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1895年7月12日—1983年7月1日），美國哲學家、建築師及發明家 。 他發明的格線穹頂，一種由四面體框架（三面加底座的金字塔形）構成的自我支撐的半球體，被認為是自拱門誕生以來最偉大的建築發明。富勒的設計基於一種他創造的被稱之為“力量協同幾何”的數學體系，他認為三角形是自然界的基本建築單元。作為最經濟和最具適用性的建築形式之一，格線穹頂被運用於體育館、工廠、溫室和陳列室。傑出的例子有蒙特婁1967年博覽會的美國廳和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人工氣候室。
富勒出生於麻薩諸塞的密爾頓。曾在哈佛大學短暫就讀，一戰期間加入美國海軍。從美國海軍學院畢業後，他從事過各種工作，並開始創立自己的理論。1927年，富勒以節能多功能房屋首次引起人們的注意，它是一種通過從中央主桿上延伸出的纜線懸掛的預製房屋。
富勒建立了幾家製造公司，但都不成功，直至20世紀五十年代基於他的設計的許多格線結構建成。1959－1970年間，他是南伊利諾依大學的設計學教授，1972年他成為費城大學城科研中心的成員。
富勒的著作有：《月亮九鏈》（Nine·Chains·to·the·Moon）（1938年）、《思想與整合》（Ideas·and·Integrities）（1963年）、《地球號太空船操作手冊》（1969年）、《烏托邦或湮滅》（1969年）、《直覺》（1972年）、《巨人之現金搶劫》（1983年）。《協同：幾何思維探索》（1975年）是與E·J·愛普爾懷特合著的。
富勒留下來的財富
富勒，戴馬克松房屋模型，第三版，1929，綜合媒質 攝影：富勒地產前言
理察·巴克明斯特·富勒（R.BuckminsterFuller）自稱“富有遠見的全能設計科學家”，他的目光總是堅定地放在未來——如今，距離他去世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我們身處的現在就是他眼裡的未來。我們的現在，正如建築史學家SeanKeller在他對富勒職業生涯的回顧中寫道的，跟富勒原來的構想並不完全一樣，但在這樣一個油價飛漲，全球變暖趨勢加劇，地緣政治形勢緊張的今天，他的預言——如果不說他的所有設計方案——顯得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機敏。發明家，建築師，工程師，生態學家——富勒的多重身份給我們留下了一份巨大的遺產。在富勒回顧展正在進行之際，本期的Artforum將為您細述他的生平和成就。除Kelly的文章以外，建築師ThomMayne，藝術家FritzHaeg以及建築批評家MichaelWang,KevinPratt,HeleneFurjÁn分別就富勒對建築學、生物學等多個領域的影響作出了各具特色的評價。
導航系統
現在的人出門很少走海路。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世界和巴克明斯特·富勒的世界隔著那么一段特定的距離。因為，儘管富勒一生一直在不斷預測未來，而且經常預測得很準；儘管按年代順序算，我們如今身處的這個時代就是他眼裡的未來，但是今天我們的生活既不同於富勒當時的世界，也不是他想像中的任何一個未來。航海，富勒持久又多產的創造生涯里最關鍵的參照物，已經退出我們的共同體驗。飛機取代了輪船。雖然富勒也經常飛行，可謂開當時之先河，但在如今這種無聊又煩人的二流空中旅行里他是絕不可能找到任何靈感的。富勒在海上航行中看到了一個牢固可靠、秩序井然的技術之神，這個萬能的神可以帶著人類穿越原始自然和原始資本主義的混亂，但今天我們在空中航行上能夠享用的只有除凍的無聊麻煩以及一品脫的旅行用化妝包。
鑒於富勒常常給人一種引導了二十世紀本身流向（或者至少是二十世紀比較樂觀的美國版本）的印象，他與我們之間的距離就成為一項重要標準，可以用來衡量我們與那個迅速遠去的時代之間的區隔。K.MichaelHays和DanaMiller策劃的這場迷人的展覽“巴克明斯特·富勒：從宇宙開始”於今年夏天在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開幕，並將在明年三月巡展至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這場展覽為我們提供了自富勒去世以來評價其人其時的最好機會。畫冊內容頗具深度，再加上一次研討會和LarsMüller出版社重印的三本富勒文集，惠特尼博物館的這次展覽充分證明我們今天需要對富勒其人進行思考。關鍵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此人？
富勒出生於一個古老的新英格蘭家庭，身體強壯，但天生視力極差，姑婆瑪格麗特是個超驗主義者。曾兩次被趕出哈佛校門的富勒似乎在海上找到了自我。他是一個終生獻給航海的水手，曾做過海軍指揮官和無線電報員。富勒家族在距離緬因州海岸不遠處的漢克印第安海灣擁有一座小島，他的永久居所就在島上。他後來開始相信，數學、科學、經濟學和政治學都出自海員或者他所謂的“偉大的海盜”之手。所有新觀念都來自海上的“不法區域”，那裡遠離陸地社會壓抑人性的各種習俗。然而，如果說偉大的海盜代表了自由的思想和行動，在富勒看來，這些強盜中間也存在紀律和榮譽。北佬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Melville）將輪船視為載滿貪婪、欲望、喜劇、迷信和傲慢的滾桶，富勒在船上看到的卻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理想社會，每個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明確而且必要——技術紀律主導下的自足體系。
富勒，4D塔：間隔一米，1928，紙上影印水彩離開海軍後，他曾一度迷失自我。1919年，富勒隨同阿爾伯特·格里夫斯司令到巴黎簽署《凡爾賽條約》，回國後從海軍退役，進入了他人生中唯一的黑暗期。三歲的女兒死於小兒麻痹症；試圖闖入商界的努力失敗；他開始酗酒，甚至想過自殺。在寫給退伍海軍軍官文森特·阿斯特（VincentAstor）的一封言辭諂媚的信里，富勒通篇都在談自己有多討厭“商界混亂無序、紛繁蕪雜的細枝末節……那些又凶又蠢的封建領導”以及“長篇累牘的廢話……那么多廢話只為掩蓋一個事實：與海軍的紀律和效率相比，商界簡直毫無秩序可言。”但1927年，富勒站在密西根湖湖邊，突然腦子裡靈光一閃，這個突如其來的想法拯救了他整個人生：他絕不會讓自己被陸地居民非理性的傳統習慣打垮，相反，他將致力於按海上生活的樣子重塑陸地生活。
富勒下定決心後，接下來的五十年內，各種設計、實驗、講座、文字和無休無止的活動便從未間斷過。首先，他對陸地生活最重要的圖騰——房屋進行了顛覆性的改造。富勒讀了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邁向新建築》（Versunearchitecture,1923）的英譯本後深受啟發，畫出了一系列可愛而稚嫩的草圖，把地球描繪成一個“海洋世界城”，外面包裹著一層“空氣海洋”，飛機和飛艇逡巡其中。在這片大氣之海中佇立的是一座座新型住宅建築，這種建築集燈塔、電力塔、飛艇塔和高桅帆船桅樓的特點於一身。1928年四月，富勒已經基本完成了這種新型單戶住宅的設計，並向美國專利局申請了專利。不久，他將這種建築冠以“戴馬克松房屋”（DymaxionHouse）的名稱進行推廣。Daymaxion由“活動”（dynamic）、“高效”（maximum）和“離子”（ion）三個詞拼接而成，是1929年廣告人WaldoWarren為富勒房屋在芝加哥馬歇爾·菲爾德百貨商場的展覽創造的名字。“戴馬克松房屋”參加了很多展覽，得到媒體的大量報導（儘管有時是作為嘲笑對象），富勒的名字第一次進入公眾視線。這種新生建築是對傳統房屋所有特徵的徹底顛覆。它的地板是六邊形的，懸掛在張拉索（tensionedcable）組成的格線上，由一中央動力柱支撐。在較早的版本里，地板不是實心的，而是充氣式的人造革薄膜。包圍房屋主體的也不是牆壁，而是張力更大的張拉索格線，格線表面覆蓋絕緣的雙層透明材料。浴室、廚房、通訊設備所需能量都將通過標準插口由中央動力柱統一供應。整個房屋能在短時間內大量生產並通過空運或陸路投放世界各地使用，組裝起來也非常快捷（過去所謂的“建造”一詞將不再適用）。建築師也不再以單獨的個體作為目標客戶，而慢慢轉向類似工業設計師一樣的角色，其作品的廣泛傳播將大大提高建築師本人的影響力。
AnneHewlettFuller,4D塔，透視圖，ca,1928,水粉畫富勒推出戴馬克松房屋的同時，勒·柯布西耶正在完成他早期建築生涯的巔峰之作——巴黎近郊普瓦希的薩伏瓦別墅(VillaSavoye)。而在這兩座建築之間，橫亘著二十世紀建築最重要的斷層線。1960年，雷納爾·班漢姆（ReynerBanham）完成了他的著名論文《第一機器時代的理論與設計》（TheoryandDesignintheFirstMachineAge）。這篇論文與其說是在導師尼古拉斯·佩夫斯納（NikolausPevsner）的指導下完成，不如說在某種程度上是班漢姆對恩師理論的一種反對。他在文中這樣描述富勒與柯布西耶之間的對立：勒·柯布西耶代表了一種保守的前衛形式主義，將技術進步融入西方建築的歷史軀殼，並通過建築形式的轉換象徵性地對這些進步做出解讀；而富勒與此相反，他大膽地直接運用新技術，拋棄了所有歷史或形式的既成概念，因此也就能毫不畏懼地邁入超越建築本身局限的全新領域。
對班漢姆及其六十年代的追隨者來說，這一對立的政治意味也非常清楚：勒·柯布西耶代表了自我公開的“秩序回歸”，而富勒探尋的則是如何徹底改造社會，以更好地維護個人自由。所以，儘管勒·柯布西耶的薩伏瓦別墅也是對傳統房屋的徹底顛覆，但那是一種從建築內部進行的顛覆，其目的顯然是避免在建築領域以外發生更廣泛的文化革命。對於勒·柯布西耶著名的最後通牒“建築或革命”（ArchitectureorRevolution），富勒的選擇似乎是後者；但他背後滴答作響的技術之神又讓這一激進目標的配價顯得模糊不清：儘管富勒支持權力分散（身體的、職業的、政治的），但他尋求的仍然是一種“秩序回歸”，只不過實現途徑是技術而非形式。
戴馬克松汽車，富勒設計，華盛頓國會大廈前，1934年7月20日勒·柯布西耶也很喜歡船。他在建築實踐中多次利用船做模型，從薩伏瓦別墅延長的跳板和水平孔徑，到戰後馬賽公寓大樓的混凝土陸上航船均是如此。但富勒是用一名船長或無線電報員的眼光看待船，船在他的眼裡是一種用來完成任務的設備；而勒·柯布西耶則是站在乘客角度理解船，船在他的眼裡是一種環境，一系列形式，一種生活方式。班漢姆及其六十年代的追隨者認為富勒對航海技術有真正深入的了解，而勒·柯布西耶——曾經的畫家——的解讀則僅僅流於表面。然而，富勒後期作品裡的那種幾近荒唐的過度理性主義充分證明了班漢姆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的判斷是錯誤的。建築師要做的遠不止單純地“與技術同步”，既然房屋的功能更像船艙而非機房，勒·柯布西耶“流於表面”的理解可能比富勒的“深入”洞見更富啟發性。慶幸的是，目前陸上生活還不需要海上航行的技術準則。
繼戴馬克松房屋之後，富勒於1933年又推出了戴馬克松汽車——實質上是一艘陸上駕駛的船。這種車一共三個車輪，兩輪在前，一輪在後，控制方向的就是後面這個單獨的“舵”輪，引擎後置，後視鏡也被做成潛望鏡的樣子。雖然富勒一如既往地對這種新式汽車的技術優越性大加讚賞，但是把水上交通工具的概念搬到陸地從根本上說是行不通的，所以最後也只有三輛概念車正式出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政府對預製裝配式房屋的興趣與日俱增，富勒藉此機會開發了兩種新模型：1941年的“戴馬克松部署單元”（DymaxionDeploymentUnit）——一種改裝的金屬糧倉——以及四年後的精簡版“戴馬克松住宅機器”（DymaxionDwellingMachine，也叫威奇塔屋）。後者本來計畫放到比奇飛機製造公司的一家經過改造的工廠生產，但金屬材質的房屋銷路一直不好。和其他戰後房屋建造實驗一樣，富勒的成果也很快被人們遺忘。（最後，還是列維特公司把流水線作業原則延伸運用到建築工地本身的做法告訴我們如何才能成功地在美國大規模複製房屋——以及郊區失常現象。）
富勒，Wichita房屋，1945，Wichita,KS很多人的職業生涯在二戰結束後都走上了一個全新的方向，富勒也不例外。儘管製造預製裝配式房屋的實驗暫告一段落，一項規模更大的新工作展現在他面前，而且這項工作將占據他餘生的大部分時間。和所有深愛航海事業的海員一樣，富勒一直對地圖和航海路線圖非常感興趣；經過戰爭的洗禮，加上擔任《財富》雜誌技術顧問的經歷，富勒開始了一項全新的努力：“全面”描繪並展現這個世界。作為這種圖形表現方式的基礎，富勒開發了一種新穎的製圖投影系統，也被人稱為“戴馬克松地圖”（DymaxionMap）。該系統把球面地勢轉換成一系列平面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幾何元素。所有地圖在繪製的時候都需要對原來的地形做一定扭曲，但富勒通過將地形圖投射到若干幾何元素而非單個的矩形平面上，有效地控制了繪製時產生的扭曲，使地圖上陸地的大小能夠與現實保持較為準確的比例。因為這些幾何元素可以重新排列，我們也就能用無數種不同方式“剝開”地球。1943年，《生活》雜誌（Life）的一篇文章是這樣解釋的：“任何國家都有可能成為中心，同時圖像分拆的方式還會間接顯示出影響該國戰略和野心的地理考量。”為了證明這個論點，隨刊插頁還展示了戴馬克松地圖的幾種重組方法，分別叫做“北極布局圖”、“大英帝國”和“日本帝國”，另外還有一幅圖專門用來說明希特勒為歐亞腹地構想的“心臟地帶”概念。顯然，險灘惡水還在前面呢。
格線球頂——富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將戴馬克松地圖直接發展成為結構體系的產物。後來，富勒的形象與格線球頂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1964年，《時代》周刊封面乾脆把富勒的臉做成了格線球頂結構。（1985年，C60分子被發現後，因為構造酷似格線球頂，甚至被命名為“富勒烯”。）四十年代末，推廣威奇塔屋的嘗試失敗後，富勒花了幾年時間做純粹的幾何學研究，最終開發出了戴馬克松地圖。這一時期，富勒與約翰·凱奇、莫斯·康寧漢（MerceCunningham）、阿爾伯斯夫婦（JosefandAnniAlbers）一起在北卡羅萊納州的黑山學院（BlackMountainCollege）任教。這項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格線狀的球體和穹頂（半球）：頂點覆蓋球體大圓的多面體。儘管看上去很規則，幾乎連最簡單的格線球面都是由不同長度的幾何元素以一種極為複雜的方式結合而成的，所有三角形表面之間都有細微的差異。所以，雖然圖像意味很重，但格線球頂實際上並不是一種形狀，它是一種策略，一種對球面進行三角測量的方法。
在推出一系列規模稍小的模型後，1950年十二月，富勒監督建造了他的首座大型格線球頂建築。（實際上，富勒並不是第一個建造格線球頂的人——早在1923年，德國工程師WaltherBauersfeld就為蔡司公司在德國耶拿修建了一座同樣結構的天文館。）事實證明，格線結構非常牢固而且輕便。通過在一些非常規建築中推廣格線球頂，富勒最終取得了技術和財政上的成功。這些建築包括：火車維修用的棚屋，直升飛機的攜帶型停放棚（輕便到可以被直升飛機帶著走），北極圈遠距預警防線的雷達站，以及展覽空間——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967年蒙特婁世界博覽會上的美國館。該館是富勒和ShojiSadao為美國新聞署設計的一座直徑為250英尺的四分之三球形建築，外表面覆蓋著一層透明的亞克力板。再加上一段單軌鐵路以及館內層次豐富的展覽（展覽內容包括手工藝品、太空艙、當代藝術和好萊塢偶像），這座建築絕對代表了美國世紀的一個獨一無二的時刻。
然而，富勒的初衷並不是為冷戰宣傳機器加油，而是要將其超越。自戴馬克松地圖之後，他一直在努力開發一種記錄全球資源和需求的新式“地圖”。他和一群英美學生以及藝術家約翰·麥克海爾（JohnMcHale）一起嘗試製作了很多不同的“地球觀測儀”或“微型地球”：電腦控制的小燈泡覆蓋著格線球體，可以展示地理數據並對全球各種發展潮流做出動態模擬。富勒和麥克海爾對1967年世博會的最初構想是建造一個巨大的地球觀測儀，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一套互動模擬設備，他們將其稱作“世界遊戲”（顯然是在反駁那些年籠罩在每個人頭上的戰爭遊戲陰影）。富勒想出了這么一個絕妙的主意：一個直徑100英尺的活動顯示地球儀，作為戴馬克松地圖策略的延續，該地球儀可以周期性地變成一個二十面體，然後在館內地板上展開成為世界遊戲的一張平面棋盤。“遊戲的目標，”富勒解釋說，“就是尋找一種方法，讓人類家庭每個成員都可以完整地享有地球，同時不必互相干擾或欺壓。”富勒曾經在他位於伊利諾斯州卡本岱爾的基地收集了大量有關世界資源的資料。場館下面的電腦會根據這個綜合資料庫控制模擬設備運作。先不管這個想法是否切實可行，它首先就不是贊助機構想要的東西，結果原計畫被一砍再砍，最後只剩下一個巨大的格線球面外殼——其結構上的大膽創新充分體現了美國在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諷刺的是，戴馬克松地圖最終還是出現在美國館內，但是在賈斯珀·瓊斯的畫上[賈氏的地圖畫系列之一，原型是巴克明斯特·富勒的戴馬克松空中海洋世界]，1967–71。）
富勒和Sadao為1967年世博會設計的美國館，蒙特婁。 攝影：BognárTibor/Corbis,1998雖然在政治上，世博會格線穹頂的目標是打敗蘇聯館，但從形式上看，它的競爭對手是FreiOtto和RolfGutbrod為西德設計的不規則懸掛式建築。兩相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富勒的設計之所以能成為標誌性建築，並不是因為其核心內容與愛國宣傳工作有緊密聯繫，而是因為格線穹頂的形式表現出了一種外太空式的清晰度。這一點在那些圓錐形的再入太空飛行器（reentryvehicles）及其球形降落傘上再次得到回應，也是美國贏得太空競賽的有力武器。富勒和Sadao在“浮雲結構計畫”（九號雲）中構想的球形空中城市已經暴露出格線邏輯中存在荒誕而恐怖的局限性。兩人在1960年左右提出了該構想，其本質說穿了就是地球上的小型宇宙飛船。同時，格線球頂的高度抽象還產生了一個重要的時間效果：它幾乎獨立於整個建築史之外，既沒有參照任何過去的形式，由於其嚴格的幾何構造，也無法接受未來任何形式上的發展。這種孤立不僅為格線穹頂罩上了一層烏托邦色彩，更去除了它內部的時間性——科幻故事人物的核心特質之一（儘管科幻小說表面上是關於未來的故事，但那是一個沒有任何未來可言的未來，一種獨立於歷史以外的狀態）。
脫離了建築史的格線球頂是六十年代驚濤駭浪里漂流的一個能指（它的多重含義在FelicityScott的新書《建築或技術烏托邦》[2007]里得到了深入描述）。融入家庭生活的小型球頂尤其如此。1960年，富勒在卡本岱爾為自己建造了一座“圓頂屋”，室內陳設非常謹慎：五十年代的家具，紮實的老式設計品，和一系列“原始”雕像——沒有一體化浴室，也沒有充氣家具，一切都保持了傳統新英格蘭家族克制低調、講求實際的良好品味。五年後，穹頂成了科羅拉多州“空降城”（DropCity）的首選建築形式；很快——主要通過《全球概覽》（WholeEarthCatalogue）和其他另類雜誌——格線球頂變成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反主流文化的象徵。許多人認為，這種便宜又結實的球頂拋棄了“方形”[1]（按字面意思理解）結構，鼓勵並反映了那些主流以外的世界觀。
接著，球頂開始漏水了。這種格線狀幾何結構從測繪工具到實際住宅的轉化充分證明：作為一名設計師，富勒是失敗的。格線穹頂用來圍住一定體積的空間也許非常高效而且穩固，但建造起來卻很費事，形狀各不相同的組件排列一定要非常精確。另外，它還忽略了設計建築物時必須注意的幾大基本因素：重力、天氣和人體的需要。儘管富勒一再鼓吹穹頂的高效能，但實際上，人們很快就開始抱怨裡面的空間沒法用，入口很奇怪，縫合處漏水等問題（精準可不是那些循世者們看重的品質）。沒多久，就連早期的支持者都開始批評球頂結構。富勒欣賞製造精良的航船，但格線球頂與此不同，它是完全抽象的，似乎專為沒有重量的空白空間而設計。以製圖學裡純粹的幾何問題為出發點而研發的球頂結構丟掉了富勒在戴馬克松房屋時期的人本感。
然而，富勒與反主流文化圈之間這種互惠互利的關係在一段時間內被人們認為是當時最詭異的聯盟之一。六十年代，高科技“巴克叔叔”和嬉皮小孩兒結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類似父子關係的人性本能。總是處於圈外的富勒為世間萬物提供了一套綿延不絕的理論，保證所有這一切——資本主義晚期的整個後工業化世界——都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我們一旦理解它以後，就可以對其進行改造。雖然富勒想把世界變成一艘紀律嚴明，全面技術化的遠洋輪船，但非主流文化圈對他理論的興趣卻絲毫不減（或者也許他們的技術-政治並沒有我們想的那么反主流：《全球概覽》的很多作者和編輯後來都成了《連線》雜誌的創刊人馬）。
富勒理論里最清楚易懂、受人歡迎的部分是在1969年文化革命高峰期出版的《地球號太空船操作手冊》（OperatingManualforSpaceshipEarth）。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有不少人說富勒是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方面的先驅者。而該手冊的大部分內容就為這一說法提供了證據。富勒在書中把他最喜歡的比喻用到了地球上，稱為了在工業化的影響下存活下來，我們需要將地球視為一艘統一的、自給自足的航船，穿行於宇宙之中。他認為這艘船的資源有限，我們必須停止過度使用（尤其是化石燃料），避免消費速度超過資源再生速度。為了讓工業化進程順利展開，我們已經從“化石燃料賬戶”里提走了大量財富，現在必須儘快轉向風能、水能和太陽能的開發利用。
儘管以上主張觀點明確，我們仍然必須認識到富勒思想的局限性。富勒把地球比作太空飛船，讓人懷疑他本人是不是就是從外來空來的，因為他居然不知道地球上大多數問題從根本上說並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測繪問題，而是政治和經濟問題（可參考近年來美國的能源政策）。在比喻上捉襟見肘的富勒承認“我們的地球號太空船正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兩個副駕駛的操縱桿分別由俄美兩國控制，法國掌握著右舷引擎，中國控制著左舷引擎，聯合國負責乘客艙。”聽上去像個自由市場主義者說的話。而在富勒提出的解決方案里，技術的分量沒有減少，反而增加；而政治的分量沒有增加，反而減少。書的結論部分來得令人猝不及防：“你們可能很自然想問我，我們如何才能打破對立政治家和意識形態導致的危險僵局？我的回答是，電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雖然任何政治家或政治體系都不可能輕易向他們的對手或反對者低頭，但所有政治家都能夠而且將會滿心熱情地向電腦的安全控制能力投降，電腦將為人類帶來一次幸福愉快的著陸。”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再加上核毀滅的威脅，這種政治上的幼稚言論如果不是因為極端危險，將會顯得非常可笑。
富勒為戴馬克松房屋工作，ca,1945 攝影：NinaLeen/GettyImages二十世紀中葉，除了把所有大事記錄到他名為“戴馬克松年表檔案”的剪貼簿上，富勒帶著他的新式地圖和表格，到處去做巡迴演講。他認為自己代表了一種新型人類，即世界公民，類似於今天像只無頭蒼蠅一樣滿世界到處亂跑的管理顧問，“明星建築師”和藝術博覽會上趕場的人，只不過他的精力更充沛：
我開始離開停在機場的車——再也沒有或者很少回到裡面。新的生活模式要求我在需要的時候到機場租借新的車……我往來於南北半球之間，在世界各地旅行，正常的春夏秋冬和白天黑夜對我來說已經不復存在，因為我一會兒停留在背離太陽的一面，一會兒又到了陽光普照的地方，我環球旅行的頻率越來越高。我隨身帶三隻表，一隻顯示我“家”辦公室的時間，以便我往家裡打長途電話。一隻顯示我下一站目的地的時間，還有一隻顯示我目前碰巧所在地點的時間。
富勒接受過海軍專業訓練，相信“總有一種根本的秩序在起作用”。似乎正是這些因素使他在如此境況下還能保持正確的航向。但到他晚年的時候，也就是六七十年代，這種機械化技術幾乎已經銷聲匿跡。看上去不是自然像一座精確的鐘表裝置，而是技術像自然一樣遍布各處，難以覺察而且不可預測。富勒也許很有遠見，但他用的是二十世紀初的眼光。他無法預料到，他所頂禮膜拜的技術可以膨脹到把我們包裹其中，變成我們生活的環境而不是搭乘的船隻。在這個膨脹的技術海洋上，我們只能衝浪，不能航行，同時希望著下一個大浪打來之前我們還能找著點兒方向。
譯註[1]：square基本義是“方形”，口語裡也有“呆板守舊”的意思。
SeanKeller是伊利諾理工大學的一名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