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昌[名醫]](/img/8/979/nBnauM3XyczMwEjMycjM4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3IzL3Y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張大昌[名醫]")
人物生平
張大昌，字唯靜，1926年農曆7月19日生於武昌，1935年返原籍河北威縣邵梁莊，當時家境甚是窘迫，其情讀先生所撰《憲妹事略》（張氏家藏稿）可見一斑，文中曰：“妹名效憲，堂上晚出女也。余兩姊，下則妹，妹生於己巳之六月十六日，故乳名阿六。……四歲家君見背，哀號如成人，余家世業儒，無大戶計，僅祖塋數畝，飲啜之費，賴家君月俸以給，及遭此挫，何堪設言。時慈萱四十餘，長姊二十餘，次姊十二，餘九歲，妹乳齒未替之六齡弱女耳。此寡婦孤兒之家庭，其艱其苦，至今思之，涓然泣下。民國二十四年，售別居，返遷故里，賴表叔某氏操維，冬日家少柴，余攜六妹背荊簍拾枯脫供灶炊，常涉六、七里外，其勤勞忘疲，更勝於吾，或勸其少憩，則曰多拾些聊免慈母愁耳”。
儘管大昌先生早年家境不濟，但學業並未荒廢。其母姊披星戴月，含辛茹苦，仗紡織以供學資，送他到鄰村前小辛國小學習。其家本書香門第，不乏舊藏墨香，母、姊又皆文化有素，課餘家教，旦薰暮染，助長著他學有所成。更值得慶幸的是，曾與孫中山、章太炎一起在日本演講反清主張，後被梁潄名推薦在燕京大學主講哲學，梁啓超稱之為“大河以北，善讀書者，唯君一人”的尚渭南先生，原系其祖父偓南之執友，時隱居居士林而常居故里，念世交之情仍與張家甚密。尚渭南先生愛他天資聰慧，乃悉心教他習《金剛經》字帖，並講解其中哲理。受尚氏啟蒙，是張大昌先生後來篤信佛教和哲學素養深厚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他愛好書法的開端，後來張大昌在書法方面頗有造詣，楷、篆、行、草、隸無所不能，尤長於行草。其字有潑辣開放，剛柔相濟，舒展流暢的特點。
“七七”事變後，日寇長驅中原，為救國計，張大昌參加了本縣抗日救國青年先鋒隊，在兒童部任幹事。之後曾在滏東中學學習，又曾受訓於抗日學院美術組，攻習木版畫，並隨古元先生習漫畫。此時其大姊夫張泊生（1907—1986年）在抗日政府工作，因其曾畢業於國立美術大學，繪畫造詣尤深，在美術方面頗得其指點。後來他對繪畫藝術的愛好，與其早年所受教育有關。他長於山水畫，其畫秀麗俊美，格調清雅，布局有序，意境深遠，頗具大家風範。平素作畫贈友，深得善畫者好評。筆者隨其診病之餘，請為作晴竹一幅，談笑之間，揮筆而就，驚嘆其繪畫藝技之精熟。
1941年2月，遭日偽間諜暗算，與其大姊夫張泊生同時被捕，賄賂當事而獲釋。同年，由本村王桃雨轉薦，於平鄉縣馮馬村興固寺泰居。該寺中藏有《龍藏經》一部，盡得披閱，禪理由是豁然通徹，乃皈依為園戒居士。同時，寺中有一女尼，法名靜月，為防身計，練就一身武功絕技，見他聰明穎悟，乃將其武藝悉盡傳之。大昌先生之武術長於少林拳法，旁通太極，功底堅實，理論精深而具創見，但從不恃強凌弱，尋事生非。中年時期，已有本縣馬洪傑等人登門學藝。近年有友贈與筆者先師遺作武術圖譜殘頁數張，筆者仍珍密保存。1979年冬某日晚，筆者隨師為其親戚張海峰（原縣油棉廠書記）診病於縣城西街醬園，時有先師故交孫其昌先生在座。孫先生早年畢業於天津警官學校，30年代曾任安徽蚌埠市公安局局長。在任時曾孤身生擒武功高強之匪首，匪首受其威攝，並感其大義，乃相約永不犯孫氏轄區，一時傳為武林美談。孫氏武術精湛，且多創意，晚年曾任縣體委武術教練，是時正在創作孫氏太極拳譜。二人杯酌之間，談及武理而有所相去，乃相互切磋。只見二人隔桌對面而未離座，邊談論，邊動作，動作極慢，約兩分鐘後，孫氏頰部被大昌先生擊中，孫氏大為嘆服。
1943年，當地遭受乾旱、蝗蟲之災，繼之又霍亂流行，土地荒蕪，新墳遍野，飢病交加，民不聊生。其大姊張效昭，丈夫在外地工作，為生活方便計，遂遷居南鎮村與其合居。
先師父祖均系高級獸醫，而醫人之術亦甚精湛。其祖父張偓南先生與上海陸士諤（1878-1944）過往甚密，偓南公在中醫學術上亦曾與之互相切磋。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與廢止中醫派核心人物余雲岫反覆辨難，是維護中醫派的中堅，是當時中西醫論爭戰場中醫方面的驍將之一。解放後陸氏之女與尚與先師頗多魚雁往來，曾寄中醫書於先師，世交之誼不泯。先師祖母張氏與曾紀芬（曾國藩之五女）因皆篤信佛學而頗有交往。曾紀芬頗通醫道，所承乃孟河馬培之之學。其子聶雲苔，當年在上海用三黃湯治療腸傷寒，效卓著而名噪一時，可見曾氏家傳醫學底蘊之富。受曾氏之薰陶，大昌祖母亦頗通醫術。曾氏所傳治癌方，再傳張家，先師得之，曾用於原威縣公安局副局長吳成學，所患為晚期食道癌，筆者目睹療效之奇，近年亦試而用之，甚為得手。此外，張大昌先生之外祖公（其母親的舅父）劉芷田，系道光、鹹豐年間御醫，因忤及宦官，而謫歸舊里。晚年曾有《藥性四言韻語》等數種醫著，其後人又無習醫者，遺書亦盡為先師所得。特別是其祖傳敦煌古籍《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乃一部獨具學術特色的珍貴文物，在青年先鋒隊工作之前，即謹遵庭訓，詠記純熟，背誦如流。另因先師早年喪父，家務由其姑表叔張苔先生操持，而張苔先生乃一方之良醫，擅長經方的使用，為先師之醫學啟蒙而盡得其傳。張大昌學醫之始，即是張苔為其逐句講解《傷寒來蘇集》。在那饑荒年代，先師親睹張苔濟世活人，深受鄉親崇愛，更激起了他的學醫興趣。諸多方面的有利條件，是他後來以醫為業，頗有建樹的重要原因。
1948年2月，張大昌在巨鹿縣西柏舍村懸壺開業以維持生計，因屢愈奇疾危難之證，且醫德高尚，平易近人，在廣宗、平鄉、巨鹿一帶，頗為人知。當年，其胞妹張憲，患肺病辭職（原在邯鄲第二完小任教）返里，數月而逝。時其家萱在堂，為解母之悲寂，次年春返南鎮村行醫。
解放初，其二姊張效華（又名張茜），隨其夫進京，在七級部工作。姊丈姚克佑（姚依林的異母兄弟），曾任空軍某部參謀長、司令員等職。張大昌先生經常進京探親，客居姚家，使他有緣結識了一些賢達宿士，如佛教協會趙朴初、釋正果、十世班禪等，進一步受到佛教思想的教育和薰陶。與廣宗杜廉、河南劉繼鬯一起請原佛協副會長正果法師為授三皈五戒。之後對佛理的研究亦日益精深。晚年，有廣宗周連淼、天津魏躍東等從其學禪。
張大昌先生受家庭文化的薰陶，尚精於律呂之學，管、笙、琴、笛、鑼、鼓、弦、簫無一不通，對中國傳統音樂，尤有興趣，且喜愛戲劇。在北京探親時，曾得京劇名旦荀慧生先生親自指點。他長於青衣、武旦。青年時期，鄉里多有村團票友，合演一些傳統劇目，張先生經常粉墨登場，儘管他體形肥胖，有損青衣、武旦扮相，但其音韻甜美，身法手眼，卻無令人挑剔之處。因具武術功底，在傳統劇目《霸王別姬》中飾虞姬，更是經常贏得滿堂喝彩。
1958年，張大昌先生在醫刊發表論文（題目及在何刊發表失考），引起了有關專家的關注，曾寄信予以褒獎。1959年，應老友鄭潤身之邀請，兩次到廣宗縣醫院講授《傷寒論》，其精闢的演講，無不折服，至今談起，仍滿口讚揚。他運用經方純熟，用藥的精、簡、廉、便、效，贏得了廣大民眾良好的口碑，被人譽為“濟世才子”、“活人菩薩”而醫名鵲起，名震一方。1962年，被原河北省中醫研究院聘為通訊研究員。
1964年春，本縣南里村謝尚豪邀張大昌與其母診病，其表兄衣敏豐因自幼多病亦求為診治（敏豐因父早年被日寇殺害，其母及弟等均寄居謝家多年）。診畢，密告尚豪：“病難治，壽命不長。”謝問：“尚能活幾年？”答：“28歲時若能免一死，31歲時必有不測。”謝恐姑母憂傷，但告知敏豐之弟敏琴，敏琴亦秘而不宣，疑信摻半。1966年，其全家遷返故里固獻村。余初任本村半農半醫，與敏豐近鄰，知其病貧血，脾大，其姨表兄張岫波系縣醫院內科醫生，亦多方予以治療，並曾建議脾切除。因尚能堅持教學（敏豐系國中教員）及家務勞動，並有經濟困難而未行手術。1969年秋，因腹部用力，突發脾破裂，急入縣醫院治療，由麻慶純醫生主刀予脾切除，術後情況良好，但於術後第五天未時暴亡。事後敏琴與筆者談其多年前張大昌預言，驚嘆不已。雲其兄系1939年12月30日辰時生人，卒時為1969年9月18日未時（上述均系農曆日期），正是31虛歲。至今事已過多年，筆者惟恐有所失實，乃在撰此文之前又重新詢問事之原由，其弟敏琴尚健在，謂確實勿疑。此案確具傳奇色彩，似是天方夜譚，但是，參以書載古代有扁鵲望齊侯之色而論其病，張仲景為侍中大夫王仲宣診病案，皆與此案類同，不可以一隅之見，遽為怪誕，以識少而怪高明。
漫長的醫療實踐和不懈的醫學理論研究，使張大昌先生對其家傳珍籍《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重視程度與年俱增，對其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的認識亦日益增強。特別是感到當今醫家之處方，“一方用藥多致數十味，藥量輒重八、九兩，性能主次不分，炮製多屬奇離”，“制寸椎之束而殘匹帛，為杯水之飲而舉鼎釜”（上二句均引自張大昌《處方正范·自序》筆者手抄稿）之時弊，非弘揚《輔行訣》之經方用藥法則不能糾之，從而萌生了將《輔行訣》獻給國家，以利後學，以便推廣，挽救時弊的志願。1965年，他首次把《輔行訣》寄送中研，但時不從心，“史無前例”的文革風暴亦隨之而至，獻書之阻，過於卞和獻璞，藏書之難，超出二酉藏經。其間傳世珍籍被毀，罹無妄之災。先生也因系知識分子，而成為“臭老九”，受所謂“國民黨案”牽連而加予莫須有之罪被關押，種種苦楚，不言而喻，其悲、其憤、其傷、其痛可想而知。可貴的是，先生雖身處逆境，卻不忘中醫學術之研究，不忘為民除病之事業，仍是矢志不逾。及至文革甫過，於1974年，再次將《輔行訣》寄送中研，最終完成了獻書夙願，此間情況，多次已刊有關《輔行訣》的書籍，及筆者《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隱顯考》中有詳述，不贅言。先生對《輔行訣》所費心血，可謂之無以倫比，其對祖國醫學之關心和熱愛，由此可見，其濟世忘私之德行，將永垂不朽。
1979年，國家征考名老中醫，張大昌先生榜上有名，執教於縣辦衛校，次年調邢台地區醫學經訓班授課一年，後返本縣章台醫院工作。
張大昌先生有豐富有歷史和文學知識，言談常引歷史典故以喻事理，對古今遠近名人佚事，風情習俗，莫不了如指掌。精通古典文學，用筆簡煉、生動、活潑，讀其悼念胞妹《憲妹事略》一文，頗感有李密《陳情表》之韻味。所作詩句，婉約清新，意境悠長，富含哲理，惜亡佚過多。筆者記有其晚年之作一首，其詩云：因果何嘗欠分明/陽春到處百草生/水月相依光瀲灩/風雲往還氣崢嶸/日曆豈關人老少/晨鐘無妨世沉升/一曲未歇心先醉/前事撩亂盡盲懵。可窺其詩風之一斑。他對民間俗諺俚語甚有研究，私淑《詩經》蒐集民間詩歌之意，輯有五言、七言俚語各一冊。此外，由於學佛的需要，他還長於藏文，筆者曾見其手抄藏文佛經一卷，筆者雖不能識讀一字，但就其字跡之流暢秀雅，足可征其藏文功底之深厚。
張大昌先生在50年代末與本縣張小河村張恕芝結婚，生一男二女。男名函，國家職員，長於繪畫、音樂，所作山水畫，頗具父風；長女名宣，次女名曄，均執鞭從教。自60年代初，從其學醫者漸增，威縣有劉德興、衣之鏢、丁勤喜、趙俊欣等，廣宗有范志良、吉建華、陳志欣、王雲亭、牛西嶺、姜宗瑞、王子旭等。邱縣、巨鹿、新河、冀縣等地均有前來就學者。他教授生徒，淺入深出，因人施教，結合臨床，善於啟發，不拘書本，常一語中的，令人茅塞頓開，霍然領悟，為培養中醫人才，費盡心血。及至晚年，仍致力於《輔行訣》之研究。先後撰有《醫哲心法》、《三十六脈略述》、《輔行訣釋義》、《處方正范》及醫話多篇，後由筆者及劉德興等編輯的《經法述義》收載、整理了其大部分內容，由威縣中醫學會印刷成冊，發至全縣農村醫生，為中醫事業做出了貢獻。
1987年，張大昌先生年逾花甲，麥收之季突發胃穿孔，急作胃切除術。時眾師兄輪替服侍榻下，病癒後於南鎮村休養，求診者仍絡驛不絕，診余或讀醫書，或撰醫文，或與眾師兄歡聚論醫，或講佛學於居士，或與來客高談闊論，或與兒女子孫共享天倫，生活雖較平淡，卻不乏清雅，自有閒雲逸鶴之比。90年代初，不慎摔傷，致右骰骨頸骨折，繼之高血壓、腦梗塞、冠心病等接踵而來，終因長期臥床，肺部感染，於1995年農曆10月7日上午10時37分，卒於南鎮村，享年69歲。葬於邵梁莊村西祖塋。安葬途中所經村莊，鄉親群集共祭再之又再，老幼悲悽之情溢於聲容，至今憶起，猶歷歷在目。
張大昌先生聰慧穎悟，勤奮好學，治學謹嚴，多才多藝。在文化領域的諸多方面，均有超人的造詣，堪稱曠世奇才。然而終身淡泊名利，隨遇而安，踐行“人不知而不慍”之君子信條，實是難能可貴。其人身材中等，體形敦厚，面色紫赯，方口虎目，鼻若懸膽，眉須皆白，發如銀絲，神情炯炯，儼如商山一皓，所具美德，與世間某些不學無術，爭名奪勢，斂財唯是之徒，判若天淵。然陽春白雪，曲高和寡；才高俗人譏，行僻世人嗤，庸俗者或對其間有微詞，亦人之常情而在所難免。以德為鑑，自然是非分明，無須繞舌絮語以辨說。
醫哲思想
張大昌先生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受家庭文化的薰陶，少年時得哲學大家尚渭南先生的啟蒙教育，青年時期又得一代名僧釋正果開示，奠定了研究哲學的良好基礎。其家傳醫學珍籍《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作者，恰為被當代古典文化大師南懷瑾先生譽為梁代道家“卓犖代表”、“誠千古高人”的陶弘景，其書中哲學底蘊之深厚，也激起了大昌先生追求醫哲思想的興趣。隨著對該書研究的日漸深入，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醫哲思想。其“理事體用為萬法宗”和“彼此時勢觀”對其醫藥學術的研究和發揮，具有指導性作用，也是他的醫術獨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現筆者謹依個人浮淺陋見，簡述如下：
張大昌先生所撰《醫哲心法·自序》云：“理事體用為萬法宗”，高度概括了他對世界一切事物範疇劃分，和性質認識的思維方法，這是他吸取釋、道、儒各家思想精華所形成的觀點。
理事和體用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兩對用語。理、事並列組合，始於唐代僧人智儼，體、用並列組合，始於漢末王弼、鍾會。“理”是規律、理論之意；“事”是現象、活動狀態之意；“體”有本體、質體之義；“用”有功用、作用之義。理事和體用之上源可溯及《老子》，“理”即《老子》中的“道”；“體”如《老子》中之“物”；而事和用，原本是《老子》中之常用詞語。後世之釋、道、儒思想家，對理事和體用之說，各有發揮和利用，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特有的思想內容。
張大昌先生，將此兩對古代哲學詞語集合為一，並分析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深化其科學內涵，運用到醫藥學術之中，對理解學術文獻，人體之生理、病理、診斷、處方等各個方面，都具有啟發和指導性意義，尤其是《輔行訣》以體用學說為其理論核心，欲光大之而不明體用，更是無從談起。沒有哲學的指導，醫學就不能提高和進步，但是醫學屬自然科學，哲學亦不能代替屬科學範疇的醫學。張大昌先生深知這種關係，其《醫哲心法》云：“哲學、理也，譬如說食，科學，事也，為湯、為饌。說食難飽，湯饌果腹。奕有兵機，兵果奕乎？！戲有人情，戲果人情乎？若以說食即飽，奕即戰事，戲為人情，豈不是笑話？”形象地說明了哲理與醫事的關係。
《醫哲心法·自序》首句云：“天下無無理之事，無無用之物”。又云：“有其事必有其理，事在理必在”。這與司馬光《迂書·無怪》中所云：“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實同出一轍。說明了客觀存在的事物，必然有它存在的原因和條件，即一切事和物，都有一定的道和理，這將啟示人們對客觀存在的事物，不可因自己或更多的人不能理解，就持懷疑或否定的態度，應該認真觀察，勇於探索，總結規律，上升為理論，因為“事在理必在”。對剛剛發生或正處發展階段的事物，也可以用已知的理論和以往的經驗，做出試探性的處理，以驗證正確與否，作為確認或否定的根據。
張大昌先生認為體和用的關係是相互依賴，同時並存的。他說：“有是體，必有是用”，“體復用亦復”，這正是古代哲學中，陰和陽，現代哲學中矛盾的對立統一說相合。體用是一對陰陽，如影隨形，刻不相離。其醫話《論陰陽水火》說：“絕對之真理，一陰一陽而已，陰之屬在質為水，水化則為氣，氣為陽，乃陰為陽根，陽為陰體也；陽之屬，在體為火，火變為血，血為陰，又是陽為陰根，陽為陰用也。此陰陽互根之義，體用互為之事也。”對體用的陰陽屬性給予了進一步辯證的說明。
用理事體用劃分事物範疇的思想方法，分析、觀察、研究、運用醫學文獻和學術，就能使紛繁雜亂的內容條理化、明確化，對指導總結實踐經驗的規律，分析理論的價值都有積極的作用。《醫哲心法· 序》云：“此理、事、體、用四項，醫家之事畢矣”之言，實為不過。現抄錄張大昌醫話四則，可見其一斑。
“《內經》一書，詳於理法而略於方藥，但仍不失為理、事、體、用俱備，故為醫家之經典也。所立陰陽、五行、氣象、天文者，醫之理也；髒象、經絡、營衛、氣血，醫之事也；色脈、證候虛實，醫之體也；治法補瀉、疏散導引，藥物之四氣五味，升降沉浮，及十三方、醫案，醫之用也。讀《內經》者，當如此著眼。”
“註解傷寒諸家，大約可分四派。宋代朱肱以經絡講，清初柯琴以部位講，張志聰以運氣講，近世日人丹波氏以證候講，實宗徐大椿之類方。張氏所論者，傷寒之理而論也；朱氏所言者，乃傷寒之事也；柯氏所論者，乃傷寒之體也；徐氏及丹波氏所論者，乃傷寒之用也。夫理以明事，事以顯綜，體以定局，用以施治，讀《傷寒論》者通達此四者，庶乎登堂入室矣。”
“脈象可分為陰陽兩統，陰統言體質，陽統言功用，為脈學之理；按上、下、左、右、前、後，六合以言脈學整體為其事；據長度、積徑、重量三方面以識其體；以博力、次數、升降以求其用，從而衍化出三十六種脈象。”
“處方學應以證知因求其理，而設二綜六綱；以因論治準其事，而立四要八目；就治取法為其體，而建組方制度（君、臣、使、佐，和權宜分量）；隨法製劑以為其用，而定方之體裁變化。”
張大昌先生認為，藥物五味的五行體用配屬，是《輔行訣》的理論骨架。五臟各自的體味和用味和合的結果，形成了質的改變，即是“化味”。五味的合化有五種，即辛酸化甘，苦鹹化酸，甘辛化苦，鹹酸化辛，和苦甘化鹹。五臟相生者，母之用味與子之體味相合，不合化為新的味，仍是兩種原味的混合，它們也有五種形式，它們是：辛與苦不合化；鹹與辛不合化；甘與鹹不合化、酸與甘不合化，苦與酸不合化。
張大昌先生認為，藥味的五合化，有調養本髒之氣的作用。《輔行訣》的補瀉方法，即是以用味補本髒，體味瀉本髒，調平體用偏頗所造成的虛實病證。此系扶正以祛邪，屬養生之道。五不合化，有驅除病邪的作用。《輔行訣》的除病方法，即是五臟之母用味與子髒體味並用，但藥味之功分途而施，如辛開苦降以除痞，鹹軟辛散以除滯，甘緩鹹潤以除燥，酸斂甘緩以除攣（風），苦清（瀉熱）酸斂（收神氣）以除煩。此系驅邪以復正，屬驅邪之道。並例舉張仲景方劑，如除痞之半夏瀉心湯，除滯之肝著湯，除燥之大黃甘草湯，除攣之芍藥甘草湯，除煩之梔豉湯，為之說明。
張大昌先生傳一口訣：“有此即有彼，此無彼亦無；處時暫決定，失勢則轉變。”（有雲語出佛學密宗經典者，不詳確否）。這是先生援引佛理以論時空的哲學理念，是他對世界一切事物運動變化現象認識的概括。
所謂“有此即有彼，此無彼即無”，是指事物所占據的空間，皆有相互對立的“彼”和“此”兩個方位，如東和西，南和北，左和右，前和後，上和下，高和低，內和外等。這些對立的兩個方面，又是相互依存的。其中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亦即失去了意義，如無東即無所謂西等，東和西都是依中點而言，“無中點難以定四方”，它項類此。
所謂“處時暫決定，失勢則轉變”，是指事物所存在的時間，決定著它的狀態，某種狀態的優勢，會隨時間的進展而轉變為新的狀態，而失去原來的優勢，呈現新的優勢。由於時間的一維發展，“得勢”是暫時的，只能是所處時間的即時狀態，它必然會被新的狀態所具優勢所代替，與此同時，原來的事物亦即在空間位置上消失，而成為“無”，新生狀態的事物隨之占有了空間位置，而成為“有”。而新生的事物又會有從“有”到“無”的歷程。如此變化不已，構成了事物發展變化的軌跡。宋代哲學家邵雍時事吟云：“時之來兮其勢可乘，時之去兮其事始生，前日之事，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後日必更”可作張大昌先生彼此時勢觀的註解。
在辯證唯物主義發展已臻成熟的今天，這種時空觀固然不屬創見，但仍不失為格言妙語，更難能可貴的是，張大昌先生把這種時空觀，貫徹到醫藥學術中，使其學術別具新義，為中醫學注入了新鮮血液，增加了生命的活力。
《醫哲心法》對陰陽五行學說的認識，體現了他的彼此時勢觀。他認為陰陽五行學說含有對性和互性，特性和共性。
陰陽的對立即對性，是屬陰或屬陽的事物在空間位置上的有形狀態。陰陽的統一即互性，是屬陰或屬陽的事物在空間位置上的無形（混沌）狀態。對性為陰陽之理，互性為陰陽之事。在醫理上，如寒與熱、虛與實、表與里，乃就對性而論；寒熱交錯，虛實兼挾，表里同病，乃就互性而言。
陰陽的轉變即是特性，是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特定時間內得具屬性優勢的一定狀態。陰陽的消長即是共性，是事物在發展過程中，任何時間內都有屬性趨勢的動向狀態。特性為陰陽之體，共性為陰陽之用。在醫理上，如三陰三陽病證狀，發解時間，傳經規律等，乃就陰陽的特性而言；三陰三陽病的變病、直中、合病、並病、順逆、轉屬，及攻表救里，汗解攻下的先後次第等，乃就陰陽之共性而論。
五行相剋即對性，即正勝（正克）與反橫（反克）相對。正勝即：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反橫即：金橫火、火橫水、水橫土、土橫木、木橫金。（反橫即相侮）。五行相生即互性，即順生和負生並存，順生（正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負生（反生）即：金傷土、土掩火、火焚木、木竭水、水蝕金。五行生剋的對性和互性，是五行在空間位置上形態之有無。
五行之苦欲為特性，即以所欲為德用，以所苦為淫禍。德用為：木欲散、火欲軟、土欲濕、金欲斂、水欲堅。淫禍為德用之過極變態：木散極變急、火軟極變緩、土濕極變淖、金斂極變抑、水堅極變凝。五行之特徵為在得據優勢時間的表現。五行之含變為共性，即以含其所克為偏含，以其所被克為革變。偏含為：水中火、火中金、金中木、木中土、土中水。革變木極變金、金極變火、火極變水、水極變土、土極變木。五行之共性為在失去優勢時間的表現。
（上述《醫哲心法》對陰陽五行學說的認識，系筆者據原文修改整理而成，不一定完全能表達其意）。
由上所述，可粗見張大昌先生以彼此時勢觀研究陰陽五行學說的成就，不僅深化了陰陽學說對立、統一、消長、轉化的認識，又在五行生、克、乘、侮關係的基礎上，提出了負生的問題。它如德用和淫禍，實本於《內經·髒氣法時篇》，至於五行之偏含，乃五行各含其所克之真（能含於其被克之中，故可稱“真”）氣（精），五行變革，乃物極必反，極則變之理，又與“反橫”相合，雖在《內經》中已有類似論述，尚無提高到時空角度去認識者，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張大昌先生獨特的醫哲觀念，學醫歷程，及善於從其所愛好的多種藝術中，吸取多學科知識，充實診療技術，蒐集驗、密單方，考之以理，變通其用，不斷增強了醫術特色。
他的醫技有典型的經方家特點，而旁取諸家之說，重《輔行訣》、《傷寒》、《金匱》，亦采《千金》、《外台》等古籍。諸書之方，皆以《輔行訣》之組方法度以審察使用。辨證雖亦尚五臟之虛實，實是據五臟體用之偏頗。治法雖亦本“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卻不拘一般的“虛”、“實”含義，而以用病為虛，體病為實，助用為補，助體為瀉；組方雖亦以君、臣、使、佐為格局，對其名職意義又另有發揮，認為“藥劑中分設的君、臣、佐、使，是據它在矛盾進展中，在器質與機能之間的轉化和相互影響中應起的作用而選定的。”（見張大昌先生《處方正范·綜述》，筆者手抄稿）；在五臟補瀉用藥上，以與五臟用味味同者為補，與體味味同者為瀉，雖硝、黃皆稱其能瀉，而在治心方中乃稱為補，雖參、草皆稱其能補，而在治腎方中乃稱為瀉。張大昌先生診療的理、法、方、藥各個環節，都具有以《輔行訣》學術思想為主的特點。
張大昌先生精於繪畫，常以三原色調配的變化類比藥物五味配合的變化。他說：“蘭黃成綠，紅蘭成紫，用藥亦然。用色比例不同，效果亦異，如綠有草、蔥、墨之不同，故用藥合劑時，不可忽視藥量之比，經方中大小承氣湯之別，即在藥種比例之差，其用途亦別。對望色診病，積累了豐富經驗，他認為“病色黯者重，色淺者輕，色浮者病在外，色沉者病在內，五臟有專色，見克者凶，四季有旺采，不符者災”，指出五色“以明暗為性，眼視為應”。
他對律呂之學的研究和實用，加強強了對聞診的認識。常引《內經》說：“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而知之謂之巧。”在臨床上積累了豐富的聞診經驗，往往能“聞而知之”。1976年，有一晚期肺癌患者請先生出診，筆者隨其前往。未入病室，已聞病人呻吟之聲，入室少坐之後，乃臨病床，令病人側臥，手指其右側背中上部，問：“是此處痛否？”病人頷首稱是。此聞而知之之功夫，在座莫不為之驚奇，傳為美談。
張大昌先生深厚的文史基礎，使他對古代醫著的理解，常出人意表，頗具卓見。如《內經》論平脈曰：“春曰弦，夏曰鉤，秋曰毛，冬曰石，又雲冬營。”以太過不及者為病脈，而春之平脈、病脈，只一 “弦”字，他認為，冬之平脈“營”字，必是春脈“營”字，必是春脈之別名。因“營”字，《廣韻》釋之曰：“造也”，《詩·大雅》有“經之營之”句，《禮》云：“合孟春三月，日在營室”，“營”又與“熒”通，小光也。《太公兵法》引黃帝語云：“涓涓不塞，將成大川，營火不息，足可燎原”，認為“熒”多有初建始之義，而《內經》所云：“春肝脈也，東方木也，萬物之始生”，廣引博證，“營”字作為春之平脈義理甚切。語有之，“文是基礎醫是樓”若沒有堅實的文史基礎，張大昌先生如此獨具特色的醫學大廈的建立，是不堪構想的。
張大昌先生特別重視單方驗方的運用，對《肘後》、《良朋匯集》、《串雅》之方，更是推崇有加。諸如蠟礬丸用於乳腺炎，密犀丸治療高血壓，茶葉、槐米、芝麻、核桃治療肢體神經痛等。皆為常用方。對書中不載之流傳效方，絕技，亦必不恥下問，盡力求得，謂此等方技，均有實效，關鍵在於能否辨其醫理，而隨證用之。有威縣西街孫其昌，善以推拿治療失眠、癃閉，60年在濟南曾治癒腎結石患者，使病者免除了手術之苦。先生帶筆者至其家求教，孫氏乃把手教之，後用之果驗。又有一老嫗深夜突發劇烈頭痛，請先生診治，該村一無醫，二無藥，時值春節之後，院庭內多有爆竹廢筒，先生忽憶許叔微《本事方》中有硝石散，分為火硝、硫黃，而爆竹中亦有此二物，乃撿取廢爆竹，煎服而收一笑之功。又有病人告之以鹼、黃酒共用治崩甚驗，先生謂此所治當為血燥而妄動者，正合《輔行訣》鹹甘除燥之理，後曾遇血燥之鼻衄甚多者，乃變通其方，以大鹽、白糖與之而愈。如此小方治大病，在大昌先生手下取奇效者，舉不勝舉，若非先生深明醫理，變通套用，恐亦難能。在經濟騰飛，醫療條件大有改觀的今天，此類方固然常被人不屑一顧，但仍有提倡使用的價值，更有研究開發的必要。
張大昌先生的生平業績，與陶弘景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青少年時期，均為朝代替換，政局動亂的年代。陶生於丙申（456）年，張生於丙寅（1926）年；陶卒於乙卯（536）年，張卒於乙亥（1995）年。他們出生之前，先人皆在武昌為官，父、祖皆為軍旅中人而兼有文才；他們均有宗教信仰，雖有道佛之異，但皆旁通它教；都有廣泛的愛好，多才多藝，諸如哲、文、史、醫、書法、繪畫等，皆無所不精；都有崇真尚實，勇於探索的科學創新精神。陶氏隱居茅山，先師終生潛身鄉野，他們都淡於名利，潛心科學研究和醫療實踐，有憐憫百姓，濟世活人之美德，二人相隔1500年之久，真可謂之忘世神交者。
更有現實意義的是，陶氏近1500年前之曠世醫著《輔行訣》，由於歷史的原因一直無聞於世，先師竟有緣由家傳而得，可謂奇書恰得其主，雖被文革浩劫毀沒，卻亡而未亡，此正是得先師之力，亦正是陶氏之幸。陶氏之作能再現於此傳統醫學極待光大之時，可謂之物華天寶。在此陶氏誕辰1550周年，張氏誕辰80周年；陶氏辭世1470周年，張氏辭世11周年之際，錢超塵先生《<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研究》即將問世，陶、張之理想即將實現，謹撰此文聊表懷念先哲之情，企望四海諸有識之士，為中醫學術之精華續薪添焰。
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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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昌[名醫]《張大昌醫論醫案集》
張大昌先生對諸子百家、諸家經典無不精通，學識淵博，醫術精湛，醫理精闢。為了繼承、弘揚中醫學術之精華，造福人類，他於1974年將家藏三代的古經方佚書——陶弘景撰《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一書，無私奉現給中國中醫研究院。他一生深契《湯液經法》之旨，潛心研究，精益求精。為了繼承先師遺願，我們將他撰寫的《醫哲心法》、《診療述要》、《三十六略述》、《湯液經法擬補》、《處方正范》及醫案、醫話等資料（其中有先師記錄本，也有弟子間的抄本），經整理、校訂、編輯成此書——《張大昌醫論醫案集》。
《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傳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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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昌[名醫]《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原題“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原藏敦煌藏經洞，是一部罕見的極為重要的中醫著作。原書寫於帛卷之上，全文雖僅8000字上下，但保存著大量久已失傳的中醫古籍內容，如部分《桐君藥錄》、《湯液經法》等，在中醫發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書1918年河北張偓南先生得獲此書，世襲珍藏，後張大昌先生獻出公之於世。
經過錢超塵教授、趙懷舟同志及張大昌眾弟子的共同努力，將保存於張大昌弟子手中的21個抄本匯集於一，按時間先後全文收錄，說明抄本來源、傳承經過，撰成《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一書。並精撰23篇研究性論文，對重要問題進行考證，為研究敦煌原卷及研究中國醫學史先秦至六朝之發展提供翔實材料，亦為研究張仲景《傷寒論》所據底本及其流傳演變提供不可或缺的珍秘資料。
《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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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昌[名醫]本書分上下兩篇，分別從學術思想和歷史背景兩方面詳細論證和描述了與《輔行訣》相關的理論問題和歷史現象。上篇“《輔行訣》之學術管窺”的表述邏輯是著眼於現實的，即首先承認《輔行訣》存在著不同的傳抄本系統（並羅列其典型文本三種），接著推出筆者在此基礎上完成的“整訂文本稿”（並保留藏經洞本復原稿），繼而詳細闡述其中蘊含的學術理念和整訂思路。下篇“《輔行訣》時地人尋跡”的表述方式是著眼於歷史的，該篇從《輔行訣》題名作者陶弘景先生的學術、人文背景談起，並沿著陶氏生前身後《輔行訣》一軸的歷史命運，漸次展開與之相關的時事、地緣、人物和文本形態的細緻追溯和描述，並以《輔行訣》出洞後的第二故鄉和近代主人的情況為其終結。
本書的基本創作思想是在尊重《輔行訣》傳本歧出的前提之下，找到合理的解釋之道、解決之道。其最本質的核心內容是以陶氏五行體用互含、火土同治等學術思想辨析《輔行訣》五臟補瀉方例結構的意義；以陰陽五行合流學說的髒氣法時思想和六合辨證理念，解讀《輔行訣》外感天行病證治方例。
《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
![張大昌[名醫]](/img/0/36f/wZwpmLxEzM4ITO5MzM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zMzLxE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張大昌[名醫]《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是一部總結《湯液經法》辨五臟病症組方用藥規律的書籍。它承襲《內經》，《神農本草經》和《湯液經法》的學術內容，發揮儒、道、釋三教合一的哲學思想，在五行五味學說中，引進當時思想界的體用思辨方法，同時又增入”化”的概念，達到了與陰陽學說有機的融合，使基礎理論的髒象、經絡、診斷與處方學的完全統一，完成了經方組織制度的規範，使之成為一個完整和成熟的理論體系。了解該書這些學術特點，對認識其具體內涵的科學性和實用價值，將會起到積極的作用。本書即是對《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一書文字的校注，也是對其內容的講疏。以期將《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一書中臟腑辨證與藥物配伍的真髓闡述給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