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詞提出
2015年3月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
報告在總結2014年工作時直言不諱指出：“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這是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納入治理庸官懶政內容，估計也與反腐高壓下少數官員群體“懶政”有關係。
新詞釋義
何為“庸官懶政”？它並非簡單的不作為，或者是官員對自身職責的輕浮執行。有研究者曾經總結出，所謂的“庸官懶政”，在現實行政生態中，其實至少存在五種表現形式：一為缺乏責任心，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二為缺乏公僕心，唯利是圖，吃拿卡要；三為缺乏創新力，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四為缺乏持久力，船到碼頭車到站；五為缺乏真本事，大事幹不了，小事不願乾。換言之，只要官員缺乏治理的能力，不依責而行，缺乏創新和持續工作的激情，都可歸於“庸官懶政”。
負面影響
恰緣於此，絕不能低估“庸官懶政”對行政生活的負效應，更不可將庸官和清官簡單地畫上等號。“庸官懶政”事實上就是一種腐敗，這是必須被放大和重建的治理觀念。《人民日報》在去年發表的一篇評論中就指出，庸官造成的社會危害不亞於貪官。理由何在？不過是因為，權責對等、權責清晰就是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的根本要求。幹部就要幹事，忠於職守、勤政為民向來是對為官者的基本要求。逆如此基本要求而行，縱然沒有直接的違法犯罪行為，亦是一種“亞腐敗”。
“亞腐敗”不能被容忍，更不能容忍的是另一種“庸官懶政”：高壓治理下的“為官不為”，寧願不作為，也不讓自己犯錯誤被處理。所以更大的反問是：“庸官懶政”因何而持續存在？事實上，2014年起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對該現象都開展了不同層次的整治活動，多地還在省級層面下發了專門針對懶政、官員不作為的治理檔案。但治理的結果依舊不容樂觀。原因無它，一則，當下對於“庸懶”的治理還缺乏“標準”；二則，治理尚未上升到剛性的制度乃至法規層面。
領導抨擊
儘管“為官不為”是近20年來首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但李克強總理談“庸官懶政”卻絕非第一次。最近的是在2月26日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李克強就曾表示要嚴肅問責懶政、怠政。從總理的會議表態，到政府工作報告的鄭重提出，這是看得見的趨勢：治理“庸官懶政”，至少已從“強調”上升為國家治理的意識。
治理關鍵
治理庸官懶政關鍵在制度建
將治理庸官懶政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改革的高度重視和強烈決心。任由“庸官懶政”肆意蔓延，比貪污腐敗還要可怕，一來影響改革效率，二來降低政府公信力。如果說“反腐風暴”矛頭指向官員“胡亂作為”，那么治理“庸官懶政”則是對官員“不作為”的釜底抽薪。其目的很明確，就是讓那些尸位素餐的人下來，有能力做實事的人上去。
俗話說：“治重症下猛藥，打蛇打七寸。”治理庸官懶政，有什麼“狠招”和“猛藥”，可以促其“藥到病除”呢？
首先要從健全問責制度上入手，讓庸官、懶官得到應有懲罰。一句話，讓幹部不敢庸，效能問責不能少。根據中央頒布的《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可以考慮把懲處和防範的相關機制有機結合起來，將庸官懶官納入問責範疇，使“太平官”們不能再安享太平，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不再有生存的空間。一旦健全完善問責機制，將問責與幹部的經濟收入及政治待遇等進行掛鈎，“庸官懶政”這一頑疾定能有效治癒。
其次要從引入競爭機制上入手，讓庸官、懶官在崗位上如履薄冰。如果建立起“無為就無位，無為就是失職，無為就要騰位讓能”的競爭機制，必能激活幹部幹事創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很多時候，庸官懶政現象滋長蔓延，歸根到底還是制度的設定存在缺陷。如果幹部“仕而不優”、“仕而不勤”，並敢於淘汰這些“花瓶”幹部，還會存在庸官懶政現象嗎？問題在於，時下一些幹部考核往往流於形式，為“庸官懶政”創造了條件。只要建立健全一個能讓幹部有壓力感、有敬畏心、有危機感的競爭機制，庸官則不能庸，懶官則沒機會懶。
第三要從完善監督管理機制入手，讓庸官、懶官時刻處於聚光燈下。領導幹部庸不庸、懶不懶，百姓心裡最清楚，所以治理“庸官懶政”，社會公眾必須行使監督權。在“人人都有麥克風、個個都是評論員”的網路時代，要充分發揮網路的舉報和監督作用，將“庸官懶政”現象公之於眾，讓“庸官懶政”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果治理庸官懶政也像查處貪污腐敗一樣，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必能起到很好的震懾效果和促進作用。
記得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說過這樣一句話：“平庸的惡可以毀掉整個世界。”誠哉斯言！“庸官懶政”已成為阻礙幹事創業的毒瘤，治理“庸官懶政”已是刻不容緩。不管庸官懶政有著多么複雜的成因，眼下整肅庸官懶政已提升到一個新的治理高度。在治理庸官懶政問題上，不是對幹部採取簡單的“上”與“下”，根本是要形成科學有效的幹部監督管理運行機制，把庸官懶政通過制度的洗滌和過濾，讓那些真正想幹事、能幹事、乾成事的幹部留下來實現更大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