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才[武漢軍區副政委開國少將]](/img/c/b97/nBnauM3XzYDM0kjN2ITM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yEzLxg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張廣才[武漢軍區副政委開國少將]")
生平介紹
1928年參加革命活動，在中共黃陂縣委做交通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秋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第十一軍第三十一師特務隊當隊員。1931年初任中共黃陂縣塔區區委書記、黃岡縣委書記和黃岡獨立團團長。同年秋所部被編入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先後任第三十團、三十二團政委。1932年6月任紅二十五軍第七十三師政委。參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反國民黨軍“圍剿”作戰和黃安、商(城)潢(川)、蘇家埠、潢(川)光(山)戰役。1932年10月隨部向西轉移，參與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1933年7月任紅三十一軍政委。同年秋調任川陝省軍區指揮部指揮長。不久任紅四軍政委。1934年起任紅三十三軍政委。率部參加了反國民黨軍“圍攻”作戰。1935年5月參加長征。同年冬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康地區後，任川康省軍事部副指揮長。1936年春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糧食局副局長，同年8月入紅軍大學學習，後轉入抗日軍政大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八路軍政治部任民運幹事。1937年8月曾被派往山西陽泉任工人游擊隊戰術總教官。1938年2月任八路軍政治部鋤奸部第三科科長。同年8月至1940年5月，任八路軍前方總部兵工廠政委。後即赴延安，入軍政學院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後，被派往東北地區，任吉北軍分區司令員。1948年2月任吉林軍區副參謀長。同年8月調任東北軍區軍工部第七辦事處政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湖北軍區副政委，兼中南軍區軍政大學第二分校政委。1955年任武漢軍區副政委。同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1970年4月8日因病逝世於湖北恩施。
簡歷
張廣才，1900年12月生於湖北省黃陂縣塔區害家田村的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他出生時，家有房3間，與人合養耕牛一頭，有兩斗田，租種佃田一石。全家9口人，有父母、兄嫂、姐姐和弟弟，父親是農民，靠租種地主的土地維持生活。廣才從7歲起，家庭生活越來越困難，年成好時，口糧只能勉強維持吃四五個月，如逢歉收，則生活難以維持。因此，年年借高利貸，負債一年比一年重。有一年臘月三十晚上，地主上門逼債，父親躲在外面不敢回來，地主等到深夜才憤憤離去。第二年春天，正值春耕季節，張廣才在郊外放牛，地主趕來將他打倒在地，強行把耕牛牽走頂債。眼看春耕，他家的地還不能下種，只得去乞求幫助，等別人將地種完，才將牛借給廣才家，勉強把地種上。由於季節已過，到了秋天比往年更加歉收，糧食交租之後，不能餬口，債主相繼上門催討，只得將口糧變賣，也還不清債，無奈又賣掉僅有的三間房屋。一家9口人，無處棲身，父母便帶著一家人出外乞討。外出討飯三個月，父親因饑寒勞累成疾，於臘月二十九返回原籍。正月初七，父親離開人間。沒有錢買棺木，只好用門板將父親埋葬了。父親去世後，母親和嫂嫂春季挖野菜充飢，冬季紡線做鞋，勉強維持生活。
張廣才就是在這樣一個貧苦家庭里生長起來的。他9歲給舅父家放牛，一直幹了三年。他不能上學讀書，表弟讀書，他就在一旁聽著，邊聽邊記。
張廣才12歲時，到羅漢寺磚瓦窯當徒工。由於他是苦出身，學徒時勤學苦練，只有半年就學會了做磚瓦的技術。第二年他去河南光山做了一年燒窯工，學會全套燒窯技術。後來，他回湖北原籍，先後在黃安、麻城、金牛、諶家灣、羅漢寺、漢川、油湖、趙家岩、鴿子口等地燒窯十四五年。在漫長的燒窯生活中，他的技術不斷提高，成為一名熟練的工匠。長期的工人生活，使他養成了勤勞儉樸依靠集體、敢於鬥爭的性格。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閥攻占了武漢，成立了武漢臨時政府。當時，張廣才正在漢陽做工，北閥的勝利，使他受到啟發和鼓舞。他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打倒土豪劣紳”等口號非常贊同，對共產黨在土地革命中提出的“實現耕者有其田”等政策積極擁護。他的原籍黃陂縣也鬧革命，聲勢浩大，影響很廣。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的產業工人，使他認清了蔣介石的反動本質。也使他清楚地認識到，共產黨是先進工人階級的組織，是被壓迫的窮苦勞動人民的唯一領導者，只有跟共產黨走，才能擺脫貧困和壓迫，才能求得解放。後來他自己分析能夠參加革命有三個原因：一是對地主階級的仇恨；二是對舊社會的不滿；三是革命形勢和黨的政策的影響。
張廣才在革命處於低潮的1928年6月邀約家鄉的工友多人，回原籍參加了革命。
1928年7月廣才參加本村的農民協會，積極組織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赤衛隊。由於他立場堅定，工作表現積極肯乾，敢於鬥爭，所以在參加革命後僅三個月就由縣委委員劉志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他被調到黃陂縣委會擔任黨內秘密交通工作。1929年秋，他又被調到特務隊工作。1930年6月，他在行動委員會先遣隊當隊員。8月，行動委員會解散，他又回到黃陂縣委擔任武裝交通工作。同年11月，他參加了縣委舉辦的政治訓練班，學習一周，從思想上批判了左傾影響。結業後，他回到塔區任革命委員會主席，1931年1月任塔區區委書記，同年4月任湖北省黃崗縣委書記。其間張廣才認真學習黨的政策，認真執行上級黨委的各項指示，深入基層宣傳黨的政策與主張，團結民眾，組織赤衛隊和邊區游擊隊，開展武裝鬥爭，發動民眾建立區鄉蘇維埃政權，為開闢革命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根據地當時的形勢，廣才認為，只有武裝鬥爭，才能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因而他向組織要求，到軍隊中去工作。經組織同意，他擔任黃崗縣獨立團長。
1931年11月，張廣才率領黃崗獨立團參加了紅四軍，被編為十師三十團，任團政委。12月，他又與二十一師三十二團政委梅光榮對調，任三十二團政委。他初到紅軍正規軍隊熱情很高，一心想將工作做好。但他對軍隊工作生疏，缺乏經驗，不知部隊的政治工作從哪入手，對戰略、戰術也不懂。但他並設有被困難嚇倒，一方面深入連隊了解情況，一方面向老同志學習。三十二團剛由地方獨立團改編不久，裝備較差，但幹部戰士的情緒還是很高的。他認為，部隊幹部戰士思想覺悟高是個好條件，要在戰爭中去學習戰爭，在戰爭中不斷裝備自己。不久，三十二團隨師北上，經歷了仁和集、豆腐店、王家圍子、韓撮渡等地戰鬥。張廣才在率領部隊作戰中，堅決執行上級命令，從實際出發做好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證了戰鬥的勝利。所以，每戰每捷，繳獲很多武器、彈藥，裝備了自己，部隊的士氣愈來愈旺，政治素質有了很大提高。
1932年6月，張廣才被調到紅二十五軍七十三師任政委。部隊經過整頓後，又在仁和集、紅石堰．麻城等地參加了戰鬥。麻城戰鬥後，敵人四次圍剿鄂、豫、皖蘇區。當時紅四軍的領導張國燾，頭腦不清醒，口號不明確。敵人步步為營，分路合擊，尋找我軍主力作戰，而張國燾仍指揮部隊以老一套對付，敵人開始圍剿時，領導上猶豫不決，錯過了有利時機，以至被迫與敵人打消耗戰。當時，部隊受張國燾左傾錯誤的影響，一些幹部認為“左比右好”，對內只注意階級出身，清理地富出身的幹部戰士；對知識分子不相信，肅反中鍺誤地肅掉一些團以上領導幹部；對外殺了一些反動軍官，對俘虜不準留用，一律遣散。這些左的做法，導致紅軍不能在鄂、豫、皖蘇軍堅持，只好脫離蘇區西征。
1932年7月，鄂、豫、皖紅軍離開蘇區後，七十三師也隨大隊西征。在西征中，七十三師隨隊且戰且走，先後參加了39次戰鬥，翻過秦嶺、巴山進入四川。部隊入川後，經過整頓又接連打了幾個大勝仗，打敗了軍閥田舜克、鄧錫侯、劉成厚等隊伍，蘇區迅速擴大，部隊也在戰鬥中得到迅速發展。當時入川的四個師編為四個軍(王維舟經過地方黨委組織民眾起義，又成立個三十三軍)。隨著部隊的發展，原七十三師於1933年春改編為紅三十一軍，張廣才任軍政委，同年秋任川陝省軍區總指揮長，12月又任紅四軍政委。1934年4月，張廣才任紅三十三軍政委，配合兄弟部隊粉碎劉(成厚)、湘軍閥的六路進攻。同年12月，張廣才任川陝省軍區司令員。1935年春，大部隊轉移，省軍區獨立師與紅三十三軍合編，他又任軍政委，奉命攻打胡宗南，相繼攻占松藩，掩護紅一、四方面軍會合。
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繼續北上，三十三軍為掩護主力部隊北上，作為後衛在馬塘未動。不久，四方面軍到包坐，不聽黨中央指揮，繼續南下打廬山、懋功等縣城。後來，三十三軍與紅五軍合編，廣才被調到四川省軍區任副司令員。以後又折回西康，任西北局糧食局副局長，積極籌糧，準備冬服、帳蓬，迎接二方面軍，以便過草地北上。張廣才隨部隊過草地後，於1936年6月，被調到紅四方面軍紅大高級班學習，同年11月，又去保全中央紅大高級班學習。12月西安事變後，紅大改為抗大，張廣才在第二隊學習，直到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為止。張廣才在紅大、抗大學習時非常認真、刻苦，聯繫思想實際，積極參加反張國燾的路線鬥爭。在學習時，他聆聽朱德總司令員講黨的建設與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他理論聯繫實際，認識到執行黨綱、黨章的重要意義，每個共產黨員必須遵守黨的紀律。他在學習中積極揭露張國燾的錯誤路線，批判受張國燾錯誤路線影響的極端個人英雄主義，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上來。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張廣才被分配到前總政治部工作，同年9月調到陽泉工人游擊隊任戰術總教官，11月陽泉失守，回到總政組織部巡視團工作，任總政鋤奸部第三科科長。1938年6月，又被調到晉東南區委幹部政治隊任指導員，8月調到前總兵工廠任政委，由軍職幹部做一般領導工作，但他不分職務高低，不計較個人得失，不考慮物質待遇多少，而是服從組織分配，每接受一項新的工作，便從頭學起。他在工作中，堅持埋頭苦幹，完成組織交給的工作任務。他在兵工廠建設中，克服重重困難，鑽研技術，向工人學習，團結工人一起戰鬥，完成了生產任務，為部隊裝備做出了貢獻。
1939年10月，張廣才在前總直屬隊黨代表會上被選為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式代表。1940年5月，他離開工作，10月到延安準備參加“七大”。但因為大會延期召開，組織決定他到中央軍政學院學習。1941年10月，他因患傷寒病休養半年。
1942年10月，回到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在學習巾，他反覆研究了黨的二十幾個檔案，聯繫思想實際，把自己的思想和作風進行了檢討和反省。特別是他聆聽毛主席、劉少奇等中央首長的報告，思想上受到了啟發，消除了自反張國燾路線以來存在的思想苦悶，進一步清算了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殘餘，從而提高了政策理論水平。
1945年4月，張廣才出席中共“七大”，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正確路線的偉大，全黨空前地團結一致，是我們奪取新勝利的根本保證。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張廣才奉命赴東北工作，同年12月到東北.1946年2月，被任命為吉遼軍區吉北軍分區司令員。1946年5月，我軍撤出吉林後，6月再次組建吉北軍分區，張廣才任分區副司令員兼後勤部長。他在吉北地委領導下，堅持地方武裝建設，努力發展與擴大地方武裝，堅持邊緣區的民眾武裝鬥爭，圍剿土匪，保衛土改，保衛民主政權，保障社會安定，加強了根據地建設。
1946年6月下旬，國民黨軍占據了吉北地區松花江以西的德惠、九台兩縣，地處松花江以東的榆樹、舒蘭兩縣所屬的區中隊發生了叛變投敵事件。僅榆樹縣10個區就有6個區發生7起叛變事件，共有237人投敵叛變，一些為首分子攜械投靠國民黨軍隊，有的叛變為匪，殺害幹部與民眾。張廣才堅決執行吉北地委關於鎮壓叛亂的決定，率軍分區地方武裝會同縣保全團在主力部隊的配合下，僅用十幾天就將吉北地區的叛亂平息，鎮壓了叛亂中的首要分子，使動亂的吉北地區很快穩定下來。
吉北地區建立初期，全區有土匪4000餘眾，他們在東部山區結夥成幫，打家劫舍，姦淫燒殺，擾亂社會治安。為了保證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張廣才按照吉北地委關於清剿土匪的指示，組織吉北地方武裝，在主力部隊的配合下進山清剿土匪。經過幾次圍剿，至1946年底，吉北地區的土匪基本上被剿滅，安定了社會秩序。
1947年1月至3月中旬，東北民主聯軍駐北滿主力部隊為策應遼東軍區“四保臨江”作戰，曾三次渡松花江作戰。吉北地區處於對敵作戰前沿，吉北軍分區所屬部隊在“東總”統一指揮下，也渡江配合主力部隊作戰。張廣才時任吉北軍分區副司令員，負責後勤供給工作。他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兵站，組織了兩條兵站線，負責接待部隊，運送糧草，搶救運送傷員，不僅保證了吉北軍分區所屬部隊的供應，也為主力部隊的供給做出了貢獻。
1947年4月，東北局敵工部組織民主同盟軍三支隊進入吉北，由馬逸飛率領，在吉北軍分區統一指揮下，堅持在前沿執行敵工任務。吉北軍分區決定由張廣才負責三支隊的工作，在他的指揮下民盟三支隊不僅在兩家子、蔡屯等地與敵軍作戰，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且還完成了特殊任務，保護我地工人員進入敵占區，防止敵特潛入。
1947年8月13日，敵突擊隊自烏拉街進犯永北縣政府所在地缸窯。當時，張廣才率部正在前沿大口欽執行任務，永北縣政府派人向張廣才報告，請求支援。張廣才便率部前往缸窯圍剿敵突擊隊，敵突擊隊不堪一擊，見我軍增援，便倉惶撤出，扔下了搶去的物資和我方被俘的人員。敵突擊隊進入缸窯僅兩個小時，就被張廣才率部擊潰，使永北縣直機關未受大的損失，縣委、縣政府很快又回到缸窯照常工作。
在後勤工作中，張廣才除了在山河建立後方倉庫，保證了部隊的供給外，還配合雷震司令員在山河、舒蘭等地建立起吉北軍分區後方醫院，醫治傷病員，為我軍的發展與壯大做出了貢獻。後來，在吉北軍分區後方醫院基礎上，建立起野戰醫院。
1948年2月，張廣才被調到吉林軍區任副參謀長，同年8月調到東北軍區軍工部第七辦事處任政委，1948年11月東北全境解放，張廣才隨大軍進關，開始新的戰鬥。
1949年9月，張廣才被調回湖北工作，任湖北省軍區副政委，為湖北省委委員。此間，他在中南軍區和湖北省委直接領導下，剿匪反霸，發動民眾減租退押，組織民兵維護社會治安，保衛土地改革，並且在黨委領導下不斷擴兵，支援前線，擴大野戰軍隊伍。
1955年張廣才由中央軍委授予少將軍銜，任武漢軍區副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張廣才受“四人幫”迫害，下放到恩施，1969年4月8日於恩施病逝，享年7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