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過程
嘉靖三年八月，山西太原府五台縣人張寅被其仇薛良所訐告系反賊李午變易姓名。據說李午是陝西洛川縣謀反事件的幕後白蓮教首領，初名李福達，系山西太原府崞縣人，早年又跟隨崞縣王良、李鉞謀反。但經巡撫都御史畢昭的審訊後，認為是誣告，後經按察使李珏審理，結果與畢昭所審相同，再經都御史江潮複審，仍與畢昭相同。時張寅之子張大仁在京不知案已審明，與武定侯郭勛訴張寅事，郭勛寄信為訟其冤，嘉靖五年五月山西巡按御史馬錄接信後，欲利用張寅案傾陷郭勛，由於大禮議之故，反對派仇視郭勛，馬錄遊說江潮等人，遂將張寅作李福達按以謀反重罪，並與眾官員各疏彈劾郭勛交通妖賊李福達背君父之罪。
嘉靖六年（1527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刑部尚書顏頤壽為首的三法司在京畿道審訊張寅案，無法取得歸一供詞，但顏頤壽一味支持馬錄之說。此時，張寅的二十多位鄰里與友人趕到京城欲為張寅伸冤。三月二十六日的審訊，顏頤壽匯報結果時仍執前詞。之後在四月四日的再一次審訊，顏頤壽改擬張寅為妖言罪，世宗認為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不能胡亂入人妖言罪，並認為顏頤壽等審案含糊不清，於是命原勘官員畢昭、李珏、李璋、江潮等人到北京作對面對質，原勘官員們抵京之後，於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初三日，“仍會官廷訊，乃歸罪於薛良，言良原與張寅有隙，將李五妄作李福達，李福達妄作張寅，並無聚眾謀反，惑眾稱亂等情。”但對於冤案詳情，仍需進一步審訊，並追責製造冤案的官員，嘉靖六年八月初五日，世宗令桂萼攝刑部、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事，主審張寅案，最終具得張寅被誣狀，並對炮製冤案的官員進行了判決。
四十餘年後的嘉隆之交，首輔徐階利用《世宗遺詔》推行平反運動，涉及大禮與張寅案的官員也一律全部平反，涉案官員應此復職恤錄。隆慶二年十月至隆慶三年間，龐尚鵬煅鑄“李同”冤案，上《以誅逆賊正國法以銷禍本事》疏，稱白蓮教首領李同供為李午之孫，李午初名李福達，詐稱張寅。由此而翻案。時人支大綸一語道破：“龐尚鵬時閱四十稔，妖寇及縉紳當事者物故幾盡，又何從而訊其真偽乎，尚鵬欺死鬼之無知，徼恩典以沽名，亦足醜也。”認為龐尚鵬的造假行為極為醜陋。
沈德符所著《萬曆野獲編》、清人谷應泰編寫的《明史記事本末》與清朝官方編撰的《明史》等，采龐疏之說，稱“由是福達獄始明”。然而明代時人郭子章、李詡質疑龐疏之說，徐學謨《世廟識余錄》、吳瑞登《兩朝憲章錄》、卜大有《皇明續記》、高汝軾《皇明法傳錄嘉隆紀》等史家仍充分肯定嘉靖六年審定的張寅案。
隆慶與萬曆年間的首輔高拱、張居正認為嘉靖六年的張寅案是正確的，萬曆年間所纂修的《世宗實錄》、《穆宗實錄》，先後參於纂修的史官在上百位左右，徐階也曾擔任過《世宗實錄》的總裁官。最終由張居正為總裁官纂成。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明實錄中保留高拱的奏疏，均認為嘉靖六年審定的張寅案符合史實。
歷史評價
郭子章：“馬御史即以成案付三司，不能平反，謫固宜。獨此獄至今尚疑。嘉靖四十五年。都御史龐尚鵬以四川妖寇蔡伯貫反，鞫稱師李同，而同自稱為李午，即福達也，孫。大仁、大禮，世習白蓮妖教，遂追劾郭勛，乞恤馬錄。穆廟從之。不知世廟是乎？穆廟是乎？張文忠所反者當乎？龐中丞所反者當乎？俱未可知也。
吳瑞登：薛良之挾仇，張寅之受枉，馬錄故入人罪，顏頣壽扶同執問。世宗令詔獄，寅得辨雪，錄乃遣戍。恤無辜正法律，其英明果斷蓋千載所無。
支大綸：龐尚鵬時閱四十稔，妖寇及縉紳當事者物故幾盡，又何從而訊其真偽乎，尚鵬欺死鬼之無知，徼恩典以沽名，亦足醜也。
崔瑞德：根據40多年以後的1569年（隆慶三年）獲得的證據，有某個姓李的人曾經反叛，被充軍，脫逃，又於1512年（正德七年）再次反叛。那時據說這個人於1526年（嘉靖五年）以別的化名露面，在太原戍軍里當軍官。他受到郭勛的關照，因為他的一個兒子被侯爵選作侍童。但是這樁案件關於他的說法是多年以後根據新的證據推想的，是可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