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張安和的母親，雖說是位婦道人家，但她老人家明是非，曉大義，知書達理。全家五六口人的嘴，都爬在她一個人的肩膀上，儘管日子過得有今天沒明天，更不知道後天的飯菜，該怎么做？就這樣一個世道，就這樣一個處境，就這樣一個條件，並沒有壓倒她老人家熱愛生活的骨氣，她老人家就認準一個理兒：
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翻譯
讀書。讀書。白天下地幹活，回到家還要擔水劈柴。春天耕地拉肥下種，夏天鋤田薅苗追肥，最忙得還是秋天。
到了冬天，人們不那么累了，可家裡的事情，就像地里的活兒一樣，永遠有做不完的事情，不是擔水，就是砍柴，你不做就沒人替你做。過去讀書人都用毛筆寫字，祖父因為家窮，買不起紙和筆，他老人家就想出一個辦法，找一根樹枝，把前面削成毛筆那個形狀，然後就在院子裡寫，院子寫滿後，用掃帚掃去再寫。冬寒夏暑，從不間斷，這是祖父練習硬筆的方法。
硬筆字練習得差不多了，再寫毛筆字。他老人家又想出一個非常簡樸的辦法，就是用人家扔掉的爛毛筆，再找幾塊方磚，把粘土放進一個小鐵桶內，倒上水，把它攪拌均勻，之後用那枝爛毛筆，沾上粘土糊糊，在方磚上寫字，寫滿一塊，再寫另一塊，另一塊也寫滿了，那一塊也就幹了，然後用掃帚掃去粘土，再寫。春天是這樣，夏天是這樣，秋天是這樣，冬天也是這樣。到後來，祖父的毛筆字寫得出神入化，力透紙背。因為祖父毛筆字寫的好，就有人請他老人家把“字”寫在石碑上，這是何等的榮耀啊！在我村附近地區，就有好幾塊碑文出自祖父之手，我知道得就有，同族伯父張安祥祖父的碑文，祖父外父的碑文，還有坡頭村有個廟的碑文，等等。
祖父母親本姓王，娘家世居忻州城西門坡，是忻州城裡有名的大戶人家，又是遠近聞名的書香世家。尤其是祖父舅舅王敦武老先生，他老人家年長祖父十二歲，是忻縣中學校的高材生，在忻州城裡很有名氣，滿腹經綸，風流倜儻，為人豪爽，熱情大方，在忻州城上層社會，更是無人不曉，無人不敬。據父親講，祖父小時候，經常隨母住在姥姥家，他舅父家中經常是高朋滿座，來往無白丁。祖父又是一位追求真理、胸懷遠大抱負、求知慾望極強的年青人，對他老人家來說，就好比久旱逢甘雨那么渴望，他鄉遇故知那么欣喜，洞房花燭夜那么激情。在這樣的環境下，耳聞目睹，耳濡目染，祖父自然是受益匪淺的。
他十六七歲的時候，開始在縣城做工了，相當於現在的外出打工。那時沒有打工這個名詞，但意思差不多，現在是出外掙錢，過去還有學手藝的意思在內。他老人家在一家鋪子裡學徒，結果是沒幹幾個月，他就病了，只好回家休養。這時，距離我村二十多華里的田莊村“招聘”教書先生，依祖父在家學過的那幾本書，應聘是富足有餘的。於是，開始了他老人家近半個世紀的鄉村教育生涯。自己喜歡，又有基礎，教起書來，得心應手，何況他老人家性情溫和，說話和氣，待人接物，禮字當先，他的名聲很快在附近村莊傳開。
那年，他十八歲。
人們奔走相告，互相傳說著：田莊村那位教書先生，真好！村里人不會用太多的形容詞，所有的讚美之詞，就兩個字：真好！
這時候，祖父特別辛苦，省吃儉用，拚命掙錢，然後置田買地，先後買下二十多畝地。這時，家中的生活才多少有些好轉，祖父在田莊村教了七八年的書，積累了許多教學經驗，也結識了許多有文化的朋友。
後來，祖父又來到下社村（在我村西面，也在莊磨村附近）教書，下社村有趙全紅、趙全恭兄弟倆，他倆都是解放前的大學生。趙全紅是學政法的，還考取了縣長一個職務，但是，他老人家看不慣官場上那種爾虞我詐的高級遊戲，也就沒有赴任，而是隱居鄉里，為村民做些善事。據父親講，他老人家還是我大姑父（名諱邢聯壁，本村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二零零四年農曆九月二十七下世）的姑父。小時候，我見過他老人家的三兒子，小名叫三忠。他弟弟趙全恭學得是採礦，整天在家裡研究煤炭之類的東西。兄弟倆家境富裕，愛結交讀書人，共同的志向和愛好，使他們三人成為無話不談的至交。
祖父業餘時間愛好音樂，笙、管、琴、胡都在研究水平之上，他老人家在下社教書期間，組建了一個音樂會。樂譜與佛樂差不多，在我們那個範圍，這個音樂會很有名聲，每當村里人有白事宴，就請音樂會前來超度亡魂，吹拉彈唱，甚為莊嚴，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程式：讀祭文，給亡者送去神聖的安慰。
記得祖父走的那年，他老人家的學生們知道後，還自願前來給他們的老師，送上最後的祝福。
據父親記憶，祖父並沒有因此放棄鄉村教育的追求，也沒有忘記肩負的沉重職責——開啟愚昧，樹人靈魂。依然回到村里，依然站在講台上，依然拿起他老人家的教鞭，依然教他老人家的書。一九四九年，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解放了全中國。人民翻身做主，歌聲隨著紅旗飄，神州處處生機勃勃。這時的祖父，也隨全國人民一樣，心情自然十分舒暢。
祖父為新中國做得第一件事情，是擔任村裡的義務教員，簡稱義教。所謂義教，就是盡義務，沒有報酬。一九五二年春，忻縣成立掃盲委員會，學習祁建華速成識字法。同年十月，掃盲運動在全縣展開，祖父被聘任為義教。據父親記憶，為此祖父還在忻縣城裡培訓了半月時間。當時正值收秋時節，祖父進城培訓去了，家裡所有收秋重擔，就落在祖母與大姑身上。
祖父為新中國做得第二件事情，時間同上。那年冬，忻縣在各村鎮開展“查田定產”工作。各行政村相繼成立清丈組，清丈組裡有各類人才，有丈量土地的，有拉尺劃線的，有計算面積的，有書文造冊的。因祖父有文化，又寫得一手好字，所以他老人家從事後一項工作。同時還有同族祖父張宇文，他老人家有個小名叫張穩堂，村里人習慣稱他為穩堂先生。還有同族伯父張堯。先在各戶人家地邊插上牌子，寫清地名、戶主、畝數。然後，清丈組根據每塊地邊牌子上的數字，重新丈量。然後，匯總造冊登記。然後，逐級上報。這項工作，一直搞至第二年春季，才算完成。然後，開始發放土地證。據父親記憶，那時祖父非常勞累，常常工作至半夜才回家休息。
祖父為新中國做得第三件事情，是一九五三年六月底開展的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對此父親沒有記憶，好像祖父也是從事文字統計工作的。據《忻縣誌》大事記中記載：全縣（忻縣）有二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