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巴蜀青銅器，以其神秘奇異、製作精美的獨特藝術魅力和地方特色聞名於世。早期的巴蜀青銅器以廣漢三星堆、新繁水觀音及彭縣竹瓦街等地出土的文物為代表。如廣漢三星堆兩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各類文物就達千餘件，其中有中國目前形體最大的青銅雕像群，最大的青銅立人像連座高達260厘米以上，該像頭戴高冠，身著華麗的“燕尾服”，濃眉大眼，尖耳寬唇，雙手握成圓桶狀，赤足而立；高達380餘厘米的青銅神樹，枝幹挺拔，樹上碩果纍纍，並裝飾有各種奇特的飛禽走獸及鈴、牌、瑗等飾件，基座上還有跪著的人像，已具有早期“搖錢樹”的雛形。而現藏於四川省博物館的幾件青銅大銅罍，更是閃現巴蜀青銅文化特有的神秘光輝，這些在1980年彭縣竹瓦街就出土的青銅器，計有罍、尊、觶、戈、鉞、矛、錛等，鑄造精巧，紋飾華美，件件堪稱國之重寶。
特點
巴蜀青銅器巴蜀青銅器最富於特徵而且發展最普遍的是多種多樣的青銅鋒刃器， 包括兵器和工具。兵器的出土地東起奉節、涪陵，西至峨眉、峨邊,北起廣元、綿竹,南至犍為，而以成都附近各縣出土較多，主要包括柳葉形劍、圓刃鉞、直筩有系環的矛和多種形式的戈,均有一定特色。
另外,巴蜀青銅器上多有特殊文字的銘文，也是一大特徵。從所出的中原器物以及一些帶有部分中原風格的器物來看，巴蜀青銅器在時代上似乎有很大的跨度，但仔細分析並非如此，如四川彭縣竹瓦街窖藏中出有典型的西周獸面紋罍、冏紋罍、尊和鑄銘的觶及各式戈等,其中矛和戟的形制和紋飾是戰國時期的；又如出土頻繁的戈，從中原形制標準看時代似乎可從商周之際到戰國，但有些商周式獸面紋戈上有銀白色金屬斑紋，商和西周絕無此種技術，必然是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巴蜀地區精緻的仿鑄品。發現的墓葬都是東周時代的，因此少數商周器物並不能作為斷代依據,而應以所出的時代較晚的器物為標準;巴蜀古式兵器也因其具有東周時期的鑄造工藝而表明它們是巴蜀人慕古仿古的產物，因而巴蜀青銅器的時代主要是屬於東周後期的。
銅劍巴蜀青銅器自身還呈現出一定的地域差別：川東和川北所出巴蜀青銅器形制基本一致，成都平原則有所不同。例如柳葉形劍，川東和川北的劍身較寬，中脊兩側往往有血槽，表面又有鑄造時形成的斑痕，並鑄出手心、花蒂、虎、鳥等形狀的符號；成都附近的劍身窄厚，沒有血槽和斑痕，大都不鑄符號。又如銅戈，在流行長鬍三穿中原式的同時，成都附近又常發現一種形制特殊的戈，援的上下兩側都有短胡，而川東的巴縣冬筍壩則出土圭形援直內戈，同樣形制的戈又曾在與巴相鄰的楚地(湖北荊門)發現。至於空首折腰鉞,主要發現於川東和川北。巴蜀兵器的這種地區差別，可能和巴蜀兩族的分布有關。巴蜀地區還出有一些與鄰近諸侯國風格相近的青銅器，例如新都九聯墩大墓所出的禮器形制，紋飾多與楚器相似，此墓及成都百花潭中學10號墓出土的鍪、釜等器物也常見於秦墓。總之，巴蜀青銅器對於認識巴蜀文化及其與中原文化和鄰近楚、秦文化之間的區別和聯繫具有很大幫助。
鑄造工藝
在青銅器鑄造工藝方面，古蜀人主要採用的了兩類方法：一是渾鑄法，即多范合鑄，一次成型；二是分鑄法，對大型銅像和器物採用分步澆鑄成型；這兩類技術的掌握和運用都達到了非常嫻熟的程度。此外，熱補、焊接等技術也有運用。這些鑄造技術的運用過程中，匠心獨到，如，在處理范的合模時，常巧妙地將兩范合縫處留在扉棱的中部，這樣既遮蓋了合范時出現的縫隙問題，又增添了器物的美觀，這種紋飾的製作處理，是非常高明的，展示出很好的藝術效果。
藏品
西周牛紋銅罍現藏於四川省博物館的西周時期的人面牛紋大銅罍，通高79厘米，腹徑41厘米，（見圖）。罍蓋的頂端浮雕成四面人形面容，造型飾紋猶如頭上戴冠的人面，與廣漢三星堆青銅大立人的頭飾有幾分相象，使人猜測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淵源關係。蓋身反時針飾前蹄下跪側面同向的四個牛紋，罍雙耳為圓雕牛頭形，而牛身一分為二飾於肩兩側，兩牛尾之間再飾一牛頭，腹下另飾一小牛頭形耳。所有的牛紋都採用比較寫實的圓雕或高浮雕塑造；值得一提的是，從牛角等造型特點看，所飾之牛，都有一對彎曲的牛角，當為四川地區耕田的水牛形象。由於該罍裝飾的牛紋較多，因而也有人將該罍稱作牛紋罍的。全器除主圖外，沒有再飾其他紋飾，器身素潔，翠綠亮潤，如翠玉一般，是古玩界常說的典型“綠漆古”。整件器物製作精美，簡潔大氣，不愧是巴蜀青銅器的代表，國之重器。
在2008北京奧運期間，首都博物館裡舉行的大型文物展《長江文明展》上，該銅罍在顯要位置上單獨陳列，大放異彩，向中外遊客傳遞出遠古神秘的巴蜀王國和燦爛的巴蜀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