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帝國的流亡》的校樣擺在案頭，就要出書了。我不止一次想過，如若張暉見到這本新書的情景。這樣的時候他一般不會多說什麼，最可能的情況，也許只是淡淡的一笑。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他寫《詩史》基本定稿之後，就總問我，下一個題目是這個，怎么樣？過幾個星期又問，做那個，你覺得如何？他當然知道，從我一個外行人這裡全然得不到什麼真正有價值的意見，但他正處在思考的狀態中，要把所思所想傳達出來，獲得外界的某種印證。當他在尋找新問題的時候，需要集中地看很多書，幾次調轉選題方向，都要重新讀一批書。也正是在這個過程里，他的思考慢慢從選做一個題目，轉向更為基本的提問，為什麼要做古典文學研究，意義何在？即使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植根在張暉心裡，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他才能通過自己下一個專題研究，對它真正有所回應。
那是2007年前後，他在博士階段的研究已經告一段落，也暫時離開了詞學領域，前面即將展開的是大片的處女地，怎么走這一步，至為關鍵。那時候他說了不少在我聽來是十分精彩的意見，經過了幾年的提煉，相當一些都收在本書中的《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向》一篇里。
這篇《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向》，最初是張暉在“六合叢書”座談會上的一次發言，後來由《南方都市報》發表出來。因為並不算長，又不是正式論文，多少容易被人忽略。張暉自己也會自謙地說，這樣的文字“陳義太高”，自己的書難副其實。而我了解這些話的真實出處，形諸文字之後，不但坦誠、富於使命感，而且從張暉個人來說，確實正面解答了古典文學研究的意義問題——學者應以純粹的學術研究在更深的層面上回應時代和現實，應該以此為志業。撰寫《帝國的流亡》，正是他解答自身困惑的嘗試，這本書“是要寫知識人如何堅守自己的信仰，並在行動中踐行自己的信仰，直到生命結束”。這是全書最為精煉的提要。恰恰由於此書撰述過程的艱苦，這句話竟然不幸地一語成讖了！因此，張暉在文中所說的，某種程度上獲得了踐履和證實，也就不能說是“陳義太高”。在整理編次遺稿時我將此文作為全書的開篇和“代自序”，祈望讀者略有會心。
張暉嗜書如命，也嗜吃甜品，我們常常笑話他口味上的幼齒。去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外出吃晚飯，飯後又比較像模像樣地吃了“滿記”，他點的是芒果班戟還是紅豆涼粉什麼的。雖然據他說，北京的甜品和香港、廣州根本沒法比，但還是一副相當知足的樣子，盤點了一下他多么懷想的小甜食、冰激凌，和我慢慢走在大悅城的大堂里，又談起他要寫的書。他要做的題目，可比愛吃的甜品還要多得多！除了南明的三本書，多年前他曾提到有計畫寫一本《古典文學關鍵字》，大概是受了雷蒙·威廉斯《關鍵字》的影響，而他已經做完的“詩史”也是古典詩文評的核心觀念之一。章黃學派是另一個他有多年積累的研究方向，也是他對龍榆生和近代學術史興趣的延續，他曾經展開後又中斷的一本書稿，是《章太炎詩校箋》。據他說，這應該是本並不厚的小書。但那天晚上，大悅城裡燈光閃耀，穿著入時的男女匆匆走過，他這時跟我說的是一個從沒提過的研究計畫——乾隆皇帝的詩，他認為這是個值得深究的大題目。他已經開始看乾隆朝的實錄和朱批，做一些最初的準備。他對乾隆的詩感興趣，特別是當大臣的應制詩和“今上”詩對照著閱讀的時候，體制、權力和現實政治在詩歌中的微妙意指，含義之曲折、用詞之精準，只有身在體制之中的中國人才能欣賞、讚嘆，並對此剖析反思。以往的學術研究對這批詩常常是視而不見的，而他之所以選這個題目，也是緣於以學術研究更深層地回應時代、回應現實的初衷。他講的時候，語速像平時一樣並不快，一點點展開，同時回答我的問題，顯得很有把握。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幾句話，“你看，我做完‘帝國三部曲’，年紀已經不小了，再做這個乾隆的題目，做完之後基本就快到六十，快退休了。二十多年寫不了幾本書，一下就到了。退休以後也許還能做一兩個題目，到時候就看身體了，說不好了。”我們倆慢慢地走著，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好像已經知曉了我們倆到老的時候的樣子，我們到那時聊的話題。在一起多年，他的才能和抱負，我自然了解，在這個普通的晚上他一眼看到了學海生涯的盡頭，我難免也和他一樣抱有遺憾，但同時也感覺日子這樣過，挺踏實。
又過了幾個月，到了歲末年初的時候。張暉家搬到敞亮的新居，久拖未決的職稱也終於下來了，又逢新年，處處都有否極泰來的喜氣。在見面聊天和電話里，他總說最近寫書寫了不少，喜不自禁。他在2013年年初所寫，應該就是書中《奔赴行朝》、《生還》和《士大夫的絕命詩》這幾部分，也是本書最為完整的章節。但是這期間如果有雜事打斷他的寫作，他就會顯得特別的懊喪和苦惱，甚至怒火中燒。
現在我們知道，在這個階段他的身體情況已經非常不好，極度疲勞、缺乏休息、頭疼、常常感冒。我們最後一次聊天，是3月10日禮拜天的晚上。那天我和妻女去張暉新家，坐新開通的6號線，出了站應該是張暉來接的，換成了張霖。張暉太累了，有點走不動。我們在家裡聊了一個小時，他給我看了幾本新書，興致頗高。又一起出門吃飯，飯館裡人不多，飯菜精細講究，說說笑笑十分愉快。小女剛會說完整的句子，她比張貞觀大一歲多，貞觀這時還只會蹦單字，小女就坐在張暉對面秀了幾首剛背的唐詩，“松下問童子”云云，張暉笑眯眯的一直聽，很鼓勵的表情。但是吃飯中間，他總不時用右手拳頭敲太陽穴和右側的腦袋，說最近頭疼比較嚴重。
當晚散席後，張暉、張霖送我們一邊聊一邊往捷運站走。我幾次勸他早回，在離捷運口還有四五百米的地方，他慢慢停下來，揮揮手就此道別了。當時天已經全暗了，我回頭只見到一個高高個子、一隻大手、向我半曲著手臂。天寒路黑，我的道別一定非常潦草。這半年多來，我總是回想那個晚上、那頓晚飯，我覺得那天本來沒有一絲遺憾，舒暢愉快，但事後想，卻充滿了遺憾！
2013年3月14日夜裡，張暉深度昏迷，已在彌留之際。因為插管的需要，有段時間我一直握著他的手。張暉的手很有特點，手指又粗又長的一雙大手，手紋重很有力量，總是十分溫暖。那一夜也是如此。他的大腦此時已經充滿了血，那個飽讀詩書、富於好奇心和自嘲、帶著我們很多共同記憶的大腦，短短几個小時之間已變得一片死寂，可他的大手還是那么暖，甚至微微出著汗。張霖深情地給他額頭擦著汗，張劍忙前忙後安排事情，我握著張暉的手，心中難過捨不得他，好像正在拉著他，其實無能為力！誰也無能為力。
張暉去世後，張霖將他電腦里“帝國的流亡”資料夾中的遺稿轉交給我，委託我編輯成書。這個資料夾一共有19個Word文檔，我看到大多數都在2月底到3月初被修改過，他寫這本書一直到他的最後一周。在整理成初稿時，章節的結尾處，都附註張暉最終修改的時間，我們不願意斬斷與原稿的最後一絲聯繫。雖然最終成書時，所有的附註都不得不略去了。我所做的整理工作，僅限於將張暉所寫的文字和他單純纂抄的文獻區別開來，保留前者；將原稿中的部分殘稿編次為可以通讀的章節。原則是不擅改，在完整保留的原書框架之下儘可能呈現張暉遺作的原貌。
本書的後記倘由張暉來寫的話，他必然還會向諸位業師表達由衷的感謝之情。他從游張宏生、張伯偉、陳國球、嚴志雄先生多年，深以得遇名師為幸，還有忘年好友陳建華先生，已故的施蟄存、卞孝萱先生等，他們朝夕論學、無話不談，除了授業傳道之外，更有近似親情的相契。張暉的學術成長離不開這些老師的傾囊相授。張暉的父母、家人，為他的學術研究也做出了巨大而無聲的奉獻，正是家人的默默付出和無條件支持，造就了這位年少有成的學者。張暉總把肩負的責任看得極重，師長、家人所做的一切，相信他都記念在心中，期待竭力報答。英年早逝，我想最令他憾恨的，就是再也無法回報至親的恩情了！這本《帝國的流亡》出版，但願能給最為悲傷的家人、師長帶來一點點慰藉。寫書是張暉最愛做的事，化為一本小書也許就是他最合心意的存在方式。
張暉在書中《奔赴行朝》一篇的最後寫道：“今日殘存下來的零散的短章詩篇中，我們可以打撈出當時士人大規模奔赴行朝的一些片段，不至於令那些在苦難中忠於信念並付諸實踐的偉大情懷徹底消逝在歷史之中。還有他們的痛苦與歡樂，我們似乎也能藉此輕輕地觸摸和感受。”本書雖然未能完成，但它凝聚了一位學者畢生的學術理想和眾多友人的深厚情誼，相信能傳之後世，讓張暉不要在天際邊消失得太早、太快。在我們輕輕地觸摸這本小書時，想必也能感受到這個可敬的年輕人的痛苦與歡樂！
作者簡介
張暉（1977—2013） 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學文學學士、碩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博士、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詩學、詞學、清代文學和古典文學理論，2013年3月15日因急性白血病在北京猝然去世。著作有《龍榆生先生年譜》（2001）、《詩史》（2007）、《清詞的傳承與開拓》（合著，2008）、《中國“詩史”傳統》（2012）、《無聲無光集》（2013）、《朝歌集》（2014）、《易代之悲：錢澄之及其詩》（即出）、《張暉晚清民國詞學研究》（即出）；整理作品有《施淑儀集》（2011）、《忍寒詩詞歌詞集》（2012）、《陳乃文詩文集》（2014）；編著有《量守廬學記續編：黃侃的生平和學術》（2006）、《忍寒廬學記：龍榆生的生平和學術》（2014）、《中國文學抒情傳統：陳世驤古典文學論集》（即出）、《龍榆生全集》（即出）。
媒體推薦
《帝國的流亡》這部英才早露的著作，雖然部分章節尚未最後完成，但已展現出寬廣的學術視野和學術前景，該書的學術意義已不局限於南明和明清文學，它還有志於將古典文學研究帶向一個更為寬廣的領域。
——中國青年報
《帝國的流亡》榮登2014年2月中國好書榜“文藝類”
——百道網
圖書目錄
序歷史敘述的細化與文學研究的拓展
代自序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向
整理凡例
導論內容與旨趣
上編 詩歌中的流亡
奔赴行朝
一 奔赴弘光
二 奔赴隆武
三 奔赴永曆
結語
從軍、逃亡與貶謫
一 奔赴前線
二 方以智的逃亡
三 流亡中的貶謫
四 中央與地方
亡國士大夫的返鄉：生還
一 錢澄之自粵返皖
二 方以智自桂返皖
三 汪啟齡自粵返皖、王夫之自粵返湘等
四 屈士燥、屈士煌兄弟自滇返粵
結論
下編 流亡中的詩歌
士大夫的絕命詩
一 南明絕命詩概說
二 劉宗周的絕食
三 瞿式耜的獄中詩
四 死亡的公共性：張煌言的死
五 絕命詩的價值和意義
悲傷的詩學
殉國詩
殘稿
亡國士大夫的返鄉：死還
詩與血腥
鬼和墳墓
南明的軍中詩
絕望感的層次
女性絕命詩
死亡的詩學
附錄一 原目次
附錄二 南明詩人存詩考
參考文獻
整理後記
後記
整理後記
《帝國的流亡》的校樣擺在案頭，就要出書了。我不止一次想過，張暉如若見到這本新書的情景。這樣的時候他一般不會多說什麼，最可能的情況，也許只是淡淡的一笑。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他寫《詩史》基本定稿之後，就總問我，下一個題目是這個，怎么樣？過幾個星期又問，做那個，你覺得如何？他當然知道，從我一個外行人這裡全然得不到什麼真正有價值的意見，但他正處在思考的狀態中，要把所思所想傳達出來，獲得外界的某種印證。當他在尋找新問題的時候，需要集中地看很多書，幾次調轉選題方向，都要重新讀一批書。也正是在這個過程里，他的思考慢慢從選做一個題目，轉向更為基本的提問，為什麼要做古典文學研究，意義何在？即使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植根在張暉心裡，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他才能通過自己下一個專題研究，對它真正有所回應。那是2007年前後，他在博士階段的研究已經告一段落，也暫時離開了詞學領域，前面即將展開的是大片的處女地，怎么走這一步，至為關鍵。那時候他說了不少在我聽來是十分精彩的意見，經過了幾年的提煉，相當一些都收在本書中的《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向》一篇里。
這篇《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向》，最初是張暉在“六合叢書”座談會上的一次發言，後來由《南方都市報》發表出來。因為並不算長，又不是正式論文，多少容易被人忽略。張暉自己也會自謙地說，這樣的文字“陳義太高”，自己的書難副其實。而我了解這些話的真實出處，形諸文字之後，不但坦誠、富於使命感，而且從張暉個人來說，確實正面解答了古典文學研究的意義問題——學者應以純粹的學術研究在更深的層面上回應時代和現實，應該以此為志業。撰寫《帝國的流亡》，正是他解答自身困惑的嘗試，這本書“是要寫知識人如何堅守自己的信仰，並在行動中踐行自己的信仰，直到生命結束”。這是全書最為精練的提要。恰恰由於此書撰述過程的艱苦，這句話竟然不幸地一語成讖了！因此，張暉在文中所說的，某種程度上獲得了踐履和證實，也就不能說是“陳義太高”。在整理編次遺稿時我將此文作為全書的開篇和“代自序”，祈望讀者略有會心。
張暉嗜書如命，也嗜吃甜品，我們常常笑話他口味上的幼齒。去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外出吃晚飯，飯後又比較像模像樣地吃了“滿記”，他點的是芒果班戟還是紅豆涼粉什麼的。雖然據他說，北京的甜品和香港、廣州根本沒法比，但還是一副相當知足的樣子，盤點了一下他多么懷想的小甜食、冰激凌，和我慢慢走在大悅城的大堂里，又談起他要寫的書。他要做的題目，可比愛吃的甜品還要多得多！除了南明的三本書，多年前他曾提到有計畫寫一本《古典文學關鍵字》，大概是受了雷蒙·威廉斯《關鍵字》的影響，而他已經做完的“詩史”也是古典詩文評的核心觀念之一。章黃學派是另一個他有多年積累的研究方向，也是他對龍榆生和近代學術史興趣的延續，他曾經展開後又中斷的一本書稿，是《章太炎詩校箋》。據他說，這應該是本並不厚的小書。但那天晚上，大悅城裡燈光閃耀，穿著入時的男女匆匆走過，他這時跟我說的是一個從沒提過的研究計畫——乾隆皇帝的詩，他認為這是個值得深究的大題目。他已經開始看乾隆朝的實錄和朱批，做一些最初的準備。他對乾隆的詩感興趣，特別是當大臣的應制詩和“今上”詩對照著閱讀的時候，體制、權力和現實政治在詩歌中的微妙意指，含義之曲折、用詞之精準，只有身在體制之中的中國人才能欣賞、讚嘆，並對此剖析反思。以往的學術研究對這批詩常常是視而不見的，而他之所以選這個題目，也是緣於以學術研究更深層地回應時代、回應現實的初衷。他講的時候，語速像平時一樣並不快，一點點展開，同時回答我的問題，顯得很有把握。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幾句話，“你看，我做完‘帝國三部曲’，年紀已經不小了，再做這個乾隆的題目，做完之後基本就快到六十、快退休了。二十多年寫不了幾本書，一下就到了。退休以後也許還能做一兩個題目，到時候就看身體了，說不好了。”我們倆慢慢地走著，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好像已經知曉了我們倆到老的時候的樣子，我們到那時聊的話題。在一起多年，他的才能和抱負，我自然了解，在這個普通的晚上他一眼看到了學術生涯的盡頭，我難免也和他一樣抱有遺憾，但同時也感覺日子這樣過，挺踏實。
又過了幾個月，到了歲末年終的時候。張暉家搬到敞亮的新居，久拖未決的職稱也終於下來了，又逢新年，處處都有否極泰來的喜氣。在見面聊天和電話里，他總說最近寫書寫了不少，喜不自禁。他在2013年年初所寫，應該就是書中《奔赴行朝》、《生還》和《士大夫的絕命詩》這幾部分，也是本書最為完整的章節。但是這其間如果有雜事打斷他的寫作，他就會顯得特別的懊喪和苦惱，甚至怒火中燒。
現在我們知道，在這個階段他的身體情況已經非常不好，極度疲勞、缺乏休息、頭疼、常常感冒。我們最後一次聊天，是3月10日禮拜天的晚上。那天我和妻女去張暉新家，坐新開通的6號線，出了站應該是張暉來接的，換成了張霖。張暉太累了，有點走不動。我們在家裡聊了一個小時，他給我看了幾本新書，興致頗高。又一起出門吃飯，飯館裡人不多，飯菜精細講究，說說笑笑十分愉快。小女剛會說完整的句子，她比張貞觀大一歲多，貞觀這時還只會蹦單字，小女就坐在張暉對面秀了幾首剛背的唐詩，“松下問童子”云云，張暉笑眯眯地一直聽，很鼓勵的表情。但是吃飯中間，他總不時用右手拳頭敲太陽穴和右側的腦袋，說最近頭疼比較嚴重。
當晚散席後，張暉、張霖送我們一邊聊一邊往捷運站走。我幾次勸他早回，在離捷運口還有四五百米的地方，他慢慢停下來，揮揮手就此道別了。當時天已經全暗了，我回頭只見到一個高高個子、一隻大手、向我半曲著手臂。天寒路黑，我的道別一定非常潦草。這半年多來，我總是回想那個晚上、那頓晚飯，我覺得那天本來沒有一絲遺憾，舒暢愉快，但事後想，卻充滿了遺憾！
3月14日夜裡，張暉深度昏迷，已在彌留之際。因為插管的需要，有段時間我一直握著他的手。張暉的手很有特點，手指又粗又長的一雙大手，手紋重很有力量，總是十分溫暖。那一夜也是如此。他的大腦此時已經充滿了血，那個飽讀詩書、富於好奇心和自嘲、帶著我們很多共同記憶的大腦，短短几個小時之間已變得一片死寂，可他的大手還是那么暖，甚至微微出著汗。張霖深情地給他額頭擦著汗，張劍忙前忙後安排事情，我握著張暉的手，心中難過捨不得他，好像正在拉著他，其實無能為力！誰也無能為力。
張暉去世後，張霖將他電腦里“帝國的流亡”資料夾中的遺稿轉交給我，委託我編輯成書。這個資料夾一共有19個Word文檔，我看到大多數都在2月底到3月初被修改過，他寫這本書一直到他的最後一周。在整理成初稿時，章節的結尾處，都附註張暉最終修改的時間，我們不願意斬斷與原稿的最後一絲聯繫。雖然最終成書時，所有的附註都不得不略去了。我所做的整理工作，僅限於將張暉所寫的文字和他單純纂抄的文獻區別開來，保留前者；將原稿中的部分殘稿編次為可以通讀的章節；對標點、注釋、引文等做最為基本的規範。原則是不擅改，在完整保留的原書框架之下儘可能呈現張暉遺作的原貌。
本書整理過程中，張霖給予了資料上的堅強支持，並予最充分的信任；初稿編成後，張霖也有非常內行的指點。書中的一些疑難空缺之處，得到好友徐雁平的及時幫助和熱忱補正，並校讀全書清樣。本書的附錄《南明詩人存詩考》自成一體，是張暉一邊讀書一邊隨手做的札記，雖不完整也頗為可觀，只是現有部分疏漏在所難免，目前書中的附錄由李芳、閔豐兩位好友費心訂正了不少筆誤之處。書前蒙左東嶺先生賜序，對張暉的肯定和厚愛讓人動容，謹致謝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郭曉鴻女士惠允出版此書，在選題和編校出版階段提出許多專業的建議、鼎力相助。此書順利出版，從始至終，端賴好友張劍的大力推動，對遺稿整理的方式、出版形式、出版時間都有切實的規劃，他還細緻校讀了清樣，訂正訛誤，並將以上諸位和許多未能一一提到的好友聯繫在一起共同完成此事。由衷致謝！
本書的後記倘由張暉來寫的話，他必然還會向諸位業師表達由衷的感激之情。他從游張宏生、張伯偉、陳國球、嚴志雄先生多年，深以得遇名師為幸，還有忘年好友陳建華先生，已故的施蟄存、卞孝萱先生等，他們朝夕論學、無話不談，除了授業傳道之外，更有近似親情的相契。張暉的學術成長離不開這些老師的傾囊相授。張暉的父母、家人，為他的學術研究也做出了巨大而無聲的奉獻，正是家人的默默付出和無條件支持，造就了這位年少有成的學者。張暉總把肩負的責任看得極重，師長、家人所做的一切，相信他都記念在心中，期待竭力報答。英年早逝，我想最令他憾恨的，就是再也無法回報至親的恩情了！這本《帝國的流亡》出版，但願能給最為悲傷的家人、師長帶來一點點慰藉。寫書是張暉最愛做的事，化為一本小書也許就是他最合心意的存在方式。
張暉在書中《奔赴行朝》一篇的最後寫道：“今日殘存下來的零散的短章詩篇中，我們可以打撈出當時士人大規模奔赴行朝的一些片段，不至於令那些在苦難中忠於信念並付諸實踐的偉大情懷徹底消逝在歷史之中。還有他們的痛苦與歡樂，我們似乎也能藉此輕輕地觸摸和感受。”本書雖然未能完成，但它凝聚了一位學者畢生的學術理想和眾多友人的深厚情誼，相信能傳之後世，讓張暉不要在天際邊消失得太早、太快。在我們輕輕地觸摸這本小書時，想必也能感受到這個可敬的年輕人的痛苦與歡樂！
曾誠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序言
歷史敘述的細化與文學研究的拓展序歷史敘述的細化與文學研究的拓展
——張暉《帝國的流亡》
左東嶺
最近幾年來，易代之際的歷史與文學研究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重要學術領域之一。
易代之際的研究價值與學術魅力首先來源於其政治格局的變化與士人選擇的多元。中國古代在政權穩定期倡導的是政治的一元化與士人人格的整齊劃一，學而優則仕成為每一位儒者的必然人生選擇，他們人生的成功與失敗常常取決於科考的是否順利，一旦被拋出政治格局之外，便很難有展示其各種能力的機會。但易代之際卻大為不同。當士人處於兩種或多種政治勢力相互爭鬥的格局之中時，他們必須做出仕宦與歸隱、抗爭與順從，甚至生存與死亡的抉擇。這其中除了有文化價值的選擇與夷夏之防的牽扯之外，也不排除為了爭取個人人生成功的政治冒險，於是便會表現出多彩多姿的人生面相。比如元明之際的宋濂與戴良，二人同屬浙東的金華學派，共同從學於元代大儒黃溍與柳貫，如果處於承平之時，他們可能只有科舉仕途上成敗與否的差異，但是他們卻生逢易代之際，處於元朝廷、張士誠政權、朱元璋政權甚至方國珍政權相互爭鬥的浙東地區，無論他們是否情願，都必須做出政治的選擇。宋濂拒絕了元朝廷的徵召而走入了朱元璋的幕府，結果他成為明朝開國文臣第一，在明初文壇上具有代表主流文學觀念的話語權。戴良則相反，他先是供職於張士誠政權，後又渡海至山東尋找元朝廷勢力以圖報效，無果後返回浙東隱居不出，入明後堅持遺民氣節，直至死亡而後已。宋、戴二人的不同選擇，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很難從單一的角度予以評說。錢穆先生從民族大義著眼，認為：“然如戴良、王逢皆南人，其耿耿於胡元，至死不變，一身利害固不計，天下事非亦不辨，國人之好惡向背，亦復悍然無動於其中，而天理之往復乘除，彼亦茫焉若不知。古今詩文之士，不乏眼小如豆者，而戴、王乃憑此立節，長為同時及後人之所想慕，斯尤可怪也。”（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六，《讀〈九靈山房集〉》）然而，作為民族重振的元明易代，為何會有像戴良這樣的江南文人甘做遺民，替元守節，其中只是一種愚忠的君臣觀念在起作用嗎？那么又如何理解宋濂、劉基的叛元行為，那是他們的道德污點嗎？這些問題至今都還在困擾學界，具有相當的學術難度。再說，他們二者的成功與失敗、明智與愚暗，僅僅以政治上的得與失恐亦屬皮相之見。當宋濂要入朱元璋幕府時，戴良曾贈詩三首，其中一首說：“寄聲奮飛者，當慎子所之。煙波渺無從，雲路迥難依。雲路多鷹隼，煙波有虞機。”（《戴良集》，《寄宋景濂三首》）聯繫到宋濂入明後雖然一時青雲得意，但最終被流放蜀地，病死途中，果真應驗了戴良“雲路多鷹隼，煙波有虞機”的提醒與忠告，後人閱讀這樣的詩作，又將會作何感想呢？可以說，易代之際政治上的波譎雲詭帶來了士人人生態度與價值選擇的多元複雜，從而增加了研究的難度與評說的困難，因而也擁有了更大的學術魅力。
易代之際的研究價值與學術魅力其次來源於文化價值的重估與思想觀念的活躍。中國自漢代倡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儘管每個朝代也都存在著儒釋道相互消長的不同狀況，但儒家思想一直作為官方的統治思想乃是歷史的常態，尤其是在王朝穩定時期，政治格局的單一導致了思想界的沉悶，士人往往遵循某種既定思想傳統而缺乏創造的活力。然而在易代之際，王朝統治的解體帶來的是思想統治的鬆動，對政治黑暗的反思則連帶著對傳統觀念的質疑。像宋元之際的鄧牧，對當時的君臣制度之弊端反覆論說，其思考的動力即來源於王朝的更替，《四庫提要》曾對比周密、謝翱與鄧牧之差異說：“密放浪山水，著《癸辛雜識》諸書，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韓、賈，有黍離詩人彼何人哉之感。翱《西台慟哭記》諸作，多慷慨悲憤，發變徵之音。牧則惟《寓屋壁記》、《逆旅壁記》二篇稍露繁華消歇之感，余無一詞言及興亡，而實侘傺幽憂，不能自釋，故而發而為世外放曠之談，古初荒遠之論，宗旨多涉於二氏，其《君道》一篇，竟類許行並耕之說。《吏道》一篇，亦類老子拋斗折衡之旨。蓋亦宋君臣湖山游宴，紀綱叢脞，以至於亡，故有激而言之，不覺其詞之過也。”（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五，第1417頁）在宋代滅亡之後，既可以引起周密、謝翱諸人的黍離之悲，也可以導致鄧牧的理性反思，而他們本來都是亡宋之遺民，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與情感傾向，卻並不影響其各自展現其思想的活力。他們唯一相近的，乃是“有激而言之”的易代背景。當然，易代之際思想觀念的複雜豐富並不全都具有正面的價值，他們往往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有的形似開新實則復古，有的貌似激烈而頗難落實。但是，也正是在這紛擾多變的衝突激盪里，蘊含著創新的活力。沒有鄧牧所提出的“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伯牙琴》，《君道》，《知不足齋叢書》第四冊，第383頁），就不大可能出現黃宗羲的“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大膽之言，而二者又全都是由於易代之際所釋放出的思想活力而做出的非常規思考。這種思想史的新思考自然有其獨立的價值與意義，因而應該引起思想史研究者的足夠興趣。從文學研究的層面講，思想的多元意味著文學觀念的豐富，從而造成文學格局的繁榮，因此也就擁有了文學研究的重要價值。
易代之際的研究價值與學術魅力其三來源於文學風格的多樣與審美形態的趨新。元明之際的劉崧曾記述過一位號為“逢掖生”的奇人，他在承平時像多數士子一樣，“習舉子業，數就試不偶”。後來，“遭世亂，稍解縱繩檢，自放於酒，生事一不以介意，日與其徒劇飲於東西家。既醉，招搖而歸，即閉戶酣睡。或造焉，輒瞋目大詬曰：‘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竟不答。感時觸事，郁不得故，時時操翰引觚，詠述事物，陳搉古今，兼體風謠，綽有思致。”（劉崧：《逢掖生傳》，《全元文》第57冊，第296頁）其實，這不僅是個別士人的狀況，也是許多人的共同經歷，他們在亂世中失去了政治的鉗制與思想的羈絆，於是在人生行為與思想情感上便“解縱繩檢”，脾氣個性也日益張揚。個性的放縱，思想的苦悶，遂形成創作的動力，從而導致“綽有思致”的創作效果。在承平之時，儒家傳統的審美觀左右著文壇，溫柔敦厚、平和從容乃是詩人共同遵守的詩教。但在易代之際，變風變雅的觀念成為流行的文壇追求，於是感時述事的史詩意識，刺時諷喻的批判精神，慷慨激昂的情感傾向，哀感頑艷的體貌格調，均成為文人的自覺選擇，從而構成富於張力的抒情空間。關於此一點，劉基在《項伯高詩序》有過集中的論述：“言生於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淒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時讀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於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凝冰矣。”（林家驪：《劉基集》，第84頁）詩人的情感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表現出喜怒哀樂的不同，劉基曾經理解杜甫“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的創作特徵，但是卻並沒有真正的會心。只有經過了幾年的“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才真正體味到“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從而也才真正與杜甫產生了心靈的共鳴。從政治的角度講，溫柔敦厚更有利於人心的平和與人文的教化，因此要求有效控制詩人們劍拔弩張的激越憤懣；但從詩學的角度看，感人的作品往往是那些慷慨不平的鳴響，而易代之際皆正是這樣一個情感多元、感慨多思的時代，從情感的濃度與感人的深度上，幾十年的易代之際往往勝過平淡無奇的百年承平。
因此，易代之際的研究便成為歷史與文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它可以彌補以前研究所存在的斷裂了的歷史鏈條，可以深化思想史的歷史內涵，可以拓展文學史的研究空間，可以發掘對於今天更有借鑑價值的歷史經驗。
然而，易代之際的研究也存在著諸多困惑與難點，從而使涉入本領域的學者必須保持足夠的謹慎態度與相應的較高學養。
易代之際研究的難點之一是文獻的缺失與錯訛。易代之際往往是戰亂頻仍、民不聊生之時，許多文獻都由於難以有效保存而多有散佚。加之政治格局的變動，使得官方往往會對一些不利於自己的文獻加以禁毀，而作者也會由於自身的安危而刪削那些不利於自己的作品，因而若欲一窺易代之際的真實狀況實非易事。比如元明之際的作家，會莫名其妙地丟失大量的作品。陳基與危素入明之後都曾入朝為官，但在其現存的別集中卻找不到任何入明後的作品，那么是誰刪去了他們的後期作品，其原因又是什麼?宋濂則相反，在明清編撰的宋濂別集中，散文構成了其主要內容，而詩歌作品則不足300首。這應該不是歷史的實際狀況，因為宋濂一向以詩人自命，他在年輕時不僅有過豐富的學詩經歷，而且還對自己的詩學水準相當自負。曾說：“濂雖不善詩，其知詩卻決不在諸賢后。” （宋濂《劉兵部詩集序》，見羅月霞編《宋濂全集》,第609頁）如果說宋濂在入明後因政務繁忙而多公文之作，其在元末隱居山林，多有感觸，應不乏詩歌創作。果然，近年來隨著其《蘿山集》的發現，人們終於可以一睹其元末詩作之面貌，也就可以更全面地認識宋濂易代之際的真實心態以及其詩風全貌。明清之際的情況就更不樂觀，由於當時的江南文人多為抗清志士，其詩文中多有對清人的指斥與控訴，因而其作品也大都經過了程度不同的刪削禁毀，尤其是在乾隆年間官修的四庫全書中，這種情況就更為嚴重。因此，欲進行易代之際的歷史研究，第一步工作便是對文獻的輯佚與考辨。
易代之際研究的難點之二是歷史跨度過大所造成的認知模糊。無論在歷史研究還是文學研究中，都是按照朝代作為劃分研究時段的標準，但歷史其實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儘管易代可以造成一定的政治格局斷裂與思想觀念變異，但卻不可能形成涇渭分明的朝代之間的界限。於是，許多奇怪的現象在傳統研究領域中產生了：鄧牧一向被作為宋代歷史人物來介紹，但其主要的著作均創作於入元之後，而其思想的活力則主要是由宋元的易代所激發；宋濂與戴良年紀相近，又同出金華學派，但由於政治選擇的差異，宋濂被作為明代的開國文臣之首，戴良則被列入元代遺民的行列；錢謙益本是與袁中道交往頗多的晚明文人，其《有學集》也系明朝作品之結集，但卻被作為清代的重要詩人而入史，後來還被乾隆皇帝列入《貳臣傳》中。如何清除傳統研究對這些跨朝代人物與事件的有意無意的遮蔽，乃是進行易代之際研究的重點之一。因此，變異性、過渡性與矛盾性乃是易代之際研究所必須關注的特點。黃宗羲是明清之際著名的遺民代表，他的確始終堅守了遺民的氣節，但他何以會自身不入仕新朝卻同意其子侄輩參與撰修《明史》，甚至為其出謀劃策。此乃變異性之體現。高啟入明後曾參與撰修《元史》，卻又不願擔任朝廷的正式官職，寧願過閒適自在的隱居生涯。許多人認為他對張士誠政權頗有同情而對朱明政權抱有成見。其實，他既對元朝廷深感失望，也超然於張士誠的割據政權。他是元代士人長期養成的懶散閒放人格的典型體現，他不願介入政治而渴望保持文人的自由與閒適。此乃過渡性之延續。劉基在元代雖然中過進士並擔任官職，卻終因屢遭壓抑而憤然拋棄舊朝而歸於朱明政權。過去人們只看到他為朱元璋出謀劃策並最終在新朝加官晉爵，卻往往忽視其焦慮的心態與哀婉的情愫，他畢竟與舊朝具有千絲萬縷的情感牽扯。此乃矛盾性之糾纏。身處易代之際的士人，被諸方勢力所牽扯，被各種利益所誘惑，被不同價值觀所左右，於是便存在選擇的多種可能性。必然的歷史趨勢與偶然的個人境遇，理性的決斷與一時的衝動，都會導致完全不同的人生選擇與命運結局。因此，理清頭緒紛亂的諸種複雜歷史要素並進行深入的思辨，乃是易代之際研究者所必備的學術素養。
易代之際研究的難點之三是研究者所居立場的準確把握。在面對易代之際的歷史現象時，研究者必然會面對氣節之辨與夷夏之防這兩個無法迴避的問題，而所持立場不同則會具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其中有一種獨特的現象應該引起學者們充分的關注，即凡是以夷代夏的王朝鼎革，拒仕新朝的遺民氣節便會受到更多的肯定；凡是以夏代夷的朝代更替，則順從新朝的士人便易於受到稱讚。前者如文天祥、謝翱、黃宗羲、張煌言等等，後者如劉基、宋濂、陶安等等。同理，元明之際的戴良儘管頗能堅守氣節，卻被後人斥之為“眼小如豆”；明清之際的錢謙益儘管仕清後內心充滿焦慮悔恨並旋即退隱，卻依然被視為有失大節的貳臣。其實，在天崩地解的易代之際，士人的選擇不僅多元而複雜，而且也會對歷史產生方方面面的不同影響。作為一位現代研究人員，他理應採取一種多元的立場與客觀的態度，去對筆下的歷史人物進行同情的理解與評說，而不能先定是非，然後根據自我的好惡去裁定歷史人物。士人的品格氣節固然是衡量人物的一種尺度，但卻並非唯一的尺度，更不能站在漢民族的單一立場去進行品格優劣的評判。其實，在古代也多有人對此採取多元立場以裁量人物。比如元明之際的楊維楨與戴良，儘管均堅持不出仕新朝，但作為明朝重臣的宋濂並沒有因此否定其氣節品格與文學成就，而是為他們撰寫墓碑傳記予以表彰，體現了一位儒者的眼光與胸襟。如果一位現代研究者連宋濂的高度都難以達到，那他就很難在易代之際的歷史研究中取得有深度的學術成果。
張暉《帝國的流亡——南明詩歌與戰亂》是一部研究易代之際歷史與文學的新作，而且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新作。儘管這還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儘管學界已經出版了南明文學研究的專著（如潘承玉《南明文學研究》，中華書局2012年12月出版），但我認為這依然是一部值得關注的著作。從總的方面說，我認為本書對易代之際的研究包含了兩方面的貢獻：歷史敘述的細化與文學研究領域的拓展。其歷史敘述的細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其整體構想。作者專門用《帝國的流亡》來敘述南明政權的種種史實，細緻描繪當時士人為什麼選擇抵抗、如何抵抗以及在抵抗的姿態下所發生的種種境遇。按照作者的構想，本書之後的另一部著作為《帝國的風景》，其內容是“要寫知識人身處不同的位置，或在體制之中，或在體制之外，如何共同述說同一個客觀的對象（山河），如何面對新的江山、新的王朝。”（本書導論）這種細分歷史階段的歷史描述方式，超越了前人明清之際研究、遺民詩歌研究、貳臣文學研究等稍顯籠統的研究格局，從而展現出更為清晰的歷史圖景。二是其獨特的研究視角。說本書歷史敘述趨於細化，並非指其容量巨大與卷帙浩繁，在這方面有按正史體例編撰的錢海岳《南明史》，作者耗時14年，內容120卷，字數近360萬，甚至連許許多多的小人物也都囊括無遺，從史書編撰的角度，這的確是最為細緻的一部南明史。但張暉著作的細緻並不表現在此一方面，他的細緻乃是對於士人精神世界的深入描繪。作者從伴隨南明政權流亡的詩歌文獻入手，去詳細梳理描繪那些士人的思想與情感，內心與行動，理想與絕望的種種複雜世界，並最終建構起他們的挺拔人格與進取精神。誠如作者所說：這些詩歌“是當時人在緊張的戰爭和流亡生活中寫下來的零散篇章，很多未能保存下來，但卻幾乎比任何其他文獻（除了奏摺）都能更真實和更可靠地記載著當時人的思想和情感，毋庸說保存在其間的大量的直接的歷史信息。”（導論）這是從文學角度所進行的歷史敘述，是一種心靈史的敘述，具有獨特的價值與意義。因為正史所關注的，都是對歷史發展造成直接影響的人物與事件，其中官位、身份與歷史大事件起著是否入史的重要作用。本書則從詩歌創作的角度，對那些奔赴行在的詩人的痛苦曲折而又堅忍不拔的過程與心理進行了細緻的解讀，並對其百折不回的精神予以表彰。他們可能身份低下，也可能沒有對當時的歷史起到什麼作用，有許多人甚至最終沒有到達心目中的目的地，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精神的可貴。將這種精神從塵封的歷史中提煉描繪出來，歷史才會恢復其鮮活真實的面貌。
本書對文學研究領域的拓展則表現為對南明詩歌的詩學價值研究。按照作者原來的設計，他在本書下編所要研究的是絕命詩、殉國詩、軍中詩及漂流海上之詩，並將其稱為悲傷的詩學。前人也曾對遺民的絕命詩略有涉及，但那大都是將其視為民族氣節的表達，張暉則將此類詩歌提高到詩學的高度加以總體觀照，實在是開拓出一個新的文學研究領域。正如作者在其殘稿所言：“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向來很少直接探討死亡的問題，正所謂‘未知生，焉知死’也。相關的哲學思考並不深入。關注這批詩歌，重點並不是要落實到詩中所展現出來的關於死亡的思考，而是著眼於不同的詩歌、作者如何藉助詩歌的形式表達對於死亡的思考，如何通過詩歌來抒發、緩解他們對於死亡的焦慮、緊張，在詩歌中如何不同地表述他們對於死亡的思考，以及藉助死亡來抵抗和拒絕接受令人絕望的現實、臨終前是否能充分表達隱藏在忠孝節義等大的道德規範之下的欲望和情感。”毫無疑問，本書對於死亡詩學的探索具有重要的開拓意義，而且就作者目前所提供的書稿內容看，我以為已經論述得相當深入。比如作者對絕命詩的研究，不僅在總體上概括了南明絕命詩的特徵，而且通過劉宗周、瞿式耜和張煌言三人所代表的不同類型的絕命詩的論述，深入剖析了不同階段、不同心境和不同場合他們所各自所展現的心理差異及獨特體貌，同時也歸納出其共同的特徵：“明清易代之際的絕命詩既是個人的，又是時代的，反映的不僅是一個個個體生命在死亡前的猶豫、恐懼和堅定，更是所有殉國士人在易代之際的集體價值和情感趨向。”
毋庸諱言，本書對明清之際士大夫複雜心態的分析以及對於悲傷詩學觀念豐富內涵的論述上都還有待加強，比如張煌言之死，作者將其概括為“死亡的公共性”，認為他的慷慨赴義影響面極大，其絕命詩作具有感動人心的力量和教化人心的作用，這無疑是很準確的。但在這些詩作中，我以為蘊含著更為豐富的內涵，“我今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絕命詩》）該詩所表達的不僅僅是絕望，同時也透露出解脫的快感，畢竟結束自我的生命較之以一人之力支撐已經傾覆的帝國大廈要輕鬆得多。而構成此種快感的，還有兩種更深層的意識：“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甲辰七月十七日被執進定海關》）這是青史垂名的滿足感；“予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 寸丹為重兮七尺為輕。予之浩氣兮化為雷霆，予之精神兮變為日星。尚足留綱常於萬祀兮，垂節義於千齡。”（《放歌》）這是堅守氣節的自豪感。在此，堅守綱常的教化追求與渴望不朽的個體需求、感嘆朝廷傾覆的悲憤絕望與如釋重負的自在解脫，構成了張煌言複雜豐富的詩學內涵與情感傾向，富於張力的審美效果為讀者提供了激盪心靈的獨特體驗。從開闢研究新領域的角度看，我認為作者已經做得足夠出色，他從南明詩人詩作的文獻輯佚做起，然後進行歷史線索的梳理與詩歌屬性的歸類，並提煉出重要的文學命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從而建構起新的歷史敘述與理論研究架構。從研究立場上看，作者的自我人文關懷與客觀的學術探討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他在總的學術目的上，是要描繪那些南明詩人在無限悲哀的失敗和絕望之中仍不倦地追求的偉大精神，但在具體論述中卻並不刻意地拔高對象。我想如果將此種態度擴大到整個明清易代之際的研究，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這是一部富於探索創新的著作。
然而，令我萬分遺憾的是，這又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這種遺憾除了本書自身的殘缺不全外，還牽涉到我與作者張暉一段同樣殘缺不全的情緣。2012年的秋季，《文學遺產》編輯部的張劍轉告我說，張暉很想到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與我合作，做兩年的博士後研究工作，目的是熟悉文人心態與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我曾在幾次古代文學的會議上接觸過張暉，都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認為他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學者，於是就爽快地應允了此事。在今年春節前，我的另一位博士後王洪軍從外地來京，我便請張暉來校一起小聚。飯後我和他談了易代之際文學思想的課題設計思路與他進站後的研究工作構想，他也談了自己近來的研究情況，重點介紹了他正在寫作的書稿，正是這部《帝國的流亡》。我們二人當時談得非常融洽，有了許多學術共識與研究計畫。此次交談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僅對其清晰的思路與開闊的視野感到驚奇，而且對他的為人尤有好感。他不抽菸，不喝酒，沒有任何的不良嗜好，除了學術的話題之外，他往往靜聽別人的高談闊論，自己很少插話。他為人和善謙虛而又絕不輕易附和他人意見，沒有時下一些年輕人善於察言觀色的乖巧習氣，哪怕是面對我這個尚未進站的合作導師時也同樣如此。我想，這是多么優秀的青年學子，將來必有良好的學術前景，而我們的合作也一定會有可喜的成果。從此以後我們又有了多次的電話交談與郵件來往，儼然已經成為學術好友，我也在有條不紊地安排著他的進站事宜。
2013年3月15日，那是一個令我難忘的日子。我當時正在稻香湖景參加一個學科建設會議，突然先後接到《文學評論》編輯部王秀臣和《文學遺產》編輯部張劍的電話，說張暉身患急性白血症住進醫院，而且不到一天時間便溘然病逝。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這樣的殘酷事實。那么優秀的一個青年才俊，有那么多美好的學術構想與人生追求，怎么會頃刻之間就永遠離開了我們？在這個人滿為患的世界裡，有多少貪官污吏整日地禍害百姓，有多少學術騙子天天在蠅營狗苟地剽竊作假，可他們都腦滿腸肥地活得好好的，為什麼上天就如此不公地把張暉給輕易收走了！我本是個性格剛毅的人，很少掉眼淚，但那天晚上我感到肝腸寸斷，失聲痛哭了很久！在3月19日到八寶山參加張暉遺體告別儀式時，我又一次失聲痛哭，為學界痛失這樣的優秀學者感到刻骨銘心的遺憾悲傷！當晚曾私撰一聯以誌哀思：“志同道合，本欲結學海共進之緣；才高命舛，竟然成文壇無窮之憾！”我們本有合作的情緣，但隨著他的病逝，所有的這一切都飄然而去，留下的是無窮無盡的思念……
當張劍將整理後的《帝國的流亡》書稿寄給我並囑我為其做一小序時，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回憶中，張暉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又一一浮現在眼前。我感到，我能為張暉做的，也只有這一點了，為的是一種緣分，一段記憶，一種情感，更是一種無法推卸的責任。於是，便拉拉雜雜寫下了上面的這些文字，是為序。
二○一三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