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玉集

《引玉集》，蘇聯版畫集，魯迅編。 魯迅在《引玉集》後記中詳細地披露了編此書的起因。 1934年1月，魯迅選其六十幅，編《引玉集》，這從他所作的《後記》

《引玉集》，蘇聯版畫集，魯迅編。1934年3月，上海三閒書屋據作者手拓原本印造出版。魯迅在後記中告知書名由來：“因為都是用白紙換來的，所以取‘拋磚引玉’之意，謂之《引玉集》。”胡風藏此初版本一冊，為魯迅當年所贈。它和魯迅贈與的《海上述林》《珂勒惠支版畫集》成為胡風一家的“紀念品，也是珍藏品，捨不得拿出來翻閱。” 如今這本《引玉集》被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胡風文庫”收藏。
魯迅是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倡導者與先行者，他生前自費編印木刻畫冊十餘種，印行近萬冊，“以傳給青年藝術學徒和版畫的愛好者”。魯迅在大力倡導新興木刻運動中，是將“引入他山之玉”作為首位的，他在收集外國版畫書刊、畫集、名作原拓的基礎上，編印了《近代木刻選集》《新俄畫選》《士敏土之圖》《一個人的受難》等外國版畫集，但應該說編印蘇聯版畫集是他“自己也沒有豫先想到的”。魯迅在《引玉集》後記中詳細地披露了編此書的起因。他偶然在《版畫》雜誌上看到了蘇聯木刻家畢斯凱萊夫在《鐵流》一書中所作的插圖，於是寫信委託在蘇聯任教的曹靖華給與搜尋原作。曹靖華不負請託，從作者處尋到木刻並寄來，在信里他告訴魯迅一個以物易物的好辦法：“那木刻的定價頗不小，但無須付，蘇聯木刻家說印畫莫妙於中國紙，只要寄些給他就好。”魯迅認為可行。前後兩年，魯迅寄贈白紙與舊書六次。而曹靖華先後七次從蘇聯木刻家手中搜尋木刻作品一百一十八幅，寄與魯迅。1933年11月3日魯迅手中已存有七十多幅蘇聯版畫，在當日給鄭振鐸的信里首次表示：“我有蘇聯原版木刻，東洋頗少見，想用珂羅版紹介與中國。”這大概就是《引玉集》的初想。1934年1月，魯迅選其六十幅，編《引玉集》，這從他所作的《後記》 “選出六十幅來，複製成書”一句中可見；但目錄所列卻只有五十九幅，這也可從魯迅親書的廣告可證：“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國青年藝術家之參考起見，特選出59幅，囑製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亂真，並加序跋，裝成一冊，定價低廉，近乎賠本，蓋近來中國出版界之創舉也。” 六十亦或五十九，對此李允經先生有一解釋：“這可能是因為畢斯凱萊夫所作《鐵流》之圖第四，分為2幅，而在目錄中算作一幅之故。”此書前有陳節（瞿秋白）作《代序》，後有魯迅作《後記》，裝幀有精平兩種形式，精裝為紀念本，僅印製50部，非賣品；平裝為流通本，印製250部。因上海、北平印價昂貴，內山完造托東京洪洋社印刷。1934年5月23日魯迅收到洪洋社寄來《引玉集》300本，工料運送總計花費三百四十元。魯迅在編印《引玉集》的同時，也在籌劃著名將剩餘的木刻再編一部蘇聯木刻集（初版本發行後，曹靖華繼續為魯迅發寄蘇聯木刻），並將書名定為《拈花集》，1936年3月魯迅在給曹白的信中就表達了這個意願，但天不假年，魯迅很快便去世了。時隔五十年，1986年7月《拈花集》由北京魯迅博物館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收16位蘇聯木刻家作品120幅，魯迅當年的願望得以實現。
《引玉集》出版印行兩種300本，由內山書店經銷，魯迅也曾托人在廣州代銷。從魯迅的書信與日記中得知，魯迅分贈出三十本左右。年底，初版《引玉集》銷售一空。1935年6月此書再版二百一十五本，分紀念本與發賣本兩種。胡風獲贈的為初版平裝流通本（現今視為精裝本），但書信與日記未見記錄，應為魯迅失記。胡風1933年3月回國，6月與魯迅相識，8月擔任左聯宣傳部長，後一直負責共產黨中央特科同魯迅的聯繫工作。他們之間不僅有工作上的交往，也有思想和精神上的共鳴，兩個家庭之間也相往過從。胡風在《魯迅先生》這篇文章中曾說：“凡是他經手印的書，總要送我一本。和他有關的書，只要他有多的，也總送我一本。”那時胡風由於拮据，每月有限的錢只捨得買回幾本有關革命文藝理論的日文書，國內的書常常是朋友送的，收到魯迅親手包紮好，親手交給胡風的書，在他們是最為高興的事。六十年後，梅志對當初收到那本《引玉集》的情景還清晰在目：“打開那包紮得有稜有角的牛皮紙，”“那黑白分明線條細膩的版畫，裝幀印刷得十分考究。那樣地精美，簡直使我不敢輕易翻閱它。我們倆頭並頭，由胡風輕輕地翻著，一幅一幅地欣賞著。”
《引玉集》與其他胡風藏書一樣同他們的主人一起歷經坎坷與磨難。在抗戰的槍林彈雨中，它們沒有離開過主人的身旁。1955年胡風案發，主人雙雙被囚禁，書與人天各一方。十年後主人四川監外執行，特允書隨行。幾年後文革興起，革命組織宣布：沒收胡風個人財產，包括書，梅志將魯迅的書，包括魯迅贈送的書歸為自己的名下，才免遭災難。胡風的藏書徹底擺脫厄運在1980年9月，胡風得到徹底平反，沒收的書籍全部發還。胡風在他最後的五年，又看到了他心愛的書，他終可得以欣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