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延安大生產運動1941年，由於日本侵略軍的瘋狂進攻和“掃蕩”，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解放區(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財政經濟發生了極為嚴重的困難。為了戰勝困難，堅持抗戰，1942年底，黨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號召解放區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
發動過程
面對如此嚴重的困難，我們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堅定地回答，“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於在這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其實，抗日戰爭一爆發，陝甘寧邊區政府就從自己肩負的使命和所處的的重要地位出發，根據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確立了“休養民力”，恢復和發展人民經濟的政策，提出了經濟建設的基本任務是：“發展國防生產、充實抗戰力量，供給戰爭，改善人民生活，團結廣大民眾，推行民主政治，參加戰時生產，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1938年，邊區留守兵團的一部分部隊開始了農副業生產，諸如種菜、養豬、打柴、做鞋等。這些做法使他們的生活供給得到一定改善。黨中央及時總結這個好經驗，並在整個留守部隊和機關、學校加以推廣。1939年1月初，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產議會上講話時，提出了“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口號，號召邊區人民民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全體人員開展必要的生產。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會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在講到邊區的任務時說：“要支持長期抗戰，應付與日俱增的經濟困難，同時建立國防經濟基礎，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強抗戰力量，擴大生產運動，成為目前重要戰鬥任務之一。”此次參議會還通過了高克林等提議的“工作人員參加生產運動案”，交付邊區政府實行。26日中央書記處再次討論邊區生產問題，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負責領導邊區的生產工作。同年2月2日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辦公廳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作了《加緊生產，堅持抗戰》的動員報告，闡明了開展生產運動的目的和意義，提出了發展生產的具體計畫，號召全體軍民，努力生產，克服困難。4月10日，邊區政府公布了《陝甘寧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和《督導民眾生產勉勵條例》，具體規定了對民眾生產加強組織領導的有力措施。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又指出，“吃飯是第一個問題”，要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難”。11月，中共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總結了抗戰以來邊區經濟工作的經驗，通過了《關於繼續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號召邊區人民，“繼續發展邊區經濟，使邊區全體人民豐衣足食，使邊區能在抗戰建國的艱苦過程中奠定克服困難與自給自足的基礎”。邊區的黨和政府回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決策和號召，明確提出“自給自足”的，大大激發了邊區軍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和熱情。為了保證大生產運動的勝利開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勇於改革，善於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指導大生產運動的方針和政策。毛澤東曾先後發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以及《組織起來》等著作，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和財政工作總方針。這個總方針，符號客觀經濟規律，正確反映了發展經濟與保障供給以及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關係，糾正了那種不注重發展生產，開闢財源，而單純在財政收支上打算盤的錯誤做法。這個總方針，要求從實際出發，發動和組織軍隊、機關、學校和人民民眾自力更生，開展生產運動，在著重發展民營經濟的同時，大力發展公營經濟，以求解決邊區政府的財政困難，滿足軍民必不可少的物資需求。這個總方針，既反對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要施“仁政”，減輕人民負擔的錯誤觀點；也反對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的錯誤主張。總之，就是要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保障抗日費用供給的需要，就是要用發展生產作為克服財政困難的根本途徑。所以它反映了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的目的和基本經濟規律，是領導軍民進行大生產運動的根本綱領，保證著這一運動的正確方向。根據這一總方針，黨中央和毛澤東還為開展大生產運動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發展和政策。諸如，在工、農、商各項經濟事業中，實行“以農業為第一”的方針；在農業生產領域，實施減租減息、增開荒地、推廣植棉、不誤農時、調劑勞動力、增加農貸、提高技術和累進稅制等政策以及“組織起來”開展勞動互助的方針；在處理各種關係問題方面，提出“統一領導，分散經營”、“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發展生產，厲行節約”的方針和政策等等。這些方針和政策，符合邊區的客觀經濟實際，兼顧了不同群體和集團的利益，能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指導大生產運動沿著健康的軌道順利發展。總之，順應革命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在中共中央、毛澤東以及邊區黨與政府的號召和正確方針政策指導下，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
開展情況
延安大生產運動黨中央和邊區政府不僅制定政策，正確領導機關、學校的生產運動，而且主要領導人以身作則，親自躬行，與人民民眾一起艱苦奮鬥。毛澤東於百忙中抽出時間在楊家嶺自己住的窯洞下面的山坡邊開了一塊地，種植蔬菜。他經常利用休息時間鋤草、施肥、澆水，精心進行田間管理。工作人員說他工作忙，勸其不要勞動啦。毛澤東卻笑著對大家說：“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嘛！大生產是黨的號召，我應該和同志們一樣，回響黨的號召，參加生產領導。”年近花甲的朱德從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後，不僅成了大生產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之一，而且也是生產勞動的模範。他和自己的特務組組成一個生產小組，開墾了3畝地，種植菠菜、葫蘆、白菜、芥菜、筍、南瓜、黃瓜和豆角等，他堅持早晚精管細作。蔬菜長勢與收成良好。中央書記處的其他成員也都親自動手開荒種地。中央直屬機關的工作人員還集資（毛澤東也出了一份），在楊家嶺溝口開設了一個合作社，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邊區政府的各主要領導人也經常深入基層，既指導生產，解決實際問題，又身體力行，參加生產勞動。林伯渠主席還專門定有個人生產節約計畫，貼在邊區政府機關牆報上，隨時接受民眾監督檢查自己的落實情況。1943年3月，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警衛團舉行紡線比賽，中央領導人周恩來、任弼時、李富春等積極參加。比賽結果，任弼時獲紡線第一名，周恩來被評為紡線能手。中共中央和各級領導幹部在生產勞動中的模範行動，給廣大軍民樹立了榜樣，極大地鼓舞了邊區軍民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信心。
在黨中央和邊區政府正確方針政策指導與各級領導幹部率先垂範榜樣的帶動下，邊區各機關、的生產運動蓬勃開展起來，並取得了顯著成績。我們僅以一些學校的生產勞動概況就可以略見一斑。
為了加強對師生生產勞動的領導與管理，不少學校都成立了生產委員會，制定本學校年度生產勞動計畫，以保證大生產運動有領導、有計畫的順利進行。魯迅藝術學院成立生產委員會，徐一新任主任，鍾光為副主任。下設宣傳教育部、糧食管理部、牲畜農具部、肥料部、合作社部。並通過生產計畫，1939年全校擔負生產細糧30石，蔬菜達到自給，年產約7，3000斤。延安大學生產委員會，下設農業科、工業科、畜牧科和商運科，並在會計室下設儲蓄部，吸收閒散資金，增加生產投入。農業科下設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社開辦農場和菜園。工業科下設工業合作社，主要舉辦縫衣、製鞋、牙刷、焊工、木工、紡織等工廠。畜牧科組織學生養豬、養雞、養鴨等。商運科則組織運輸隊，開展為鹽業公司馱鹽、到定邊、隴東經商等業務。生產委員會確定延安大學1943年的生產任務是：1943年5月到1944年4月，生產蔬菜32，8500斤，達到自給；糧食1，6200斤，每人每月2斤肉，逢年逢節還要增加肉；襯衣900套，鞋900雙；其餘費用由政府補貼和學校資助。
廣大青年學生除了參加本校有組織、有計畫的集體生產勞動外，還開展多種個體生產活動。主要形式有：個人生產、小組生產、以班為單位生產等等。各學校生產委員會對學生們的個體生產甚為重視和關照。只要他們的個體生產不違背政府法令，不妨礙集體生產，不影響學習，就給予儘可能的幫助和支持。有的學校劃給土地、發給工具、賣給種子；有的代銷生產成品；還有的發給學生工錢。這樣，學生們就紛紛利用節假日或課餘時間，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特長進行生產勞動，不僅保證了個體生產任務的順利完成，而且改善了學生個人和小集體的生活。
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
大生產運動中，邊區留守部隊的指戰員們，堅決回響黨中央“屯田”號召，提出“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莊”的戰鬥口號，分別到南泥灣、槐樹莊、張村驛、大風川、小風川、豹子灣等地軍墾屯田，一面開荒生產，一面保衛邊區。其中尤其是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的生產自給搞得最好，為邊區大生產運動樹立了一面旗幟。
359旅原在晉西北抗日前線，為了增強邊區的防禦力量，保衛中共中央，1939年10月，中央軍委把其調回陝北。適值邊區軍民大生產運動興起之際，朱德總司令為給部隊選擇一個理想的“屯田”及防務區，兩次專門赴南泥灣勘探考察，在有了肯定的結論之後，徵求359旅王震旅長的意見時說：“現有一片肥土，就是南泥灣一帶，你們要不要？不過開墾起來難度較大。”王震當即表示：“即使有天大的困難，也能戰勝它！”南泥灣，方圓約100平方公里，地處延安東南90華里的黃龍山，與國民黨統治區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門。這裡，百年前曾是個人口密集、有山有水、樹木茂盛的地方。清同治年間，清朝政府派重兵在這裡血腥鎮壓了回民起義，從此便成為草木叢生、荊棘遍野、鳥獸縱橫的荒涼地區了。但是這裡不僅軍事地位重要，是保衛延安的南大門，而且地廣人稀，土質肥沃，水源充足，是一個極好的屯田區域。於是1941年3月，359旅的指戰員們以“一把钁頭一直槍、生產自給的保衛黨中央”的雄心壯志，唱著“開荒好似上火前，要使陝北出江南”的戰歌，浩浩蕩蕩開進了南泥灣。
初進南泥灣的戰士們面對的是亂木雜草叢生，山禽野獸成群的荒涼世界，迎接他們的是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可是他們不但沒有被嚇倒，反而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嶺要糧”的戰鬥口號，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去克服所有困難。沒有房子住，戰士們就用樹枝、雜草搭起窩棚、挖窯洞，甚至露宿野外。糧食不夠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獵來解決。開荒沒有工具，就收集廢銅爛鐵、自己製造。夏天沒有衣服，就光著肩膀開荒幹活。冬天被褥單薄，就砍柴燒炭禦寒取暖。學習沒有紙，就用樺樹皮代替。沒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
1943年至1944年，359旅的戰士們再接再厲，掀起更大規模的生產浪潮，從臨鎮到九龍泉，長50餘公里，寬10多公里的地區，滿山遍野都是開荒種地的人群，這年全旅種植面積達100,000畝，收穫細糧12,000石、洋芋，南瓜等折和糧食（3斤折糧1斤）3,000石，共15,000石；蔬菜收穫590多萬斤，糧食蔬菜完全做到自給。全旅共養豬4,200多頭，牛820餘頭，羊7，800餘只，達到王震旅長提出的“二人一豬、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指標”。1944年，開荒種地260，000多畝，產糧35，000石，收棉花5，000斤，實現了年初給每人下達的生產糧食6石1斗，一人一隻羊，二人一頭豬，十人一頭牛的計畫。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給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錢、一粒糧、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交納公糧10，000石。可以說達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使南泥灣變成了“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好江南。1943年10月，毛澤東和彭德懷視察南泥灣，他們走遍了陶寶峪、楊灣和九龍泉等地。毛澤東看到359旅指戰員個個紅光滿面，看到他們種的莊稼長得好，風趣地對戰士們講：“國民黨要困死我們，餓死我們，他們越困，你們越胖了”，“你們這裡什麼都不花錢。同志們依靠自己的雙手，創造了一切”。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困難，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制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總之，359旅開發南泥灣是邊區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他們生產自給的成績受到了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評價。1942年邊區高幹會議獎給359旅一面寫著“發展經濟的前鋒”的錦旗。毛澤東親筆為359旅四位幹部題詞。1943年12月16日，朱德總司令在邊區勞動大會上也肯定了他們在大生產運動的重大成績。在359旅南泥灣大生產這面旗幟的鼓舞下，邊區軍民的大生產運動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起來，並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對黨領導的整個革命事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果
陝甘寧地區的大生產運動，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直接領導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實現了自給有餘農業方面，由於貫徹執行了正確的農業生產政策，使邊區耕地面積迅速增加，農田灌溉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積由1941年的1213.2169萬畝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萬畝，比1938年更是擴大了7成；全邊區1940年改旱地為水地2.3558萬畝，1944年水地面積達4.1109萬畝。糧食產量逐年上升，1941年為45.586萬石，1943年達181.2215萬石，實現了自給有餘，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除糧食生產外，邊區的棉花產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邊區原來不產棉花，經過大生產運動，植棉面積迅速擴大，1941年3.9082萬畝,1942年9.4405萬畝,1943年15.0287萬畝,1944年30萬畝,1945年35萬畝.棉花產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萬斤(皮棉),1942年140萬斤(皮棉),,1943年173萬斤(淨花),1944年300萬斤(淨花)，足夠邊區軍民穿衣之用。在糧棉增長的同時，邊區的畜牧業也有相當的發展，牛的數量從1939年的15.0892萬頭,增加到1943年喔2.0781萬頭,羊、豬等的數量也有較大的增長
農牧業生產的發展也促進了工業生產的發展，邊區原來的工業只有清朝時開辦的一個延長油礦，經過大生產運動，到1944年則辦起了11個造紙廠、2個肥皂廠、12個被服廠、8個工具廠、4個印刷廠、3個陶瓷廠、23個紡織廠等77個公營工廠，職工達12，000多人。在公營工業發展的同時，私營工業也迅速發展。比如私營紡織廠，1938年只有5家，年產布1，260匹，1943年則發展到50家，年產布1.2萬匹。私營造紙廠1941年40家，工人108人，年產紙張1，295令，1942年發展到48家，工人139人，年產紙張1865令。另外，私營煤炭和鹽業等也都有相當的發展。由於公私工業的發展，至1943年，邊區的棉紗、布、鐵、紙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給。
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帶來了商業的繁榮與市場的活躍。邊區政府曾先後成立了光華商店、鹽業公司、南昌公司、土產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組織土產輸出，換取必需品輸入，以保證對軍民的供應，穩定邊區物價和貨幣。同時，公營商業、合作商業與私人商業組成了遍布城鄉的商業網點，方便了軍民的生產與生活。抗戰前，延安只有店鋪123家，1943年即發展到473家。位於延安城南關的新市場，成為繁榮的商業中心，被時人稱為延安的“列寧格勒”。各種性質和組織形式的運輸隊的成立，公路、馬車路的修築與管理，客店、騾馬店的開設，大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繁榮。總之，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使農業、工業、商業相互推動，共同發展，城鄉經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敵後各抗日根據地軍民，以陝甘寧邊區軍民為榜樣，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勞力與武力相結合”的方針，在頻繁而艱苦的反“掃蕩”鬥爭中，一面戰鬥，一面生產。1943年，僅晉綏、北嶽、太行、太岳、膠東、皖中6個根據地，就擴大耕地600萬畝以上，部隊和機關生產的糧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個月的自給，蔬菜作到全年自給，達到了中共中央要求的“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目的。
歷史作用
延安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的開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派“困死”、“餓死”我抗日軍民的企圖，不僅克服了根據地嚴重的經濟困難，而且基本實現了軍民的“豐衣足食”，從而為爭取抗日戰爭乃至整個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如前所述，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尤其是1941年至1942年，如果我們不採取大生產運動這種特殊舉措，去克服各根據地尤其是陝甘寧邊區的嚴重經濟困難，那么我們就只能像毛澤東所說的，只有兩條路可走，即要么“餓死”，要么“解散”。這兩條路無論選擇那一條，我們的抗日戰爭都會更加艱難，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都不可能取得勝利。而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使我們根據地的公營經濟和私營經濟，包括農、工、商、運輸、外貿等均了發展，這就克服了由於敵偽頑的進攻、包圍和封鎖所造成的嚴重財政經濟困難，使軍民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使根據地有了較充足的物質儲備，使八路軍、新四軍極其他人民武裝的供給有了保證和改善，為堅持持久抗戰和奪取革命的勝利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充分體現了我黨我軍是廣大人民民眾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也使我們在新的基礎上增強了軍民團結，密切了黨群關係，從而進一步贏得了廣大人民民眾的擁護和支持，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準備了更深厚的民眾基礎和更壯大的力量支持。在大生產運動廣泛深入進行之前，陝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黨政機關、學校、部隊等的物資供給，尤其是糧食供給也主要是靠向老百姓徵收公糧。但是由於我們各根據地基本上是經濟落後地區，如果脫離生產人員過多，老百姓肯定負擔過重。例如陝甘寧邊區，1937年脫產人員僅有14，000餘人，1938年為16，000餘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
1940年增加為61，144餘人，到1941年則高達73，117人，占到邊區總人口的5.37%。隨之而來的是，老百姓公糧負擔也年年加重。1937年是13，895石，人均負擔1升；1938年為15，972石人均1升2合；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1940年為97，354石人均7升多；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負擔1斗5升。這樣，人民民眾自然會有不滿情緒，1941年6月發生的“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軼聞的發生便是個證明。可見，如果不開展大生產運動，我們黨是最廣大人民民眾根本利益者的本性就很難體現，我們的黨群關係、軍民團結就會受到影響。大生產運動的開展，我們的機關、部隊、學校等達到全部或部分自給，不僅使自己克服了困難、改善了生活，而且減輕了人民民眾的稅賦負擔，在新的基礎上贏得了他們的擁護與支持，為抗日戰爭和整箇中國革命勝利準備了深厚的民眾基礎。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和造就了一批經濟建設的骨幹人才，積累了領導經濟工作的初步經驗。大生產運動實踐中，湧現和樹立了一大批勞動模範和英雄人物，培養與造就出眾多優秀經濟工作領導幹部和骨幹人才。比如僅工業經濟領域就湧現出錢志道、沈鴻、華俊壽、陳振夏、李強、樂天宇、朱次復、惲子強、劉鼎、吳崇凌、王勛、林華、徐弛、趙俊、周建祥、郝希英、樊鍾秀、黃海霖、陳紹力、宋廷良、姜載愉、曹金木、沈保全、吳璜、劉偉等等骨幹和人才。當時的經濟工作幹部和骨幹人才，不但懂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而且學習和掌握了生產技術與領導經濟工作的本領。他們在大生產運動中積極參加勞動，深入基層一線，宣傳動員民眾，幫助機關、學校、工廠和農民開展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舉辦生產展覽會等等，這不僅對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局部經濟建設事業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具有重要意義。
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不僅體現而且進一步弘揚光大了中華民族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從而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得以系統形成。大生產運動中，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自己動手、戰勝困難、實現豐衣足食、兵強馬壯的過程，就是繼承與體現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民族精神的過程。廣大軍民不畏困難、勇往直前，以苦為樂、甘願奉獻，勇於改革、善於創新的大生產運動的實踐經驗，又把這一精神豐富發展和弘揚光大為我黨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中國共產黨和革命軍民正是依靠這一偉大精神的武裝與支撐，才能不斷克服困難，戰勝強敵，最終取得革命事業勝利的。
現實啟示
大生產運動不僅起到了重大的歷史作用，而且給今天留下了有益的啟示，這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既是革命戰爭年代克服困難，戰勝強敵，爭取勝利的根本法寶，也是新時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任何具體事物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大生產是特定時代條件下的一種歷史現象，它有其發生的客觀必然性，但也有具體的時代烙印。我們今天不能因為當年大生產運動的某些具體形式和做法不符合已經變化了的時代的要求，就否定其開展的必然性及其巨大的歷史積極作用，尤其是進而否定艱苦奮鬥精神的科學價值。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當年根據地大生產是艱苦奮鬥精神的集中體現和弘揚，就以此把它看成是唯一合理的、永恆不變的艱苦奮鬥精神的載體和形式。這種認識，把艱苦奮鬥精神與具體體現形式混為一談，也是導致今天有些人只所以認為艱苦奮鬥精神已經過時的理由之一。總之，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變化，艱苦奮鬥的運作條件和體現形式是自然而然地要發展和變化的，但是艱苦奮鬥的精神實質和內在品質則是永恆和不變的。
今天，提起“艱苦奮鬥”這四個字眼，有些人就不以為然，理由無非說，它是革命戰爭或社會貧困時期特定的產物，是一種“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其實，這是把艱苦奮鬥的涵義和精神實質簡單化和庸俗化了。我們講艱苦奮鬥，並不是讓人們去做清教徒，去當“苦行僧”，也不是要求大家簡單地重複過去“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做法。“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共產黨人的奮鬥目標，我們的奮鬥目標就是為了使人民民眾過好生活，共產黨人本身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也有著“七情六慾”。我們從不反對，也不拒絕，相反我們還提倡和保護合理、合法的個人利益和物質享受。我們反對的只是不顧客觀實際、不顧民眾疾苦，無節制、無限度地追求物質利益和物質享受；反對的只是那種只知躺在安樂窩裡享受而不思進取，不求貢獻的精神狀態。
艱苦奮鬥精神，表現在對待事業和工作上，首先就是要埋頭苦幹，迎難而上，奮發有為。當年，大生產運動中的359旅將士們初到南泥灣之時，沒有房子住，他們就用樹枝、雜草搭窩棚、挖土窯，甚至露宿野外。糧食不夠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獵來補充。開荒沒有工具，就收集廢銅爛鐵，自己製造。夏天沒有衣服，就光著肩膀開荒幹活。學習沒有紙張，就用樺樹皮代替。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他們卻表現出高昂的勞動熱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天不亮，許多戰士就上山開荒，天漆黑了，還不肯下山，從戰士們的生理極限考慮，領導最後不得不定出“生產時不得早到和只退”的中外罕見的勞動紀律。正因為有這樣的艱苦奮鬥精神，才使他們開發南泥灣獲得成功，並為中國革命做出重要貢獻。總之，我們黨從領導革命，到建設，在到改革，所有事業的成就，都是一步一步、扎紮實實、埋頭苦幹乾出來的。因此，我們新時期只有發揚艱苦奮鬥精神，以昂揚的銳氣、蓬勃的朝氣、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克服各種困難，才能把黨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艱苦奮鬥精神，表現在對待事業和工作上，同時還需要銳意改革，勇於創新。改革、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動力和靈魂，也是艱苦奮鬥精神的應有之義。當年，毛澤東和黨中央以大生產運動作為克服邊區困難的辦法，這本身就是一種打破常規的改革創新之舉。因此，我們今天堅持艱苦奮鬥精神更應該把改革創新作為第一要求，乾任何事情、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規，而應有一種幹勁，一種鬥志，勇於改革，善於創新，在各自工作崗位創造一流成績。
總之，新時期的艱苦奮鬥精神，就是要求我們把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和銳意改革、勇於創新的精神結合起來，扎紮實實做好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工作。
其二是旗幟鮮明地反對享樂主義，堅決抵制各種腐敗現象。
享樂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人生觀，與共產黨人奉行的艱苦奮鬥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其實就是在西方資產階級國家，有些政治家和有識之士對享樂主義泛濫、思想墮落、精神頹廢之類的“西方社會病”也深感憂慮。美國一個寫《西方社會病》的作者認為，一個國家要強盛，必須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先進；一個國家在精神上挨餓，那么，遲早在物質上也要挨餓。日本一個教授寫的《清貧的思想》一書認為，被金錢欲、物慾、占有欲所支配是很危險的，現在需要重新宣傳清貧思想，以消除人們在精神上的貧困。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享樂主義這種資產階級的人生觀，更應自覺地予以反對和摒棄。從黨內不少腐敗分子的墮落軌跡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真理：保持艱苦奮鬥這個共產黨人的操守，是抵禦享樂主義誘惑、防治腐敗現象最有效的良藥。這就是鄧小平當年所告誡全黨的“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堅持這個傳統，才能抗住腐敗現象。”
延安時期我們黨運用艱苦奮鬥這個法寶戰勝了困難，贏得了人民，奪取了革命事業的偉大勝利。新中國成立後同樣是依靠艱苦奮鬥，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取得了使人民民眾生活基本達到小康的輝煌成就。今天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征途上，艱苦奮鬥仍然不失為我們前進的強大精神動力。
弘揚艱苦奮鬥精神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脫胎於經濟政治文化十分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加之我國地大人多，資源匱乏，經濟建設方面矛盾多、困難大。所以，要成就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從長計議，艱苦奮鬥，持之以恆。雖然經過半個世紀的建設，但中國仍然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不全面的，基本上還處在滿足物質性需求的生存層次上，中國工業化的任務尚未完成，繼續完成工業化以及最終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沒有長時期的艱苦奮鬥是根本不可能的。
延安時期我們黨依靠艱苦奮鬥這一法寶培養了良好的黨風，形成和鞏固了與人民民眾的血肉關係，今天我們也只有依靠艱苦奮鬥，才能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才能保持同人民民眾的密切聯繫。所以，作為強大精神力量的艱苦奮鬥，創業不可缺，治黨不可少，立國不廢。如果丟掉艱苦奮鬥的精神，黨員幹部就必然會脫離民眾，就必然會產生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等不良作風。如果忘掉艱苦奮鬥作風，享樂主義就會萌發，腐朽思想文化就會趁虛而入，腐化墮落現象就會產生，黨的肌體就會受到損害。總之，要在新時期把我們黨真正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合格的領導核心，就必須堅定不移地弘揚艱苦奮鬥精神。
延安時期大生產運動的成功開展，艱苦奮鬥精神的高度弘揚，關鍵在於有從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林伯渠、王震旅長等黨和軍隊領導人的以身作則和率先垂範。當年，毛澤東因為帶頭勞動曾被選為機關特等勞動英雄；朱德年已60高齡，也積極進行生產，被視為幹部的最好榜樣；周恩來踴躍參加紡線比賽，榮獲紡線第一名；林伯渠以身作則，訂出生產節約計畫。王震旅長開荒身先士卒，雙手打滿血泡。新時期，胡錦濤總書記也指出：“大力弘揚艱苦奮鬥的精神，關鍵是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首先是高的領導幹部要率先垂範。”因為黨的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的作為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我們領導幹部如果一方面要求普通黨員和人民民眾艱苦奮鬥，而自己卻庸庸碌碌、燈紅酒綠，想乾什麼就乾什麼，想怎樣享受就怎樣享受。那樣，艱苦奮鬥精神的弘揚就必然會流於形式，全社會就根本不可能有艱苦奮鬥的良好風氣。
領導幹部帶頭要弘揚艱苦奮鬥精神，首先必須高度重視學習。學習是一個人擁有高尚思想境界的重要途徑。放鬆了學習，理論水平、政治水平低下，頭腦里民族的傳統美德和黨的優良傳統必然減少，享樂主義的東西必然會增多。不重視學習，思想上就容易出現滑坡，就會導致精神上的蛻變，成為腐朽沒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俘虜，就能幹出許多壞事、醜事來。只有刻苦、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努力改造主世界，才能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才能從思想上築起拒腐防變的堤壩。
領導幹部要帶頭弘揚艱苦奮鬥精神，應該從樹立良好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做起。實事求是地講，在我們一些黨員幹部身上確實存在著一些不良習氣。有些人認為生活作風是小事，是小節，因而放任自己，最後墮落為人民的罪人，這方面的教訓實在太多了。實事證明，背離艱苦奮鬥，就是走向腐敗深淵的開始。所以，我們領導幹部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只有嚴於律己，不謀私利，做到頂得住歪理，耐得住艱苦，抗得住誘惑，管得住小節，這樣才能做到“拒腐蝕，永不沾”，經受住執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領導幹部要帶頭弘揚艱苦奮鬥精神，特別需要正確對待和用好手中的權力。我們手中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廣大人民謀利益。領導幹部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做到夙興夜寐、勤奮工作。無論在成績面前還是在困難面前，我們都應始終保持“兩個務必”的作風。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要在工作實踐中加強自身修養，牢固樹立艱苦奮鬥的思想，磨練艱苦奮鬥的意志，堅決反對浮躁虛誇、急功近利、貪污浪費、大手大腳的歪風邪氣，始終堅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始終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蓬勃朝氣、昂揚銳氣和浩然正氣，兢兢業業、踏踏實實地工作，不斷為黨和人民建立新的業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