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晚清的最後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還是被打斷的大國崛起？這個似乎不能算問題的問題，實際上卻是很成問題的問題。庚子年後的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滅前的最後十年，這段歷史讓人眼花繚亂，說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縮影，實不為過。在這段短短的十年間，各派人物、各種觀點，你方唱罷我登場，今天你搞維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說立憲，明天他要革命，這熱熱鬧鬧的一台大戲剛剛開場，還沒有等到各方人物進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發並不是因為清廷專制腐敗到了極點，而恰恰是因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憲的改良措施。這看起來是個悖論卻是近乎殘酷的歷史現實，便是晚清的最後十年，一個在改良、創新與革命中掙扎的混亂年代。
圖書目錄
序
上卷：新政
第一章、 變法失敗，拳民暴起
一、嘩啦啦去上書，轟隆隆搞變法
二、維新變法，說垮就垮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紅燈照
四、慈禧倉皇西逃，帝國威風掃地
第二章、 遲到的清末新政
一、國難當頭家難當，老太后也來搞新政
二、廢科舉波瀾不驚，新教育放之海內
三、機構大調整，晚清走向近代化
四、財政問題難解決，興辦實業是根本
五、清末新政是本難念的經
第三章、 強國先強軍，袁世凱橫空出世
一、不堪一擊，舊軍隊壽終正寢
二、二次轉型，新陸軍呼之欲出
三、亂世奸雄，袁老四如魚得水
四、練軍有方，世凱兄是有兩手
五、大展拳腳，北洋軍初露崢嶸
中卷：立憲
第四章、 五大臣出洋取經
一、未出國門先挨炸，考察憲政很尷尬
二、考察團漂洋出海，各國見聞不一般
三、考察歸來寫總結，再上奏摺求立憲
第五章、 明爭暗鬥，預備立憲遙遙有期
一、廷前相爭，互不相讓
二、責任內閣背後的較量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四、《欽定憲法大綱》與預備立憲路線圖
第六章、 立憲還是革命，這是個問題
一、立憲派與立憲緩行派的爭論
二、革命思潮風雲激盪
三、孫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動
下卷：革命
第七章、 慈禧太后歸去，攝政王載灃上台
一、迷霧重重的光緒和慈禧太后之死
二、小宣統三歲登基，載灃當上攝政王
三、攝政王上任三把火，妙招還是昏招
第八章、 憲政迷局與絕望的革命
一、諮議局與資政院
二、革命黨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三、暗殺風潮，一種絕望的革命
四、憲政的末路：國會大請願與皇族內閣
第九章、 漫天烽火，革命！革命！
一、保路運動不太平
二、武昌樓上風雲起
三、袁世凱再度出山
四、分崩離析半邊天
尾聲：遲到的《十九信條》與清帝退位
參考書目
附錄一、1900年後的晚清大事記
附錄二、晚清政局主要出場人物簡介
後記
序言
有人說，晚清最後十年的核心是“激進與保守”之爭，最後“激進”的革命戰勝了“保守”的立憲，槍桿子逼走了皇帝，中國便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事實上，晚清推行新政後，根本就不存在保守一說，晚清的最後十年與其說是“激進與保守”之爭，倒不如說是“革新與革命”之爭，最後“革命”戰勝了“革新”。
推翻皇帝而沒有改變專制的結構，這種革命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革命。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黨人的“民主共和”觀念固然是很浪漫主義的，但在當時只有審美價值而沒有現實價值。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在於趕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敗筆也在於此，因為它的目的本應是推翻專制結構，但卻將革命的矛頭集中指向了滿人皇帝。
至少十九世紀的上半葉中，中國是個需要皇帝的國度。究竟是“革命”的效果好，還是“革新”的結果，這都需要時間去考驗，一時半會恐怕難以蓋棺論定。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一個王朝，趕走一個皇帝，也不一定就是件好事。至少從晚清的最後十年看來，我們對革命的喝彩聲來得有點蒼白，又未免有點尷尬。
歷史的很多時候，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一味的追求盡善盡美，得到的從來就是殘缺的美---可殘缺又算哪門子美呢。對此，魯迅先生曾深有感觸的說，辛亥革命後，“我們便到街上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了他們的奴隸了。”
作為曾經的先進代表而後又落後於時代的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曾說，“革命不是最佳途徑，共和政體也不是唯一的選擇結果。當前應該以‘唯一正當之手段，唯一正當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憲制”。他們認為，帝制時期的國民“毫無政治智識，毫無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為何物，不知當要求為何事”，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終也不過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滾上一滾”。但革命黨人並不怎么認為，他們斷論：“只要是中國國民，必然有共和國民之資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的說，“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很可惜的是，革命也未必是濟世良方。辛亥革命一聲炮響，給多災多難的中國送來了三民主義，但革命之後的中國，問題依舊是層出不窮，那些花樣不斷翻新的一個又一個主義，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繡花枕頭，最終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章太炎從革命家到國學大師的回歸，或許能說明一點問題。
張朋園先生曾引美國學者的觀點說，“一個革命運動的發生，不在專制統治的敗壞或者壓迫到了極點的時候，而反是統治者措意改善，壓迫已經減輕、政治趨向開明之後”。此所謂，“高壓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構成不滿；痛苦愈是加深，愈無反抗的餘地”。
這個判斷形容晚清的最後十年可謂十分貼切。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發並不是因為清廷專制腐敗到了極點，而恰恰是因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憲的改良措施。這看起來是個悖論，卻是近乎殘酷的歷史真實。那清廷為什麼要推行新政和立憲呢，難道是頭腦一時的糊塗？
大多數人認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憲，不過是為了拖延時間，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說，“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礎永久確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消滅，候調查結局後，若果無妨礙，則必決意實行”。但是，孽種一旦誕生便自行滋長，新政和立憲措施施行後，民眾的政治參與便如洪水般無法阻擋，其目標和結果決不是設計者所能完全控制的。
這最終的結果便導致了一個兩難困境。新政啟動之後，清廷既無力阻止變革的運行和深化，又無法有效應對變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矛盾，但要試圖回歸到傳統的統治秩序中去的話，那更是自尋死路。如此一來，清廷既沒有勇氣繼續推行憲政，又無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憲的結果反而是引火燒身後的雙重煎熬，最終被由變革引發的各種合力所推翻。這種結果，不僅僅是清廷難以解開的死結，也是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夢。
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與改良》中提出，“現代化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歷史過程，現代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已充分證明，如果沒有一個穩定和諧的內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無濟於事。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穩定並不是單單是政府的責任，全體社會成員不僅應建立起社會的共識，而且要有一個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犧牲的勇氣。”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國民素質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識更是無從談起。與此相對應的是，反是四種對立格外醒目，這便是滿漢的對立、漸進與激進的對立、保守與進步的對立及革命與改良的對立。對立壓倒共識，改革的艱難可想而知。
事實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數國人未必反對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滿人做皇帝。按錢穆先生的說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種私心的政治，因為皇帝背後有全部滿洲人撐腰。但清朝建國兩百多年後，作為統治集團的滿族貴族，他們不但不是全體國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連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他們總是自覺不自覺的將他們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滿族貴族的利益說成是全體滿族人的利益，並把自己打扮成全體國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喪權辱國面前，這種代表往往意味著國民的恥辱，更加激發了漢人的不滿情緒。這大概就是滿人的原罪了。
也許由此可以推論，假如當時是漢人做皇帝，循序漸進的推行到英國虛君式的君主立憲制，或者還有成功的可能---當然，歷史是不容假設的。如果我們拋開民族的特性問題來看晚清最後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話，倒也不失為一種制度上的革命。事實上，革命並非是社會政治變遷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權威的合法性為基礎，充分運用其現有的行政組織手段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並最終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話，整個國家、社會和國民都將付出更小的成本。
但1908年11月光緒與慈禧太后的去世，使得清廷的權威出現了真空。攝政王載灃的上台更是讓當時的政治局勢迅速走向兩極化，而載灃本人又嚴重缺乏駕馭大局的能力和見識。本來前幾年新政和立憲措施已經吊起了社會民眾特別是士紳階層的胃口，各種參政機構如諮議局、資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機構也已經建立，而攝政王載灃為代表的皇族親貴卻在失去權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執，其“皇族內閣”傑作更是把立憲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絕路。正所謂，庸奴誤國，荼毒蒼生。
被推上絕路的不僅僅是清廷和皇族親貴，還包括那些為推進憲政而努力的立憲派。雖然立憲派曾占儘先機，風光一時，並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但最終也只是曇花一現。隨後，立憲派更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聲中淪為配角甚至所謂的“反動派”了。最終的結果是，偏師戰勝了主流，革命戰勝立憲。革命在推翻皇權的同時，也破壞了傳統的權威，而一旦權威被破，建立一個新的權威必須要付出相應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為手段。可嘆的是，當革命成為社會共識的時候，這帶來的往往是一種災難---一個民族，如果學不會適當的妥協和有風度的對抗，那它只能在專制中沉淪。
固然，革命黨人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定會推動社會的進步。嚴復曾稱革命後的時期是“舊者已亡，新者未立”，這種制度的混亂和失范，給國家、社會和國民，帶來的何嘗不是一種更大的傷害，這在後來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在國人自古以來的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條件下，強行實行民主政治，其結果不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且極容易地破壞了民主的名聲和信譽。任何企圖以觀念的變化和政治體制的改變來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其用意雖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實現。這就象推翻了一個皇帝便以為革命成功一樣， 如果體制結構和國民的觀念結構不變，那也只是趕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沒有趕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著獨裁專製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過是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國要脫去那沉積千年的厚重外殼，其痛苦的嬗變何嘗不是一種死去活來的煎熬。客觀的說，清末新政和立憲本已經打開了結束舊體制、開創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這種趨勢走下去的話，中國沿襲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將發生結構性變化。這種大轉型，無疑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但歷史終究是歷史，它未必會符合人們的美好願望。反對派的百般阻撓、清廷的矛盾猶豫和革命的風起雲湧，終於讓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轟然倒塌，隨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經帶來希望的憲政改革。
歷史是容易被遺忘的，如今的人們早已忘記了那些曾經為這個古老國家的轉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們，只因為他們沒有成功的推行憲政，也未曾在歷史上留下濃重的色彩。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個飄落的憲政夢一樣，都最終湮滅在滾滾的歷史浪潮之中。
後記
在辛亥革命的前夕，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里循曾這樣描繪當時的北京：“到處都在鋪石子路，街道也用電燈照明，電話暢通，郵局每天投遞八次信件，巡警們簡直叫人讚揚不盡。自來水供應良好，我敢斷定不需要多久這裡的人們即將能乘上電車。無論走到哪裡，都有財富在增長的跡象映入眼帘。興修鐵路取得真正的進展，無論哪裡修築起一條鐵路，那鐵路穿過的省份就會得到難以置信的好處。”
而在革命後，《泰晤士報》又發表了一篇政治評論說：“革命的最後階段是否達到目的，這是未來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國情況的人不能不懷疑，在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國家裡，自從最遙遠的歷史早期以來，皇帝就象神一樣統治著他們。在這樣的國家裡，是否能夠突然用一個與東方概念和傳統格格不入的共和國政府形式來取代君主政體呢？”
很奇怪的是，外國人對清末的觀察和對革命的擔憂似乎和我們的主流描述大不相同，而莫里循所描繪的景象很快便被革命打破了。在國人的印象中，晚清的最後歲月大都是極為的不堪和破敗，至少在當年革命志士們留下的文字里，我們看到的多是痛苦、彷徨、恐懼和失望。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啊，在國人的印象中，晚清的最後十年何以會如此的模糊和矛盾呢？
或許，這就是筆者要寫這本小書的原因了。和以前的作品一樣，本書也堅持用一種溫和的、人性的平民化史觀，儘可能客觀的去理解和描述那個時代。筆者曾用“西門送客”的筆名出版了上一部作品《歷史的轉彎處：晚清帝國回憶錄》，那本書的起點是鴉片戰爭，結尾是庚子年，而這本小書正好承接前一本，主要圍繞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立憲和革命三個主要內容進行討論。限於筆者的學識有限，文中如有不當之處，還請讀者多為擔待。
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編輯萬哲老師，在筆者的上一部作品《歷史的轉彎處：晚清帝國回憶錄》尚未出版時，萬老師便向筆者約定此稿，足見對筆者寫作風格的認同和厚愛。另外，我還要感謝天涯社區煮酒論史、凱迪社區貓眼看人、起點中文網、新浪讀書、搜狐社區、和訊部落格、天涯部落格和新浪部落格等網站社區，正因為網路世界的存在，筆者的作品才擁有了眾多的讀者，並成功的走向市場。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妻子朱瑞霞女士，在我的寫作時期，她給了我最大的支持。金滿樓於上海 200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