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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爾·謝苗諾維奇·馬卡寧個人履歷
弗拉基米爾·謝苗諾維奇·馬卡寧1937年3月13日出生在烏拉爾地區奧倫堡州的奧爾斯克城的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一名建築工程師，母親是一所中學的語文教師。受父母的影響，馬卡寧從小就對數學和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
1954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學機械數學系，1960年畢業。隨後在捷爾任斯基軍事科學院任教。1965年在《莫斯科》雜誌上發表處女作：長篇小說《直線》，引起很大反晌。
1965-1967年他進入編劇導演高級創作培訓班學習。1969年加入蘇聯作家協會，就此走職業作家的生涯。然而正當他穩步展開創作事業的時候，不幸的事情發生了，1972年馬卡寧遭遇車禍導致脊椎骨折。臥床3年經歷幾次大手術，與死亡擦肩而過，使他“開始用一種宗教的眼光看待生活”。當他終於能夠站起來走路並重新投入寫作時，卻因作品內容與主流文化不合而屢屢不能通過書刊檢查機關的審查，長期得不到發表。對於當時的蘇聯而言，作品沒有在雜誌上發表就意味著得不到社會承認，即使出書也毫無意義。在生活極端困頓的情況下，馬卡寧依然不改初衷，堅持寫作。
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書刊檢查制度廢止後，他的作品才得以在雜誌上發表。蘇聯解體後各種榮譽紛至沓來，一直遠離媒體同時也拒絕參加任何黨派。1987年進入《旗幟》雜誌社做編輯工作。現在是俄羅斯大書獎的評審之一。
生活中的馬卡寧幽默達觀愛好廣泛。青年時期他曾是一級籃球運動員，還是西洋棋的候補大師。
創作經歷
1965年出版處女作，第一部長篇小說《直線》，引起極大反響。1971年，中篇《沒有父親的孩子》問世，從此，連續20年內，馬卡寧幾乎每年都有合集出版。合集既包括新作品，也包括一些以前出版的作品。如1974年的短篇《克柳恰廖夫和阿里穆什京》和1975年的中篇《藍與紅》。
60年代至70年代，馬卡寧比較關注電影的發展。從80年代開始，馬卡寧更關心流行文化，並在自己的作品中採用了神秘主義和民俗主義的描寫手法，如1982年的長篇《先驅者》和1987年的中篇《損失》。
到了90年代，馬卡寧開始關注“群體”，作品中愈加頻繁地出現了具體的社會歷史場景，而不是早期創作中展現的一般的個人生活。馬卡寧在此背景上思考人類社會的歷史、現在和未來。小說的結構更加複雜，時空進一步擴展具有了一種恢弘的氣度。
其主要代表作為1998年出版的《地下人，或時代英雄》。
成就及榮譽
1984年，獲得榮譽勳章
1993年，中篇《鋪著呢子中間放著長頸瓶的桌子》獲得俄羅斯布克文學獎
1998年，獲得德國阿爾弗雷德·特普費爾基金會授予的普希金獎
1999年，長篇《地下人，或時代英雄》、中篇《高加索俘虜》獲得俄羅斯國家獎文學與藝術類大獎
2008年，長篇《亞山》獲得俄羅斯大書文學獎
主要著作
長篇小說1978年，《肖像周圍》
1979年，《克柳恰廖夫和阿里穆什京》
1998年，《地下人，或時代英雄》
2001年，《命運線和生命線》
2006年，《驚恐》
2008年，《亞山》
1971年，《沒有父親的孩子》、《男兵與女兵》
1976年，《舊書》（書市上的斯薇特蘭娜）
1979年，《水流湍急的河》
1980年，《在大城市裡》
1982年，《嗓音》
1982年，《藍與紅》
1984年，《天空與山丘連線的地方》、《在太陽底下的地方》
1987年，《損失》
1987年，《一男一女》
1988年，《跟不上得人》
1991年，《透氣孔》、《路漫漫》
1992年，《中間化故事》
1993年，《鋪著呢子中間放著長頸瓶的桌子》（審判桌）
1995年，《高加索的俘虜》
2000年，《遠去的愛情》
2005年，《女人們》
2006年，《老人們和白宮》
社會評價
馬卡寧和拉斯普京都出生於1937年，他們開始發表作品都是在1960年代上半期，只是拉斯普京在1960年代就已經成名，並且被蘇聯批評家們歸入了“六十年代人”。這可是結束了俄國文學僵化的“鋼鐵時代”，創造了“解凍文學”，開啟了“青銅時代”的一代作家呀。十幾年後馬卡寧的創作才引起批評界的注意，他被歸入了下一代作家——“七十年代人”。
促使蘇俄社會在1960—1970年代實現城市化轉型的兩個主要因素是：蘇俄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和“解凍”之後大力推行的科技革命。而這兩個因素在促進俄國社會城市化的同時，也造成了扎米亞金在他的烏托邦小說開山之作《我們》中所預言的情景：人們的生活安定劃一，思想簡單貧乏，個性喪失殆盡。馬卡寧正是看到了這一巨大變化，才沒有像邦達列夫、拉斯普京那樣去寫重大題材，寫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他把自己的目光專注地投射到了在現實生活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城鎮居民身上。到1980年代初他已經出版了 《關於老鎮子的故事》、《在冬天的道路上》等十幾本作品集，這些照片都是描寫蘇俄社會的中間化/平庸化狀況的。書中的主人公或者像短篇小說 《克柳恰廖夫和阿里穆什京》里的克柳恰廖夫那樣，在“日常的生活”中變得平庸；或者像短篇小說《藍與紅》里的主人公“工棚里的人”那樣有意識地培養自己個人的特點，追求有個性的生活。而這些對平庸的否定和對個性的肯定，都有悖於蘇俄官方當時推行的單一、排他的“蘇聯生活方式”。
隨著1980年代中期蘇俄社會寬容度的擴大以及1991年底的蘇聯解體，薩特所說的“創作自由寓於政治自由之中”的局面在俄國出現了。馬卡寧進入了創作旺盛期。自1980年代中期至今馬卡寧陸續發表了 《我們的早晨》、《高加索的俘虜》等短篇小說，《太陽下的位置》、《天空與山丘連線的地方》等中篇小說，《畏懼》、《亞山》等長篇小說。與馬卡寧的早期創作相比，這些作品的題材更為廣泛，人物更為豐富，體裁更為多樣。馬卡寧寫工程師、看門人、精神病人、前線軍人、退休老人、自由寫作者等等。他的小說中有寫實性小說、反烏托邦小說、社會心理小說，也有很難歸類的體裁雜糅性小說。
在這些作品中，馬卡寧一如既往關注的是現代社會普通人的生活和平庸化的主題。與以前不同的是，現在他可以毫無顧忌地描述與剖析整個社會的平庸化及其危害了。在新世紀，馬卡寧描寫並肯定的依然是這樣的主人公：他們身上不乏缺點、不無罪孽，但也善於同情人，愛人，有良心，而良心“能從迷失於眾人的狀態中喚起存在的本體”（海德格爾語）。也就是說，馬卡寧主張的是人的自由的有個性、有選擇的生活。《畏懼》中的退休老人和《亞山》中的日林少校就是這樣的人。兩人中前者堅守個性，以對女人的關心和愛彰顯著自己的生命；後者堅守個性，以他的機智和勇敢既順利地執行著公務，又關心著下屬和同僚，幫助著車臣族老百姓和來戰區尋找被俘兒子的俄羅斯族母親。他們都沒有 “融化於”他們的同類人之中。他們的形象令人感到真實可信，給人以精神上的啟迪和享受。
說到馬卡寧的創作方法，有人把他歸於現實主義作家，有人把他歸於現代派作家，也有人把他歸於後現代派作家。但是他和他塑造的許多主人公一樣是極具個性的，他是一位獨特而傑出的藝術家。他總是為自己的不同作品選擇不同的最為適合的創作方法。因此，當你讀《中間化故事》時，你會覺得其中的無情節、碎片性、語體雜糅、大量的戲擬和引文都讓人認定這是一部後現代主義小說；當你讀 《畏懼》時，你會覺得這是一部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而當你讀《路漫漫》時，你會感到，要確定它的創作方法竟是這樣的難，因為其中的一條線索是那樣的現實主義，而另一條線索卻又是那樣的現代主義。馬卡寧的創作似乎說明：一位優秀的作家是不拘泥於一種固定的創作方法的。
批評之聲
著名專欄作家和評論家，包括國家級權威獎“布克獎”在內的多項文學獎評審阿拉·拉吉尼娜（Alla Ladynina）評論說，“我自己非常喜愛弗拉基米爾·馬卡寧的作品，但是像他這樣的作家無法在文學史上留下印記，你不能否認他只是一個二等作家。時下偵探小說大行其道，是因為現實世界充滿了它的對應物：犯罪、黑幫、綁架和兇殺。偵探小說從現實中提取材料，但是這是現實的文學化，倒不如說它們用這種方式糟蹋了文學藝術。”
俄羅斯文學的未來如何？拉吉尼娜一語中的：“如果有未來，那就是作家走出後現代主義的死胡同。作家應該反觀自己的真實生活，時髦派文學家叫它是‘訪貧問苦’，認為這只是偵探小說家採用的辦法而不齒。但真實生活才是創作用之不竭的源泉。”
老頭們和白宮
弗拉基米爾·馬卡寧：老頭們和白宮（片段）李冬梅 譯
事情就是這么發生的。傍晚的時候，鰥居的老斯捷潘內奇給兒子瓦西里開了門。瓦西里已經成年，自立門戶另過了。瓦西里是和老婆一起來的。瓦西里的老婆打老斯捷潘內奇，瓦西里打老斯捷潘內奇的女朋友。老斯捷潘內奇的女朋友好像叫安娜。經過就是這樣，兩個小的一進屋就開始打兩個老的，兩個對兩個。
當然都是因為這套房子，這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這對小的對老的什麼也沒說，動手就打。哪怕是先罵幾句或者指責幾句再打也不遲啊。但是沒有。顯然，有時候語言是多餘的。還是來真格的，動手打吧。
已經說過了，不用解釋，大家心裡都明白。瓦西里和他老婆在這關鍵的戰鬥時刻考慮的是他們的孩子。老斯捷潘內奇死後，這套房子只能留給他們的孩子，決不能留給別人——那個不久前出現在老斯捷潘內奇生活里的安娜。這個“還年輕”的安娜剛剛年過五十，如果最後她把自己的下半生安排在這套房子裡的話，他們的孩子還有什麼指望呢！
瓦西里和他老婆，還有兩個孩子，住在一套不大的兩室的房子裡，老斯捷潘內奇住的房子也是兩室，但是這套房子要寬敞得多，而且是一個人住。你住就住吧。你儘管住你的吧，老爸，願上帝保佑你。瓦西里從來沒往外趕過父親，一句怨言也沒說過，老爸，你就住著吧。甚至連拿自己的小房子換父親的大房子的想法都沒有。你就住著吧，老爸。瓦西里過去很愛自己的父親，現在也一樣。但是你想慢慢地把房子給那個娘們，老爸，那就對不起了！
瓦西里打的是安娜，這個他父親未來的老婆，但他沒有用力，也沒用拳頭，只用巴掌，像玩似的。兩隻手打的，先啪地一下打在了安娜的左肩上，又啪地一下打在了右肩上。安娜的身體先往右歪了一下，接著又往左歪了一下，被打得像一隻小鳥，但她沒有飛起來，也沒有摔倒，是瓦西里沒讓她摔倒，因為他用力均勻，左手用了多大的勁，右手也馬上用了多大的勁。可瓦西里的老婆打他父親那可是真打。而且這個女人身體健壯。斯捷潘內奇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身上青也就青了，最主要的是連臉上也青了。
……
因為心情鬱悶，斯捷潘內奇那天早晨連茶都沒喝。為了避免因為什麼小事引起不快，他一大早就一個人出來散步了（好離開那些他還不習慣的椅子和陌生的小地毯）。“我出去走走，”他對安娜說。他好像是要去看看這個新地方，熟悉熟悉這條街上的各個路口。他自顧自地走著。因為這條街正在市中心，斯捷潘內奇就來到了白宮附近。而且正是那一天。
他從坦克旁邊走了過去。外圍的封鎖線剛剛開始布置。從橋上過來的大兵、坦克已經準備開火了。有坦克！一定是要出大事了！等他從橋上拐到左邊來的時候，他才發現，天哪！那有一大群老頭兒。好大一群啊！有幾百人。他們站在那兒，靜靜地看著。
斯捷潘內奇在這群鬚髮蒼白的老頭兒們中間擠來擠去，但他對他們聚在這兒一點也不驚訝。也許他覺得，這裡需要這群老頭兒。正是因為需要，所以這些“老蒲公英們”才來！來就來吧，就讓他們在這兒吧。這種罕見的情景，這群偶然從橋左邊聚到白宮附近的老頭兒們為什麼而來，斯捷潘內奇那天不知道，後來也說不清。而且他自己也站在那兒了，和他們緊挨著。
他們什麼目的也沒有，他說。真的什麼目的也沒有。他們不過就是站在那兒，看看熱鬧而已。沒舉標語，沒喊口號（沒抗議，也沒支持）。他們不過就是一群老頭兒。他們在那兒站了很長時間。坦克對準白宮開火的時候，他們還在那兒站著。看炮彈怎么飛出去。有幾個懂行的老頭兒還給別的老頭兒講，在瞄準目標的情況下，彈道為什麼是這樣，不是那樣……
……
關於這群老頭兒為什麼聚在這兒，後來有一種解釋（在一份報紙上）是這樣的：如果提起1991年莫斯科市中心的各個廣場，首先到那兒的是年輕人。1991年，一群年輕人吵吵嚷嚷地鑽到了坦克下面。那是一群憤怒的、英俊的年青人！不管往哪兒看，到處都是充滿生機、朝氣蓬勃的臉龐。但是，1993年，最先出來圍觀的是老頭兒們。
1993年的那一天，街上的人群後來當然漸漸混雜了，年齡不一，身份不同，但最先來的，還是這些老頭兒。不管怎么說，先來的是我們，是我們這群“老蒲公英”。這和1991年扯平了（1991年有一個政權被摧毀了，1993年這個政權又捲土重來了）。這個又甦醒過來了的政權讓老頭兒們緊張，讓老頭兒們不安！這一點報紙大概猜對了。這些老頭兒們，真了不起，怎么也不肯按時死去！
但是，關於我們那份遲到的虛榮，報紙說得不對，我們根本就沒想“最後一次”（報紙上就是使用的這個詞）載入史冊。這簡直就是胡說八道。我們這些老頭子根本就不再奢望什麼了。我們這些老傢伙早就把那份虛榮心都吃了，用自己的牙齒，就著那些在地窖里發芽變色了的土豆。我們已經沒用了。我們該進墳墓了。還說什麼是事先商量好的……我們不過就是從自己的窩裡爬出來就來了。我們自己也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去那兒，還不合時宜地頂著過了時的呢帽，戴著怪模怪樣的針織帽。世界上總有一些事情、一些行為、一些天氣變化是我們不知道的，你們也不知道，我們不知道，誰也不知道。
老頭兒們就是來看看這些轟鳴的大炮，看看白宮被炮彈打得發黑了的牆，看看射擊，看看流血……一點別的想法都沒有。我們就是來站一站，我們就是為了什麼也弄不明白而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