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吉堯姆·基佐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Francois PierreGuillaume Guizot(1787-1874)系法國著名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他出生於尼姆的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著名律師，在法國大革命時死於斷頭台上。他隨母流亡瑞士，1805年回到巴黎學習法律，並同反拿破崙的文學團體有往來。1812年任巴黎大學歷史教授，同年與女作家寶蓮娜·德·梅蘭結婚，從此結識了保皇黨頭面人物而進入政界，曾參加第一次波旁復辟(1814)，成為君主立憲制的鼓吹者和“空論派”團體的成員，並在其1816年寫的《論代議制政府及法國現狀》一文中解釋該團體的政綱。1820-1830年，他主要從事歷史研究和教學，著有：近代史課本《歐洲代議制起源史》(1822)、《法國史概論》(1823)、《有關英國革命回憶錄集》(1823)、《英王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在位時期英國革命史》(1827-1828)、《歐洲文明史》(1828)和《法國文明史》(1829-1832)等書。在七月王朝(1830-1848)期間他是君主立憲派首領之一，在法國政治生活中頗有影響。1832-1837年，他任教育大臣，提出“基佐法”，確立了所有公民均可接受初等教育的原則。在一度任駐英大使(1840)後，他出任外交大臣，此後八年他的外交政策頗為成功。1847年，他出任首相。1848年的法國革命結束了基佐的政治生涯。
生平
早年生涯
基佐出生於尼姆一個新教徒家庭。其父是當地的一名律師,1794年4月被作為聯邦分子送上了斷頭台。後來,基佐隨母親流亡瑞士,在那裡接受加爾文教影響下的古典教育,形成了把啟蒙思想的理性主義和加爾文教嚴峻的倫理學揉合在一起的哲學觀點,養成勤勉、嚴肅而又執拗的性格特徵。據說,在他18歲離開瑞士時,已經能夠閱讀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意文和英文著作。
1805年,基佐去巴黎,以家庭教師身份住在前瑞士駐法公使斯塔普費爾家中。原來想研究法律,但不久即轉向文學批評和歷史著述。一些巴黎的新教徒使他有機會出入於文學沙龍,得以同拿破崙帝國的反對派發生交往。他的處女作發表在《記者報》上,通過該刊結識了比他大14歲的波利娜·德·默朗小姐(1773—1827)。此後兩人經常合作寫稿,並於1812年結婚。1827年波利娜去世後,基佐同她的侄女埃利莎·狄龍結婚。
立憲黨人
基佐在1812年評註了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引起社會注意。經教育大臣路易吉·豐塔內介紹,他受聘為巴黎大學近代史教授。任教期間,基佐沒有參加公開的政治活動,但同哲學教授、溫和保守派領袖魯瓦耶-科拉爾過往甚密,抨擊拿破崙專制統治,贊成波旁王朝復辟,以建立君主立憲政體。
1814年4月,波旁王朝第一次復辟。經科拉爾推薦,基佐就任內政部秘書長,受到路易十八的器重,參與了1814年憲章的起草工作。拿破崙百日政變時,路易十八逃亡根特。基佐曾前往謁見, 勸說國王公開採取自由主義政策, 以保持君主政體的生存。波旁王朝第二次復辟後, 基佐曾短期出任法務部秘書長(1815—1816)和內政部督察(1819—1820),兩次都在極端保皇派的壓力下被免職。
復辟王朝時,基佐同科拉爾一起領導著“空論派”集團。這是一個半保守主義和半自由主義的政治團體,既反對人民的最高主權,也反對君權神授說,主張“中庸”之道。1816年,基佐發表了《論代議制政府和法國的現狀》,提出了建立英國式代議制政體的綱領。他認為,國王和議會兩院決不是三個相等的權力機構,而是單一和最高的政權的組成部分;各部部長沒有任何個人獨立的權力;議會的多數既不能建立政府,也不能推翻政府。
1820年2月,王位繼承人貝里公爵被刺。極端保皇派氣焰囂張,推翻了溫和的德卡茲內閣。不久之後,基佐亦被解職,重返巴黎大學講課。由於他的講學和發表的政論文章不合當局口味,1822年被開除教職,直到1828年才得以重返講壇。此一時期基佐著述甚多,所寫的歷史著作有:《代議制政府的起源和沿草》(1820—1822)、《從查理一世到查理二世的英國革命史》(1826—1827)、《歐洲文明史》(1828)、《法國文明史》(1829—1832)。在這些著作中,基佐嚴厲地抨擊貴族特權的捍衛者,讚揚代議制度,熱情地描述了資產階級的興起以及它從封建貴族手中奪取政權的歷史。
1830年1月,基佐作為利濟厄地區的代表選入議會(從此以後,在他政治活動時期一直是眾議員)。他立即投入反對極端保皇派波利尼亞克內閣的鬥爭。3月,參加簽署了《221人宣言》,要求查理十世把波利尼亞克內閣免職。結果,國王解散了議會。6月,基佐再度當選眾議員。7月,巴黎人民舉行起義,推翻了波旁復辟王朝。7月27日,即革命高潮時,基佐應友人卡西米爾-帕里爾、拉菲特等的請求,起草了63名議員抗議書,抗議查理十世於26日頒布的“七月敕令”。但他極力控制革命的發展,擁戴波旁支系的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
1830年七月革命的成果被金融資產階級所竊取。這時,基佐同復辟時期大多數自由主義分子一樣,認為新的君主立憲政體的建立,標誌著自1789年革命開始的演變過程已告結束。他參加了1830年憲章的制定工作,加入以路易·菲力浦本人為首的“抵抗派”,竭力抵制對該憲章作任何改革的意圖。此後的18年中,他官運亨通,位極人臣,同時也越來越保守,成了民主制度的頑固敵人。
七月王朝剛建立,基佐即出任內政大臣(1830,8—11),繼而又任國民教育大臣(1832,10—1836,2;1836,9—1837,4)。 1833年6月28日,他頒布了初等教育法,即著名的“基佐法”。該法規定,世俗的初等教育應當是全體公民所容易接受的;每個市鎮都要辦一所公共的初級學校,每個省都要辦一所教師培訓學校。該法對促進初等教育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但作為統治階級狹隘觀念的產物,其效果受到嚴重影響:它限制了窮人的免費教育,堅持把國小教員置於世俗和宗教名流的嚴密監視之下。
七月王朝前期,政局動盪不安,內閣更迭頻繁。這時,基佐在政治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參與了歷次內閣成立和解散的議會陰謀。1840年春,在發生一次議會糾紛之後,基佐接受了駐英大使的任命,暫時離開法國。同年秋,梯也爾內閣倒台,基佐被從倫敦召回組閣, 自任外交大臣,蘇爾特元帥名義上是內閣首相。直到1847年9月蘇爾特退休之後,基佐才獲首相頭銜。但在此8年中,他始終是事實上的政府首腦。
基佐內閣
基佐所實行的既不是個人負責的內閣制,也不是代議政府,因為內閣要對議會負責,而國王卻又積極地參與政治領導。在他看來,國王不僅要統,而且要治。這種觀點使路易·菲力浦對他無限信任,感到他是不可缺少的人。基佐提出了一個深得路易·菲力浦讚賞的綱領:通過加強保守派的地位來確保一個以私有制和納稅制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政府;通過一種相應的立法來滿足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在謹慎地保障法國重新參與歐洲大國外交的同時,維護對外和平。 在內政方面,基佐的中心目標是維持國內和平和秩序,讓大資產階級快快發財。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法國政治上的一個尖銳問題是對選舉權的財產資格限制問題。1830年憲章規定,每年交納200法郎以上捐稅的人擁有選舉權,交納500法郎以上的人擁有被選舉權。自由主義者、共和派、社會主義者都要求更廣泛的選舉權,甚至普選權。基佐卻頑固地堅持納稅200法郎以上才具有選舉資格。他露骨地說:“先生們,趕快發財吧,到那時候你會成為選民的。”他嚴厲地鎮壓共和派運動和工人罷工,又以賄買的辦法控制議員選舉,使擁護政府的保守派在議會中占多數。
在外交方面,基佐的宗旨是保持對外和平,實現法英和善,甚至不惜以法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遭受凌辱作為代價。他說:“我們不想談論征服、戰爭和復仇。讓法國繁榮吧,讓它自由、富裕、聰明起來和無憂無慮吧——我們不會因為它對世界大事不發生影響而惋惜的。”
基佐的內外政策曾在他執政的前半期獲得成功。法英之間保持著良好關係,以退讓的辦法較順利地處理了同英國發生的若干外交爭執和殖民地糾紛。國內政局也相對穩定,經濟一度繁榮,工人運動和共和派運動暫時低落。基佐得意忘形地說: “起義完蛋了,俱樂部完蛋了,革命宣傳、革命精神這個仿佛突然控制了整個民族的盲目鬥爭精神也完蛋了。”但是,在他執政的後半期,農業危機和工商業危機接踵而至;政府高級官員貪污受賄的醜聞相繼被揭露;人民革命運動和資產階級選舉改革運動再度高漲。基佐政府卻仍然頑固地拒絕任何改革,終於釀成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1848年2月22日,巴黎人民擁上街頭,高呼“打倒基佐!改革萬歲!”的口號,沖向基佐的官邸,執政達八年之久的基佐最後被轟下了台。
著述等身
被革命趕下台的基佐,取道比利時避居英國,在那裡埋頭研究英國檔案。一年後返回法國,蟄居於諾曼第半島利濟厄附近的瓦爾里歇莊園中。晚年專心致力於歷史著述工作,除了1849年曾企圖糾集反共和國的力量和1870年企圖重返政治舞台而俱告失敗之外,基本上是在政治孤立狀態中度過餘生的。晚期的主要著作有:《英吉利共和國和克倫威爾時期史》(1854)、《克倫威爾的護國政府和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史》(1856)、《法國議會史》(1863)、《為當代史提供的回憶錄》(1868—1868)、《為我的孩子們講述的法國史》(1872—1876)。此外,在他死後又陸續出版了他的書信集,如《基佐先生和他的家屬及朋友》(1880)、《基佐先生給他的家屬及朋友的信》(1884)、《弗朗索瓦·基佐和列文公主通信集》。
蓋棺論定
基佐是十九世紀中期法國資產階級溫和保守派的典型政治代表。在資產階級同封建貴族漫長而曲折的鬥爭過程中,他採取了介乎革命和反動、民主和保皇之間的“中庸”路線。他篤信英國式的代議制度,堅持君主立憲派立場。在他政治活動的早期階段,作為政治上的反對派,曾經抨擊過拿破崙的專制制度、查理十世的封建反動,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在七月王朝時期,隨著政治地位不斷上升,直至執掌大權,思想日趨保守,態度愈加專橫,成為民主主義的頑固敵人。儘管他一直遵循早年所接受的加爾文教嚴格的倫理教條,可是,操縱社會多數控制政局的欲望,驅使他任用一批卑鄙下流的部屬,縱容貪贓枉法之徒,終至釀成弊端叢生、醜聞百出、不可收拾的敗局。
基佐知識淵博,長於辭令,精通議會戰術,善於隨機應變,能夠以簡潔生動的演說擊敗論敵,扭轉辯論形勢。但長期以來身居高位,使他滋長了盲目的自信。他是法國從1789年革命開始的爭取民主共和鬥爭歷程中的一個過渡性人物。在他看來,1830年革命中建立起來的金融貴族統治的君主立憲政體已經達到完善境界,發展業已結束,鬥爭已告終止,此後需要的就只有國內和平了。“秩序!——這是基佐的戰鬥口號。”然而,歷史發展的潮流繼續滾滾向前,基佐本人也被1848年革命的浪潮沖刷出去,結束了政治生涯。
作為歷史學家,基佐在法國史學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他是復辟時期階級鬥爭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階級鬥爭“構成為近代歷史的基本事實,並且充滿近代歷史之中”。他從當時流行的理論出發,斷定公元五世紀時法蘭克人征服高盧是法國階級分化的起源,勝利者法蘭克人成了貴族,被征服者高盧-羅馬人則成了農奴;農奴同貴族進行了長達十三個世紀的鬥爭,從農奴中分化出來的第三等級不斷成長壯大,成為“法國文明中最活躍的和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同貴族的一場大決戰,而這場革命的主要目標卻又只是“自由制度和世襲君主政體的聯盟”。
基佐的階級鬥爭理論後來發生重大變化。他放棄了階級分化征服起源論,進而從土地關係、所有制關係中尋找階級鬥爭的根據。他放棄了把第三等級看成是一支統一力量的見解,論述了第三等級內部的分裂和鬥爭,尋求同封建貴族妥協的途徑,越來越把無產階級視為仇敵。1848年六月起義後,他甚至放棄了自己的階級鬥爭理論,強調:“國內和平,所有公民階級之間的和平,社會和平!這就是法國的主要責任,這就是求救的呼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基佐等復辟時期歷史學家曾經指出的階級鬥爭是“理解中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的鑰匙”;另方面又揭示,“即使無論如何也不能不認為是天才歷史學家”的基佐,被1848年革命“弄得昏頭昏腦,以致完全不能理解歷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過去的行動”。
基佐是法國史學中“哲學學派”的奠基人,提出了運用綜合和分析方法代替過去單純敘述歷史事實的編纂方法。基佐寫道:歷史發展是有規律性的,“人類的進步合乎規律地進行的情形,象是星球運行一樣清晰,而現時代甚至比星球運行還要清晰……。人類的歷史雖然有許多空白,但是卻並不神秘。我有許多不知道的東西,但是我沒有不理解的東西。”在1823年出版的《法國史論文集》中,基佐強調了運用批判方法和直接使用原始史料的必要性。《英國革命史》則是他運用這種方法的代表作。
他編寫了許多歷史著作,整理了大批史料,建立了歷史學術團體。1833年,他創設法國歷史學會,羅致了一批著名的歷史學家。該協會出版原始資料累計達350多卷。他還勸路易·菲力浦同意在國民教育部之下設立一個附屬委員會,從事法國史原始資料的公布工作。自1836年起,該委員會公布出版的《有關法國歷史的未公布的檔案集》達290卷之多。 有的史學史家把基佐在史料整理方面的貢獻比作德國的馮·斯泰因,把他對法國史學的影響則比作德國的馮·蘭克（蘭克學派）,恐怕不能不說是有根據的。
著作
簡介
《歐洲文明史》系作者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1787—1874)根據1828年在巴黎大學授課時的講義加工而成，全書共14講。作者認為，文明由兩大事實組成：一方面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是人的自身的發展。而本書只限於社會歷史，從社會的角度來展示文明。作者以簡練、壓縮的手法成功地概述了歐洲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從公元5世紀寫到法國革命前夕。書中主要論述：歐洲文明的起源、發展和它的特性；羅馬帝國覆亡時歐洲文明的諸不同因素；10世紀蠻族入侵結束，封建制度開始；封建制度的性質及其對近代文明的影響；5至12世紀基督教教會的狀況及其歷史作用；自治市鎮的興起、其內部管理及對文明進程的影響；十字軍運動的起因、性質、後果；君主制的發展過程；歐洲建立政治體制的各種嘗試；15世紀的特徵；16世紀宗教改革的真實性質及其結果；英國革命的意義及其對文明進程的貢獻；英國與大陸國家文明進程之異同；17、18世紀法國處於歐洲文明的領先地位。本書是研究歐洲歷史和文明史的重要書籍。
譯版
本書出版後不久即有英譯本和俄文譯本問世。中譯本根據1908年George Bell and Sons出版社英譯本譯出(英譯者William Hazlitt)。英譯本把基佐的《歐洲文明史》和《法國文明史》合訂在一起，分為三卷。中譯本則把這兩本書分開譯出，單獨出版。
思想
基本認識
基佐基於對文明的認識，通過對歐洲文明、法國文明的研究展示了其獨特的文明觀，逐漸勾勒出他心中的理想的自由、文明的社會。首先，基佐認識到古代文明與近代以前歐洲文明的不同，它們的區別在於“單一性”和“多樣性”，基佐認為“古代文明……在它們的種種制度、設施、它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打有單一性的烙印;一種唯一的、或者至少一種強大的勝過一切的勢力支配著、決定著一切。”
古代文明的結局則可能是驚人發展以後突然衰竭(如希臘那樣)或者陷於停滯(如印度那樣)。而近代以前歐洲文明則與此不同：“社會組織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則都在其中並存著；宗教的和世俗的勢力…這些各色各樣的勢力原則和制度和思想感情處於一種互相不斷鬥爭的狀態，然而沒有一個能消滅其他勢力而占有整個社會。” 基佐看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文明的“單一性”和“多樣性”，基佐認為單一的文明只能使文明最終走向死亡，而文明只能在多樣中才能發展。
歐洲文明
其次，基佐認為歐洲文明具有統一性和特殊性。“在歐洲文明的歷史裡有一種真實的統一性，但這種統一性只有在一些一般的事實里，在一些巨大的結果里顯示出來，” 這種統一性就在於社會狀態的發展、精神狀態的進展要相互聯合，相互作用，最終達到社會和人類的完善。然而，歐洲各國文明在發展中出現了不完善，表現出很多特殊性。基佐認為英國“文明一直是特別向著社會的完善，……向著不僅是物質條件而且也是精神條件的改良，……但總的來說，社會的發展比起人性的發展來是更為廣泛、更為輝煌的；”英國文明的面貌和力量就在於“到處占壓倒優勢的是功利和套用的原則。” “而純粹的智力活動則是德國文明的主要特徵”義大利文明是介於英國和德國之間的，但它的文明的弱點就在於文明的兩個要素沒有很好的相互結合相互作用。基佐基於他對文明的定義：社會的進步、人性的進步對英、德、意各國文明的價值進行分析，並指出這兩方面是最優秀的，它的個人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兩者是並駕齊驅的，緊密配合發展的，因此，基佐最推崇法國文明，認為“它的文明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為忠實地重現了文明的普遍的典型和基本思想。這是最完全、最真實，也可以說是最有教養的文明。”最後，基佐認識到文明具有傳承性，輻射性。歐洲文明的一些基本的、主要的因素：羅馬世界、基督教世界和日耳曼世界，亦或古代、基督教和原始風尚。這些因素在長期的相互鬥爭，相互影響中同樣也孕育了法國文明。
法國文明
歐洲文明和法國文明在各自的發展中是一脈相承的。法國文明更具有輻射性，“……每當法國在文化事業方面比其他國家跑得更快時,她總能喚起新的活力,以一股新的衝力躍向前去,並很快就與其他國家並駕齊驅或跑在他們前面。這是法國的特殊的命運。不僅如此,而且我們已經看到,當這些已在其他地方崛起的文明思想和文明制度力圖擴大其領域成為豐富而普遍的思想和制度,以便為歐洲文明的共同利益而運作時,它們必需在某種程度上在法國經受一次新的預習,然後從法國這個第二故鄉出發去征服歐洲。在它擴散之前,幾乎沒有任何偉大的文明思想、任何偉大的文明原則不是按照這種方式通過法國的”。
評價
基佐在史學上的主要貢獻是他吸取了聖西門的階級鬥爭的思想，建立了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歷史學說。在他早期的歷史著作中試圖用階級鬥爭觀點來解釋法國革命、英國革命及其他歷史事件，目的是要論證資產階級有權管理國家。在《歐洲文明史》和《法國文明史》等書中，他發展了第三等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乃是歷史進程的主要動力的論點。但1848年法國革命後，他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危機。當他看到在這場革命中工人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起來反對中產階級時驚恐萬狀，從而攻擊階級鬥爭學說“是與我們時代不相容的禍害和恥辱”。1848年的法國革命不但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也使他徹底放棄了階級鬥爭的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