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張國忱，（1898-1986），遼寧省遼中縣人。少年時曾被清政府送往俄國學習俄文，後進入中東鐵路公司辦的哈爾濱商業學校學習。畢業後進入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職，先後任外交部俄文法政專門學校、北京文化大學俄文教授，東三省交涉總署參事兼交際處處長，督辦中俄會議事宜公署咨議，奉天鎮威上將軍府咨議。1928年任京師稅務監督，後隨奉軍撤退回瀋陽。先後任東北保全司令部秘書，張學良俄文主任秘書，東三省特派區教育廳長。1931年東北淪陷後，隨東北軍入關，任天津市財政局長。九一八之後張國忱帶著夫人、女兒落戶在天津市重慶道75號（原85號）。新中國成立後被中國人民大學聘為俄文教授。其女系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著名畫家，外孫在天津外文書店任職。
張國忱在張作霖身邊負責對俄外交，歷經了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如：《奉俄協定》的簽字；與蘇駐華代表加拉罕會見，因張作霖不滿蘇方協定的執行，把加拉罕驅逐出東北；郭松齡兵變；第二次直奉大戰等。
1929年張學良下令武力強行收回中東路管理權引發了著名的“中東路事件”。事發後，蘇方武力侵犯我邊界導致軍事衝突；在軍事衝突中東北軍失利，張學良又不顧蔣介石反對與蘇方進行和談。幾十年後，作為當時東北軍對蘇外交負責人的張國忱撰文披露了中東路事件內幕。
張國忱自述，“1924—1926年間，我曾以東三省交涉總署首席參事兼交際處處長，併兼充鎮威上將軍（張作霖）公署咨議的身份，負責對蘇外交，為對蘇外交的發言人，又是張作霖的親信翻譯；1924—1926年間，張作霖兩次入關，均作基本隨員，為三個翻譯中之一；那時的外交對象，先是蘇聯駐東三省自治政府代表維·庫茲涅佐夫，後為克拉果維茨基。1925年張作霖對蘇聯駐華首任大使喀拉罕（加拉罕）提出不信任案後，蘇聯把駐沈代表克拉果維茨基召回，此後奉蘇外交暫告中斷，我轉任外交部特派察哈爾交涉員，所有參事兼翻譯等職務由鄒尚友（我的助手，又是多年的老同學）繼任。1927年張作霖進據北京，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室，翌日，電召我由張家口來京，主持臨時編譯會，編造《蘇聯陰謀文證》一書，譯成英法文，散布中外；轉年調任為京師稅務監督，直至張作霖在老道口被炸的次日，我即撤回瀋陽。”
晚年張國忱寫下了近萬字的《1929年中東路事件內幕》，爆出《蘇聯陰謀文證》純粹系張作霖授命下的偽證，為後人重新看待“中東路事件”提供了詳細的資料。張作霖對張國忱非常信任，把他看成是“家鄉自己人”。1928年6月3日夜，張作霖由吳俊升、張景惠陪同坐火車離京返回奉天。張作霖原本已安排張國忱與他同行，但張學良此時因軍事失利，正在考慮與南京政府停戰，還想組織臨時政府，於是要求張國忱留在北京商議事情。第二天，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發生。剛剛返回瀋陽十幾天的張國忱夫人知道自己丈夫與大帥同車，頓時恐慌萬分，即派人到車站打聽，才得知張國忱並未同車。張國忱躲過了這場劫難，以後每每提及此事，他常常自詡自己命大。
拒任偽職
張國忱在哈爾濱曾有一處洋房，由俄國建築師建造，張只住過一年就離開了東北。“九一八”之後，這處洋房被日本人強占了。天津淪陷後，日本人派來說客勸說張國忱回東北參政，只要回去，不僅委以要職，還把房子一併還給他。張國忱當即表示：一不回東北，二無意於官場。來人勸說多次無效，只好悻悻而歸。寓居津門
1931年4月，張學良委任張國忱為天津市財政局局長。初到天津，張國忱一家暫住黎家花園。後來卸職，張國忱因在起士林飯店有股份，因而全家在起士林飯店三樓居住了一段時間。大約在1935年，全家才住到重慶道75號的這所小樓。起初全樓都是張家自用，後來因為張家人口少，又無太多積蓄，就先後把一層和三層的房子讓給一位朋友的夫人及子女居住。1959年，張國忱全家搬離重慶道年。晚年在天津的寓公生活充滿了藝術氣息。由於早年赴俄國學習的時候，常隨同俄國伯爵霍爾瓦特的夫人、小姐們到白樺林中畫油畫，因而張國忱從年輕的時候就很喜歡繪畫，工作閒暇時常以繪畫為樂，並且培養自己的女兒們也愛上了美術。
1939年天津發大水，張國忱重慶道的寓所也被大水浸泡著，水位已經漲到了院牆的頂部。重慶道宛如一條河流，大批難民乘著小船在水上飄蕩。張國忱和女兒們每天看著大水、木船和難民，心中感慨，畫下了很多速寫。1940年，永安飯店舉辦了一場“張國忱父女畫展”，其中大量反映天津鬧大水時候悲慘景象的作品，深深打動了參觀者，引起強烈反響。天津各大媒體爭相報導。
張國忱只有兩個女兒。新中國成立後，大女兒在煤炭文工團從事舞美設計；小女兒張鸞則成為專業畫家。《紅色保險箱》《兩個將軍》《寶葫蘆的秘密》等大量優秀連環畫都是張鸞在重慶道居住期間創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