘光旦等4人組成了“厚薄社”——意思是他們“天性欠厚，臉皮欠薄”，不作老好人，遇他人有不合理言行，立即批評，反對虛偽客套。1921年該校學生會組織“學生法庭”，他任第一任檢察長，主持公道。
在清華學堂時，他養成體育鍛鍊的習慣，一直堅持到耄耋之年。從青少年開始的艱苦鍛鍊，使他一生得以抗過了肺結核、傷寒症和80歲後的3次胃腸癌症手術，活到95歲高齡。
立志學農，組織“新農會”
在清華時，張心一便立志學農。他同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如程紹迥、熊大仕等組成了“新農會”，相約將來學成歸國，為改進祖國農業而乾一番事業。他於1922年清華學堂畢業後，選定美國州立依阿華大學農學院學畜牧，同時利用暑假在威斯康辛大學學遺傳學，在密執安州實習森林材積測量，在懷俄明大學學習羊毛加工處理。
他在依阿華大學農學院時，積極參加各種課外活動，抓住一切機會做“國民外交”，宣傳中國的歷史文化、儒道的哲學思想、世界大同的理想和中國的農業情況，讓美國人民了解中國，改變看不起中國人的偏見。他自己則身體力行，嚴於律己，使治學、行為都不落後於美國學生。
1925年，張心一28歲時，從依阿華大學農學院畜牧系畢業。當時，“新農會”的同學相約回國創辦大農場，但又深感沒有經營大農場的農業經濟知識，於是共同推舉他在美國繼續學習農業經濟。張心一欣然接受，當年秋進康奈爾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讀研究生，1年後取得碩士學位，為以後成為農業經濟學家打下了基礎。
在他即將就讀博士學位時，系主任華倫教授推薦他參加美國關稅委員會的5人調查小組，到日本和中國調查出口大豆的生產運銷成本，作為厘定關稅的依據。此舉正合張心一等去東北辦大農場種大豆的心愿，便接受了這一任務。他在參與調查時，總是採用較高的用工量估算大豆生產成本，以期美國的進口稅率訂得低點，有利於中國大豆的出口。
東北調查結束後，他又奉命去調查地毯、雞蛋的生產運銷成本。到達漢口時，適逢北伐軍打到武漢，革命民眾揚眉吐氣，收回了為英、日帝國主義所強占的漢口租界。他親身感受當時振奮人心的大革命氣氛，熱血沸騰，便辭去美國調查小組的工作，放棄回美國讀博士學位，而留在上海工作。
開創中國近代農業統計
張心一面對當時的中國時局，並不能實現他辦農場的願望，受人推薦，到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任農業經濟系副教授和農業推廣系主任。他從1927年到1929年夏教了兩年書，當時金陵大學是用英語講授，內容都是西方國家的理論和事例，缺乏中國的農業經濟資料。他便去南京郊區農村作調查，但一個星期調查取得的資料1小時就講完了，深感缺乏更為豐富的農業統計資料之苦，就立志開展全國的農業調查統計工作。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設立統計處，他應邀擔任農業統計科長後就一心想舉辦一次全國性的農業普查。當時軍閥割據，內戰不已，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使他找到了1個聘請農情報告員的辦法，在23個省、600多個縣內聘請了1700多名國小教員、農耕工作人員等完全盡義務的農情報告員，建立起“農情報告”制度。他根據這些報告表，結合本縣的人口、土地、面積等數據估算出各省和全國的農業生產情況，如各種作物播種面積、收穫指數、災害分布、牲畜頭數等，並進行農家經濟預測，從而建立起我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系統較科學的農業統計工作。
他還利用這些資料對一些專門問題進行研究，寫成了專題論文，如《中國人口的估計》，首次估計當時中國人口為四億五千萬人，得到了社會公認。他當時撰寫的《中國農佃問題的一點資料》和《中國的糧食問題》，是全面研究我國近代租佃制度、糧食問題較早的論文之一。1933年出版了他的《中國農業概況》一書，以較詳實的數據和圖表反映出全國25個省的農業基本情況，受到國內外學者高度評價。美國著名地理學家葛德石（George B.Cressey）認為這本書在當時“不但是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好的農業估計數值”。他在這一時期的著述，直到現在仍然被認為是研究近代中國農業經濟史的珍貴資料。
在這期間，他還寫了《中國小麥下種時季的研究》論文，首次劃出中國的春麥、冬麥的分布界線和各地的小麥播種期，還把陰曆的24個節氣同陽曆聯繫起來，每月固定上旬為一個節氣，下旬為另一個節氣，並編成《二十四節氣歌》，廣為傳播，以指導農業生產。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淞滬抗戰軍興，南京國民政府機構變動，張心一辭去統計處工作，回到金陵大學。由於戰亂，無書可教。幸好得到金陵大學出差旅費可以進行土地利用情況調查，他決定先去甘肅、青海，後去廣東、廣西和福建了解各地的不同情況，並作些典型調查。當時，社會不安定，這種調查是十分困難的，不時遇到盜匪搶劫、斷水斷飯，歷時一年半輾轉萬里，才完成了這次調查工作，其成果後來編入以金陵大學農學院農經系主任卜凱署名的《中國土地利用》一書。這部書是中國近代比較全面研究土地利用的著作，資料十分豐富，其中就有張心一辛勤勞動的成果。
1933年8月，國際農業經濟學家協會在柏林召開第三屆年會，張心一前往德國出席這次年會。因為希特勒上台，美蘇學者拒絕前往德國參加會議，會議流產。他順道對德國、法國、丹麥、比利時、美國、英國、日本進行考察，了解當時資本主義國家農業不景氣的狀況，並結識了一大批各國的專家學者。
這一時期，張心一從事的農業調查統計，開創了我國近代農業統計工作的先河，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
舉辦農貸，發展農業生產
“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淪陷，南京國民政府因失去大豆出口的外匯，出現了大量外貿赤字，想通過發放農貸，發展絲茶桐油及糧棉生產，擴大出口，減少進口，來降低外匯赤字。1934年的中國銀行總裁張公權邀請張心一為中國銀行辦理農貸。張心一考慮到調查、教書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口頭上，辦農貸才可發展生產，使農民得到經濟實惠。於是離開了金陵大學，擔任中國銀行農貸稽核兼經濟研究室副主任。
為使農民能得到好處，他辦理農貸：
一是挑選一大批農學院應屆畢業生當農貸員，幫農民組織合作社作為貸款對象，嚴防地主和土豪劣紳加入合作社把持貸款；
二是不要抵押，使沒有土地房屋可抵押的貪苦農民也能得到貸款；
三是簡化貸款手續。貸款條件只有一個：錢一定要用在生產上，到期一定要還。並且讓農貸員給農民出主意、想辦法，保證貸款運用得當，能夠獲利。如通過農貸推廣作物良種和栽培技術，組織農民加工運銷等。在特殊情況下，還幫助農民解決婚喪嫁娶的困難，使農民能安心生產。
這種辦法深受農民歡迎，貸款金額愈放愈大，從幾十萬元開始，最後到上億元；貸放地點遍布東北以外的20多個省份。因為他辦的農貸能為農民辦事，使農民受益，所以貸出的款幾乎沒有一筆是收不回來的。儘管農貸款額上億元，發貸員五六百人，而他的辦公室里卻始終只有兩個工作人員。
“七七事變”後，日寇大舉進攻，平、津、滬、杭、武漢、廣州，半壁江山相繼淪陷，中國銀行向重慶轉移，農貸重點也轉移到四川，為支持長期抗戰，利用貸款扶植糧食、棉花、甘蔗生產。1939年重慶國民政府成立農貸委員會，農貸業務改由中國農民銀行承辦，張心一也被迫離開了中國銀行。
創建我國第一個水土保持站
1940年冬，張心一出任甘肅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這職務不是他謀求的，是行政院事前沒有徵求他本人意見情況下安排的。他曾一再堅辭，但終未獲準，不得不前往赴任。並決心以“要做事，不要做官”的精神，為家鄉人民辦些好事。
上任之後，履行改革：
首先，實行政企分開，取消廳局官員插手管理企業的職權，由各企業組織董事會、理事會管理，消除了建設廳官員以權謀私的弊端。甘肅乾旱缺水，他認為建設甘肅的基礎是發展水利和林牧業，於是創辦水利林牧公司，同時舉辦了經營輕工業和建築業的興隴公司、水泥公司、礦業公司等一批地方企業。
其次，大量引進省外資金和人才來辦甘肅自己力所不逮的事業。如水利林牧公司就是向中國銀行貸款500萬元，省內發行水利公債1000萬元以取得抵押現金500萬元。就是說，甘肅自己一點現金沒拿，便集資1000萬元資金辦起了水利林牧公司。
在他任內辦理各種建設的事業費、投資、貸款共約38億元，其中本省自籌的不過1/10。他還利用抗戰期間技術人員聚集重慶不能發揮特長的機會，邀請不少人，如水利專家沈怡、原素欣，林學家鄧叔群，畜牧學家黃異生，農學家汪國輿、李競雄、盛家廉等等到甘肅參加建設，解決了甘肅人才缺乏的困難。
他在6年任期內為建設甘肅主要做了以下幾件大事：
在水土保持方面，他創建了全國第一個水土保護站——天水站。在蘭州市徐家山採用水平溝、魚鱗坑辦法造林，以此證明在年降雨量三四百毫米的黃土高原上，荒山造林也是可能的。這個造林示範工程曾受到當時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讚賞，說他有澄清黃河的志向。
在水利方面，為甘肅擴大了約35萬畝水澆地，修成當時全國最大的第一座土壩水庫——河西鴛鴦池水庫，解決了酒泉、金塔兩縣多年來的爭水糾紛。
在林業方面，他在洮河上游建立一個森林合理採伐，永續利用的示範林場，這個林場一直保持到1970年。玉門油礦要砍伐祁連山的樹木建造1萬職工宿舍，他堅持用間伐的辦法代替成片砍伐，保存了祁連山的一大片森林。
在農業方面，他推廣小麥良種，還從國外引進白花草木樨等上百種牧草、瓜果和蔬菜品種，包括現今馳名國內外的蘭州白蘭瓜，以及細毛羊種、黑白花奶牛等，同時開展了防治小麥黑穗病，試種甜菜的工作。
在工業方面，他辦起了甘肅礦業公司，開採煤炭，供應陝甘。甘肅水泥公司為西北地區生產水泥，興隴公司興辦造紙、製革等輕工業。
在交通方面，修通公路800公里，鐵路1000公里。
張心一當時興辦的事業雖然有成就，也有效果不明顯的，但是在那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在偏僻落後的甘肅歷史上，畢竟是一度興旺的時期。他當時創立的一些企業，也為解放後甘肅省國民經濟建設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張心一十分重視人才，也為培養人才做了許多實事。1934年他的父親去世，他未曾奔喪，寄回老家500元現款，以父親節約喪事的名義捐贈給老家烏家灣（現撫河諺鄉）建房辦國小。抗日戰爭期間，中國銀行總管理處遷到了香港，總行的人員都按香港港元支薪，留在內地工作的也按港幣匯率折成法幣寄到內地。他認為，他的家屬都在內地應該同甘共苦，而把超過原法幣工資的部分交給金陵大學作獎學基金，以資助從淪陷區出來的學業優良的窮學生。
抗戰期間，紐西蘭進步人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利用國際援助款為中國辦工業合作，在陝西寶雞辦了一個半工半讀培養技術人才的培黎學校，受到胡宗南部屬的干擾，辦不下去。張心一幫助艾黎把學校遷到甘肅山丹，並將自己的兒子和外甥也送去學習，表示支持，還主動邀請當地開明紳士組成校董會，自任名譽校長，支持艾黎辦學，免受國民黨特務騷擾。在甘肅省建設廳長任內，他大力提倡從外省招聘專家帶動本省技術人員的工作方法，為甘肅引進並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員，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後大多己成為甘肅省經濟建設的技術骨幹。
1945年抗戰勝利，張心一準備按原先約定辭去建設廳長職務，過了一年他經過整理和考慮，寫成《六年來甘肅生產建設》一文，發表在1946年12月31日《甘肅民國日報》，就其所做的工作向甘肅人民作了一個交待，並對甘肅今後的經濟建設提出了4點意見，主要是：
①交通、大型水利、水電是促進工農業生產的必需條件，非以中央人力、財力提前完成不可；
②重工業是輕工業的基礎，應當先辦；
③小型水利、改良農業、種樹種草，老百姓都能自辦，但政府和地方人士必須重視，認真督導人民繼續不斷地辦；
④建設速度取決於人才，但本省人才不夠，希望優秀青年選擇生產職業擔負起建設重任。這足以說明張心一對工作一貫認真負責的精神。
1947年元旦，張心一離開甘肅省建設廳回到中國銀行，任赴外稽核，主管工礦企業投資。但當時國民黨蔣介石已掀起反共高潮，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並不關心工礦建設。這段時間張心一在事業上沒有什麼建樹。但使他關心政治，關心國事。在他岳父黃炎培和金陵大學校友楊顯東等影響下，更關心解放區的情況，也在考慮解放後如何建設新中國。
另一方面，有些老同學老同事勸他去台灣。上海解放前夕，原清華同學國民黨高級將領孫立人為他準備了飛機票要他去台灣，並許願到台灣後可以擔任農業行政最高長官的高位。此時，張心一已對國民黨絕望，並堅信共產黨是為人民利益而戰的，一定會成功。共產黨也一定會要發展經濟，發展經濟就用得著農業技術人才。所以，他堅決地留了下來，不去台灣。
為新中國發展農業勤奮工作
1950年張心一53歲，應邀到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計畫局農業計畫處任處長。1951年，他按陳雲同志要求，收集了古今中外有關討論中國農業發展方向的資料。陳雲同志在研究了他所匯集的資料後，認為中國農業的發展應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為主，提經黨中央、政務院討論後成為指導農業發展的方針。陳雲同志把他看成是這方面研究有素的權威，他對陳雲同志對事業的認真謹慎態度深為欽佩，也為自己能有這樣的機會為中央領導提供決策依據而感到欣慰。
1952年，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撤消，張心一調任農業部水土利用局副局長。這個局後來曾經改為土地利用局和土壤肥料局，但他一直都擔任副局長，勤勤懇懇地從事土地利用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開。
張心一在任職期間，著重抓了水土保持工作，他經過實地調查研究和實踐經驗總結，寫成從《保持水土，發展農業生產》一書。著重宣傳他的觀點，即：搞好水土保持不僅為了減少河流泥沙淤積，更需要強調的是發展當地農業生產；在黃土高原和丘陵山區發展農業必須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1953年西北大旱，他率領農業部工作組用兩個月時間走遍了陝西、甘肅兩省黃土高原的7個專區，作了廣泛深入的調查，否定了過去有的外國專家認為黃土高原不能造林的觀點。為了肯定黃土高原造林的可能性，曾不畏勞累，連續7天，日行百里，從甘肅慶陽走到陝西富縣，橫穿子午嶺林區。他白天沿路考察夜宿農家，訪問調查，收集了大量資料，寫成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並加工整理成《西北黃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問題》一文，從人口和土地關係高度，闡明水土流失的根源是廣種薄收、單一作物生產的土地利用方式。
他認為，要克服水土流失，必須結合農民的互助合作運動，改革土地利用方式，進行水土保護，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在1953年前期調查的基礎上，1954年水利部為了治理黃河制定黃河流域規劃，又組織大規模的全面調查，張心一也始終參加了這些調查，並向水利部領導和參加黃河規劃的蘇聯專家介紹蘭州徐家山水平溝造林的經驗，還同水利部領導沿著他40年代當建設廳長時走過的山間小路，考察劉家峽、鹽鍋峽壩址。黃土高原植樹造林蔚然成風，劉家峽、龍羊峽也修起了大壩。對這些事業的開創，張心一也付出過許多心血。
1955年我國農業合作化高潮來臨之際，為把小農經濟分散的小田塊，合併成適於集體經營和機械化耕種的大田塊，農業部留下蘇聯政府為幫助建立國營友誼農場派來的土地利用規劃專家組，先後在哈爾濱、北京舉辦土地規劃講習班。北京的講習班由張心一主持其事，隨後一些省份也相繼舉辦了培訓班，培養了幾百名土地規劃幹部。這是我國第一批土地規劃人才，爾後多已成為土地利用規劃和土地管理的技術骨幹。
到了60年代，張心一把注意力轉移到發展南方稻田綠肥生產上。為培肥地力，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對發展綠肥提出了全面的實施意見。他深入總結南方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發展綠肥生產經驗，於1962年撰寫《進一步發展我國南方的綠肥生產》一文在《紅旗》雜誌上發表。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級行政機構處於癱瘓狀態，他同許多老幹部一樣“靠邊站”。直到1978年，黨的三中全會後中國農學會恢復活動，張心一以81歲高齡出任該會專職副理事長。他仍然為開展國內外農業學術交流活動而勤奮工作，還受聘為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和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先後被選為中國土壤學會、中國土地學會等常務理事和擔任顧問。
這段時間，他想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騎著腳踏車提早上班晚些下班，以全部精力研究如何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問題。不時向領導部門提出各種建議。
例如，他在仔細分析我國化肥用量和農業增產的關係後，提出了從非洲進口磷礦石以增加磷肥的建議。他在研究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時，提議在黃土丘陵地區應以小流域為單位，把整個流域的全部土地承包給農民使用，同時承擔合理開發和保護的責任，求取土地合理和持續利用。他積極支持黃土高原一種水土保持耕作法——豐產溝的推廣。他還主張農田灌溉、排水和水土保持工作應由農業部門主管，因為這些都是農民提高生產、改善生活乃至造福子孫後代密切相關的大事。
張心一是享譽國內外的農業經濟學家。1985年已是88歲高齡，他的母校美國依阿華大學來信邀請他返校參加畢業60周年紀念活動，他欣然獨自應邀前往。
這次回校，他了解到同期畢業的500多名同學中60年後在世的還有100來人，能回校參加慶祝活動的有40來人，他是唯一從國外去的。為他佩戴金質紀念章的校長已是他們離校後才出生的了。他在美國參觀訪問達20餘天，並從胡佛國際問題研究所複製回全套他已經失去的抗日戰爭以前發表的論著和調查統計材料，高高興興地回國後又應甘肅省人民政府的邀請回蘭州考察並作學術報告。
1987年1月17日，在他90壽辰之際，中國農學會、中國土地學會為他舉行了慶祝會，並編輯出版了《張心一紀念集》，收錄了他歷年來發表的重要著作14篇。
1991年，張心一被評為有突出貢獻、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農業專家。張心一是“國際農業經濟協會”最早的會員，該會成立即參與學術活動，1988年該會第20屆會議上授予他“榮譽終身會員”稱號。
從1975—1983年，他3次因癌症做了胃和直腸的切除手術，都以堅強的意志和樂觀的心理抗了過來，而且一出院就騎腳踏車去上班。送他去青島或北戴河休養，他一概拒絕，說我這個人就怕閒，一閒就得生病。幾次安排他出國考察，他也不肯去，把名額讓給了年輕人。
張心一早已逾退休年齡，但他從來不肯片刻休息。在91歲高齡時，雖然已辭去一切職務，但仍然每天堅持上班，閱讀大量的外文資料，也從不間斷地讀書看報，從不放鬆吸收新的知識。當時的農業部部長何康很了解老人的心愿，曾說：“張老是不願休息的人，他願意來上班，還是讓他上班。”這段時間，他為農學會的對外活動進行聯繫、修改檔案等，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張心一就是這樣一位值得尊敬的專家、學者，一生保持著勞動人民的優良品德，勤勤懇懇，不求名利，為祖國和人民辦了許許多多有益的事，卻從不肯吹噓自己作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