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規內容
該法令明確規定：“定興販鴉片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計贓，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李圭：《鴉片事略》卷上)但是，清廷的法令，既未阻遏鴉片的走私入口，也不能斷絕鴉片交易與買賣。因此，法廷又多次申明鴉片禁令。據不完全統計，自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780～1839)的六十餘年裡，清廷及督撫衙門地方大吏先後發過四五十道禁菸令(諭旨和文告)。但是，鴉片非但沒有斷絕，反而從局部蔓延至全國各地；鴉片入口數量從二百箱猛增至二萬餘箱。鴉片能禁絕么?應採用什麼措施防止或減少英國人輸入鴉片?朝野上下很多人對清廷的禁菸主張進行反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奏《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以及《奏請弛內地民人栽種罌粟之禁》的附片，正式提出了弛禁鴉片吸食、允許內地民人栽種的弛禁主張。
事件經過
在附片中，許乃濟又提出了允許百姓栽種罌粟、發展土煙，以土煙抵制洋菸的主張。許乃濟認為，禁止中國百姓種煙，利藪盡歸英國商人，得不償失。如果準許百姓種煙，則可以收到禁洋菸之效。“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季平子《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許乃濟對其主張持之甚堅，提醒朝廷早作大計，儘快弛禁。“倘復瞻顧遲回，徒徇虛體，竊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久民窮財匱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1冊，第449～452頁)。
值得注意的是，弛禁也不是全面弛禁，“且弛禁僅屬愚賤無職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數”，對官員、士人、兵丁是禁止吸食鴉片煙的。許乃濟的觀點有一錯誤的前提，即吸菸之人皆是莠民，可有可無之人；他們吸菸，對國家無所謂。至於防止白銀外流，以土抵洋的主張還是有合理性的，但其危害性也更大。
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兩廣總督盧坤就戰戰兢兢地表述了弛禁的主張。他在奏章中歷數嚴禁鴉片、堵截鴉片進口的種種難處之後，斷言：鴉片走私，“勢成積重，驟難挽回。屢經周咨博採，有謂應行照昔年舊章，準其販運入關，加徵稅銀，以貨易貨，使夷人不能以無稅之私貨售賣紋銀者。有謂應弛內地栽種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紋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其說均不無所見，然與禁令有違，窒礙難行”(《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冊，第166頁)。盧坤是個有著官場經濟的官僚，在奏章中以別人之口說出自己弛禁的主張，即認為這些主張合理，又認為其難於實行。這無非是為了嘗試一下皇帝的態度，以免致罪。但是，他這種圓滑的手法，使其主張無力，沒有引起道光皇帝的重視，只是“令舊禁加嚴而矣”。
影響
從1836年起，清朝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一場禁菸與弛禁的激烈爭論。弛禁派以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和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為代表，他們竭力反對禁菸。弛禁派的吹鼓手、太常寺卿許乃濟甚至在1836年6月10日上奏道光皇帝，鼓吹鴉片無害論，說如果要禁也只須禁“文武員弁士子兵丁”，民間販賣、吸食可以“一概勿論”。在清廷官員中，首先上書駁斥許乃濟弛禁論的，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給事中許球，他們主張對販賣和吸食鴉片者要嚴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