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士秀張士秀（公元1870——1925年），字實生，永濟市開張鎮南營村人。幼年時家境貧寒，但他聰明好學。生性倜儻果毅，喜好交遊而厭惡豪強。12歲時因其伯父霸占田產，乃到縣衙擊鼓告狀。在公堂上張士秀侃侃而談，以口算田畝錢糧勝過了縣太爺的珠算速度，打贏了官司，博得了“銅嘴鐵舌”的綽號。18歲時他父親病逝，家道中落，遂輟學歸家從事農業 併兼營商業。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因縣中差徭事務紊亂，經人推薦擔任了縣差徭局長，不逾月余，將差徭事務治理的井井有條。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張士秀到運城，經營進步組織的“回瀾公司”，任總經理。翌年東渡日本遊學，與景梅九、章太炎、張溥泉諸人討論反滿救國大計，1906年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進行革命活動。回國後於宣統元年（1909）被選為山西省咨議局常駐議員。
1910年清政府山西巡撫丁寶銓為了邀功，9月間派兵在交城、文水二縣查禁種植大煙，釀成官府槍殺百姓三、四十個人之慘案。張士秀到出事地點調查了解並將慘案真相公諸於世。因張士秀直言不諱揭露山西巡撫殘殺無辜，而遭丁寶銓拘捕，將其判處徒刑二年，解回原籍臨晉監獄執行。在獄中張士秀以琴書歌自娛，自拉自唱，充滿了樂觀，從不因身陷囹圄而戚容愁顏，因而被當時的縣令和獄卒們視為“怪人”。張士秀常說：“革命事業終成，吾何憂傷？”並在獄門上題聯一副曰：“困極必大亨，死地而後生。”以表明對革命勝利的信心。
辛亥年間，張士秀對運城光復，推翻清政府在運城的統治，做出了巨大貢獻。“當時，在河東一帶聲望最高的同盟會員張士秀，因為文交慘案被誣入獄”（《辛亥革命在山西》）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春，同盟會領袖之一黃興致函運城同志，囑咐將張士秀營救出獄。10月10日武昌起義，11月陝西回響。陝西與臨晉一河之隔，縣令懼怕，將張士秀釋放出獄。張出獄後，連家也未回，就徑直渡河抵陝西搬兵。
河東道盛產棉麥，又有食鹽寶藏，是當時山西最為富庶的地區，清政府的河東兵備鹽法道管理著三十六州縣及其運城鹽政，下有500餘人的持有洋槍的鹽捕武裝，還有太原總兵謝有功重兵為後盾，加之前路巡撫幫統帶清兵到處巡邏，所以，張士秀及其同仁知道，雖然河東同盟會勢力雄厚，但他們手無寸鐵，武裝鬥爭無法與清對抗。張士秀先後兩次赴陝求援。1911年到陝西聯絡陝西民軍援助河東，在陝曾同秦都督張鳳翽及井松生、井勿幕、張伯英等聯絡，分析時局，詳細陳述援晉之利，終於說動秦軍，並簽訂秦晉互動條約。適時清軍攻潼關甚急，陝西一時不便分兵，張遂返回蒲州，與蒲州六縣革命黨人王利臣、韓拱北，張福堂等商議策劃組建民團。知府賴慶榮比較開明，傾向革命，又與張士秀等黨人有舊交，乃囊助其事。民團名為保衛地方治安，實則訓練革命武裝，公舉張士秀為蒲屬六縣民團總團長，總司令。隨後，潼關失守，娘子關戰敗。故人心惶恐，反動勢力甚為囂張。張士秀仍鎮定自若，巍然不動，繼續練兵。後，潼關復得，農曆十一月初八日，陝西民軍陳樹藩、井勿幕、閆飛龍等履約東渡。在民團總部任職的韓拱北、胡足剛、景豹卿即赴大慶關與之接應。清永濟縣令項某，聽到陝軍渡河即潛逃，永濟縣城遂告光復。秦軍至州，向張詢問攻運城的方略，張士秀建議從中路進軍，以攻其虛，陝軍即由胡足剛、尚德等陪同經虞鄉、解州直達運城以北之龍居、趙村一帶，於農曆十一月十三日一舉光復運城。
運城光複次日，張士秀回到運城，遂同革命黨人在運城福音堂召開大會，組織河東軍政分府，用投票公舉法，選舉張士秀任河東民軍總司令，總理地方軍政事宜；王用賓為民政長；李岐山（又名鳴鳳）為討伐司令官。當時閻錫山為了避清軍鋒芒，放棄太原，出走。南京臨時政府了解閻出走後的山西革命進展情況，決定成立河東軍政分府，張士秀旋即改任河東民政長，總理民政兼管鹽政。李岐山為晉南民軍總司令。不久，南北議和，清帝退位，閻錫山由晉北返回太原，民國元年，（1912）為了省政統一，乃取消河東軍政分府，張士秀被任命為河東觀察使司觀察使。
山西曾不被袁世凱承認為起義省份，閻錫山要急切地投靠袁世凱；袁世凱稱帝心切，閻錫山就百般迎合。1915年，閻錫山捐贈經費，並數次電勸袁稱帝，“非君主不足以救中國”“忘我皇上審時急進…惟有我皇上毅然力行，以救危亡。……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袁世凱看後大悅，批“頗有見地”四個字。並於1915年12月21日袁世凱封閻錫山為一等候。在投靠袁世凱任山西正式都督後，閻錫山為了獨霸全省，對革命人士百般迫害，更視晉南民黨張士秀、李岐山為眼中釘，意欲除之。乃藉口統一全省財政，派其親信南桂馨為河東籌餉局長，企圖從中攫取河東財政入手，扼殺晉南革命勢力。南到運城後，拉攏張士秀、李岐山的部下景蔚文（南、景原為日本警官學校同學），試圖瓦解晉南革命力量，南誘景除掉張、李，取而代之，景不為利誘所動，反而將南的陰謀報告了張、李。南與閻每日必還有密電往還，張士秀獲悉，乃將這些情況公布於社會，揭露閻錫山、南桂馨的陰謀，隨即將南拘押審訊，閻錫山得知後，惱羞成怒，電控告張士秀、李岐山於袁世凱，說張、李他們違法抗命。民國2年春，袁世凱電令駐河南之毅軍統領趙倜率領軍隊渡河，到運城將張士秀、李岐山拿解進京。交軍政執法處看管。陸建章時任軍政執法總長，給張、李加以“稱兵作亂、危害民國”之罪名判以徒刑12年，囚於北京陸軍監獄。
不久，陸建章調任陝西將軍，臨行時請袁世凱準張、李隨其赴陝西戴罪立功，這樣，張、李才回復自由，由京到陝，任將軍府咨議。張士秀和李岐山從來就不相信閻錫山，他們在陝與黨人景梅九等密謀反閻。
袁世凱死後，陸建章離開陝西，陳樹藩任陝西督軍。民國9、10年間，張士秀被任命為漢中道尹，併到四川接應革命同志，後解職，赴北京任農商部參事。1920年，9月29日李岐山被閻錫山勾結陳樹藩派人暗殺於西安郊外。張士秀後來在陝西一直進行反閻活動。民國14年（1925年）張士秀從北京參加孫中山先生葬禮返回陝西，路經新鄉時，被閻錫山設計派人刺殺。
“山西的辛亥革命，以太原的姚義價、晉南的張士秀和李岐山（鳴鳳）、晉北的續桐溪、弓富魁以及大同的宋世傑、李國華所做的貢獻較大，但是，這些人後來不是死於閻錫山的屠刀之下，就是被迫流亡在外”，“對辛亥革命有貢獻的人士被閻錫山殺害的有數百人之多。山西辛亥革命勝利成果被閻錫山篡奪了。”（《山西辛亥革命史》）閻錫山為了保住自己的都督頭銜，擁袁稱帝，背叛革命使得山西辛亥革命在全國的影響也黯然失色，山西的辛亥革命鬥士流血流淚，扼腕蒙羞。但是，我們不應當掩飾眾多的辛亥人物對辛亥革命的重大貢獻。
（張士秀故里永濟南營村原來的城牆高大雄偉，是大災之年張士秀放糧舍粥，由老百姓自發修建的。南營村方圓數十里，經歷了數十年，老輩人每念及張，開口必稱“張大人”，崇敬之情，溢於言表。張士秀的親家芮城的景耀月、北京的余寶蔆等都是當時的同盟會員或進步文化人士。因張士秀去世早，張家衰落，鮮有資料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