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狀
巴人洞商州境內共有洞穴群38處1200多個，分布於汝河流域和丹江兩岸的楊斜、麻池河、楊峪河、劉灣、沙河子、 張村、白楊店、夜村、孝義等九個鄉鎮辦事處陡峭山崖之上。這些山體分別為紅砂岩、紅砂岩夾泥岩、泥灰岩和灰質片岩構造。洞穴就分布於這些山體距地面高度達2米—200米不等處。有些則開鑿在遠離河岸且十分隱蔽、深幽偏僻的谷嶺之中，地勢險要，依山傍水，易守難功。
形成
巴人洞這些洞子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做什麼用的1987年，在商洛文化局工作的一個中年人看到這些石岩洞時，對此產生了強烈的好奇，他邀上一攝影愛好者去一探究竟。沒想到上到半山腰時竟落個上不去也下不來，只好大呼救命，同行的攝影愛好者急忙喊來附近民眾，人們用幾根長竹竿撐著讓他輪留踩著才下了山。這個文化幹部叫王 昌富，從此，他便對這些險些讓他丟了性命的石岩洞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對石岩洞觸了電的王昌富，心裡便多了一份惦記。
1988年全省的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負責野外文物調查的王昌富，從當地民眾口中得知，這些“岩洞”相傳是為了躲避匪患的“巴人洞”、“跑匪洞”。因缺乏相關遺物和證據，只好籠統地以明清時期的“崖窟”遺存進行了調查登記。但這些“石崖窟”始終在王昌富的心目中是一個未解之謎。1989年，王昌富和當時的省文管會的秦建明老師一起，多次與這些“石崖窟”親密接觸。秦建明回省上以後，這項工作就由他一人悄無聲息地進行著。1991年11月，他又從丹鳳的鳳冠山開始，沿丹江河谷不斷向西推移，直到1997年到鎮安調查考察時，他才意識到這可能是“崖墓”。到2003年時，在省文物局領導的肯定支持下，省考古所和商洛市考古隊終於將“商洛崖墓”確定為考古課題，從此揭開了“商洛崖墓”考古新的一頁。
墓頂多見平頂、弧形頂。少數墓中有獸面、人面浮雕和岩畫等。考古人員還在崖墓中發現有“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等模印紀年的年號磚。磚上刻有龍紋、虎紋和幾何圖案。也有相當數量的崖墓遠離河岸而選在荒僻深邃和十分隱蔽的谷嶺之中開鑿，有的則利用不規則的天然崖洞和自然裂隙，在洞中或裂隙中架設木槓，或在岩體上鑿出圓孔楔入木樁來擱置棺木，類似於四川宜賓發現的懸棺。
這些考古成果被省內外媒體報導後，很快引起了央視的關注。2004年7月21日，央視《秦嶺探訪》節目組來商拍攝了商洛的崖墓考古，並在《科學與探索》欄目滾動播放了這一節目。這是央視在商洛錄製的第一個考古科研項目。從此，商洛更多的人知道了“崖墓”這一文化名詞，“商洛崖墓”就此撩開了神秘的面紗。這一考古課題也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關注。2005年11月，商洛崖墓考古科研項目正式通過了國家文物局的批准立項。這是建國以來，商洛市獲得國家立項的第一個考古科研項目。
何人開鑿
巴人洞商洛地處秦嶺南麓，境內以低山和中山為主，普遍暴露於地表且岩性軟硬適宜的紅砂岩、泥灰岩等地質條件，地理結構適合鑿洞，具備鑿制崖墓的客觀條件。令人驚嘆的是，建造在懸崖峭壁上的這些崖墓依山順勢，其選址定位取向、布局之科學令人難以置信，好像經過統一規劃設計似的。特別是墓與墓間的上下間距和橫向距離總能掌握得恰到好處，有的上下位置相對應，崖層厚度僅20來公分，卻絲毫沒有打穿；有的墓室間崖壁很薄，僅有十幾公分，卻很難找到裂縫，在墓室的設計上一點也不浪費空間。臥房、廳房、廚房、貯藏室分工明確，水池、水井、廁所、灶台、壁龕等輔助設施應有盡有，與現代人居住的單元房頗有異曲同工之處。有的墓室縱深竟達20米以上，就是用現代的機械來開鑿，其工程量之巨、施工難度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可我們的祖先竟在2000多年前開鑿出了這樣宏大的崖墓群，其費工之巨、費時之多，需要開鑿多少個時日，艱難困苦真是難以想像。據此專家學者們推斷，除了商洛有適合開鑿崖墓的崖層外，這與漢代的冶鐵和鑄造鍛制技術有很大發展不無關係。漢代當時已用煤作燃料，使用鼓風裝置，並具有成套的手工煉鐵設備和完善的生產工序。鐵制技術的進步以及對力學原理的掌握套用無疑對開鑿崖墓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撐。同時在當時的商洛也一定擁有一大批精於開鑿崖墓的能工巧匠。如果沒有這樣的一支技術精良的專業隊伍，要集中連片的開出這樣規模宏大的崖墓群來幾乎是不可能的。究竟祖先們是通過什麼手段在懸崖峭壁上鑿出這些崖墓的，時至今日，對考古學家來說仍是一個難解之謎。
起源講究
巴人洞作為漢代的一種葬俗，祖先為什麼要把崖墓打造得那樣高呢？專家們斷定這與兩漢時期人們的信仰有關。漢時人們認為人死後還有一世，不少人覺得在人世沒有追求到的幸福，就要設法在來世實現，因此將來世的生活按照現實生活來提前安排，加之當時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鐵器的廣泛套用，為人們提供了先進的打造工具。由此日漸形成了厚葬之風，在漢代人們有視死如生一說，難免就將不少的財力和精力花費在造墓上。
漢代的科學技術在當時世界上是相當先進的，漢代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是無法比擬的，它是中國文明發展的一個鼎盛時期。從漢朝以後，華夏人被統稱為漢人。在文化思想方面，漢代人崇尚“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觀點，他們認為只有將墓葬造於高山上，人們的靈魂才能更容易地與天感應。這就為人們死後要葬在崖墓中找到了依據。加之人們日常依山傍水居住生活的自然環境，決定了他們的生活環境與生活習性，而這種環境與習性使他們對山水產生了眷戀和崇拜的感情，因而死後多選擇靠山臨水的位置，表明亡靈對山的依戀和寄託之情。至於把棺木放得很高，那也許還因為高處可以防潮保屍，並可以防止人獸的侵擾。
千百年來，由於風雨的剝蝕，加之後人的再次利用，這些崖墓長期洞口敞開、暴露在外，目前絕大多數都是空穴，可以說是十墓九空。專家們提醒人們不要隨意攀登，以免發生意外。2004年考古隊在張村考察時，就聽當地民眾說有兩名婦女攀看崖墓時摔死在山谷中。令人記憶猶新的是，2004年7月央視《秦嶺探訪》節目組在拍攝商洛的崖墓時，在老虎崖現場就發生了當地一遊客被卡墓中遇險求救的事情，後來在考古人員的幫助下，才成功地將遇險人員救出。
利用前景
據勘察，目前在商洛的7個縣區共發現崖墓點680處，崖墓數量達4200多座。國內崖墓考古專家稱商洛崖墓考古是國內崖墓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不僅大大豐富了商洛漢代文化的內容，從學術上進一步拓寬了漢代考古的內涵。而且對研究我國崖墓的地域分布、發展及其文化意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商洛崖墓是祖先留給商洛的一筆珍貴文化遺產，主要在於它的文化價值大於文物價值。它的最大價值在於文化研究和開發利用。在四川，人們將崖墓建成崖墓博物館，開發成旅遊景區。有的地方還開發建設洞穴賓館、洞穴餐廳。在我市，丹鳳的冠山公園對此已做了較早嘗試，利用岩壁上的崖墓資源，開發建成金雞洞、陳半仙洞、三官洞、玉皇洞、菩薩洞、關公洞、紫陽洞、娘娘洞、趙老爺洞、山寨主洞等十二洞窟，成為公園中生態探險旅遊的一個好去處。目前市文管部門正在將商洛崖墓申報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相信不遠的將來，商洛崖墓將會成為商洛的一個旅遊新靚點。
考察發現
1988年至今，陝西省考古隊員在商洛發現了900多個神秘洞窟。2002年夏天，當商洛考古隊走入大山，開始探尋這一個個洞窟的起源時，巴人，一個早已湮滅於歷史塵埃中的千古之謎，漸漸地浮出水面。
黃龍洞、玉虛洞、柞水溶洞，自古迄今，商洛便以洞多、洞奇、洞美聞名。除了地質原因形成的天然溶洞窟外，丹江、旬河等沿岸的大量人工洞窟更是令人神往。數百年來，這些懸崖峭壁下的洞窟，以其神秘莫測、窈然深邃吸引著眾多遊人登臨探訪。可是，時至今日，這些洞窟是什麼時候開鑿的、是誰開鑿的等問題，依然還是一個謎。
洞窟數量國內首屈一指
據了解，早在1988年省上進行文物普查時，商洛發現的神秘洞窟已有600多個。但當時只是普查，並未進行深層調查。而從去年7月起，為了完成“商洛洞窟調查”這一課題，商洛考古隊通過一年多的跋涉，又發現了300多個洞窟。這些洞窟主要集中在商州、丹鳳、鎮安、山陽、柞水五區縣的沿河山坡上，河流以乾佑河、旬河、丹江、金錢河為主。據統計，目前一共有24個組（點），每組少則3到5個洞，多則70至80個洞。這些洞窟，低的距地面（水面）10多米，高的則在50米到70米。遠遠望去，密如蜂巢，蔚為壯觀。
考古隊，先後來到商州沙河子、楊峪河、丹鳳縣棣花鎮等地的一些洞窟。由於所有的洞窟均面山、臨水，故每每進洞，須越過湍急的河流。專家推測，古時的河水，流量、流速都應該比現在大，但當年的開鑿，應是充分考慮了洞與河面的距離的；否則，洞本身位置險峻，再要越水難度就更大了。站在洞窟口，因站立面極窄，坡度極陡，稍不留神，便有可墜落之虞。洞口一般只能容兩人鑽過，進入洞內，能明顯感覺到裡面較外面低，尤其在三伏天，洞內要比外面涼爽許多。
洞內呈長方形，四壁平整，人工開鑿痕跡清晰。經大致測量，小的洞室面積有六七個平方米，大的有十二三個平方米。在商州區楊峪河的一些洞裡，記者發現，竟然還分前室、後室，前室較狹，後室較大，兩室之間有台階相連，極似於今天的“套間”、“躍層”。而後室牆壁上，均鑿有搭建木板的石槽。經初步分析，考古人員認為，洞窟防火放煙、冬暖夏涼的設計意圖明顯，應視為居住所用（極少數也有可能是存放屍體的墓室）。
商洛考古隊隊長王昌富介紹，考察中，雖已發現有的洞窟內有懸棺等遺蹟，但位置太陡、太高，無從接近，只有待安全措施準備充足後再進行考察。但僅就目前已發現的洞窟數量，在西北乃至國內都已算是首屈一指。
“所有洞窟都是在紅砂岩上開鑿的，雖然岩質脆硬，但要在半山腰上開鑿，也並不容易，尤其以前的工具簡陋，要一下下地開鑿出一間寬敞的洞窟，非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不能完成。而且，開鑿中遇到較硬石質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如此大量的人工洞窟，究竟是誰開鑿的？為什麼要開鑿它呢？
900多洞窟是誰開鑿的
當地有傳說稱，這些洞窟是古時人們為夭折的孩子存放屍體而開鑿的，目的是為了避邪；也有的說，是為麻風病人鑿的洞，為的是避免傳染。種種說法，經過考察研究，均無法讓人信服。此外，還有兩種觀點為一些人認同：一是商洛山大溝深，自古匪患猖獗，洞窟很有可能為當地居民躲避土匪侵擾而開鑿。二是認為明末李闖王起義軍在商洛駐守時開鑿。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李自成兵敗後來到商洛山，出山時已達10萬人，所有洞窟很可能是李自成軍隊為抗擊官軍所開鑿，因為洞窟依河而建，取水、存水方便，加上易守難攻的特點，官兵很難進犯。
這兩種觀點到底哪一種是正確的呢？考古專家認為，這兩種觀點均難以站住腳。如前一種觀點，土匪一般侵掠如火，來去如風，在山中，天然洞穴很多，且較為曲折，根本沒有必要費時費力去另外鑿洞，而且即使要開鑿，也不可能型制這么統一。
對起義軍所開鑿的觀點，商洛考古隊王昌富隊長指出，李自成的起義軍的確是在商洛呆過多年，但是李自成本人當年並沒有在商洛，何況，無論是史料，還是實物，都證明了起義軍當年全部修建的是山寨，並未在河流岩壁上開鑿洞窟。而且，農民起義軍的最大特點就是流動作戰，開鑿洞窟則明顯是為了久居，故而起義軍開鑿這些洞窟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這兩種推測都不可能，那么，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神秘洞窟是古代巴人留下的？
隨著考察的逐步深入，正當考古隊員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突然，一個大膽的推想誕生了：神秘的洞窟莫非是已經消失了的古代巴人的遺蹟？是他們的傑作？
巴人，是一個集勇武剽悍與能歌善舞於一身的民族。夏商時期，他們就活動於今天的川、鄂、湘等省，最北達到漢水流域。兩千年前，定都今天重慶的巴國因西漢司馬錯的進攻而滅亡，從此，巴族就神秘地從各種歷史典籍中消失了。近代以來，隨著涪陵小田溪等地古代巴人墓葬的發掘，人們才開始對這個民族有了些許認識，但畢竟缺乏更多實證，因而古代巴人在人們眼裡始終都是一個謎。
如此，考古人員究竟是怎么得出的這種推想呢？
考古隊隊長王昌富介紹，證據有很多。就目前已知的巴人習性而言，神秘洞窟的本身就與巴人生活應有著許多相同之處。如巴人居住的房屋叫“乾欄”，乾欄是一種類似於今天的“吊腳樓”，一半憑山，一半懸空。這種房子，既防避蟲蛇，也避免潮濕。而神秘洞窟中，四壁均有十分規則的石凹槽，這些凹槽既不適於放置燭火，也不能作他用，只能用於搭架木板。這樣無疑可以推斷，木板上是睡人的，而光滑的石壁不僅蟲蛇無法爬上來，也的確可以達到防潮的目的，這一點就與“乾欄”極為相似。另外，古代巴人善水，善作舟船，巴人死後，他們就將船倒置做棺，所謂船棺葬。王昌富隊長稱，在鎮安的“高峰”（山名）等地，就已經發現了這種船棺葬的殘存物。如此分析，當年洞口距水面應不高，很有可能古代巴人就是出門坐船，歸來時把船倒置在洞口以避雨，死後以船做棺置於洞窟中。
除此之外，令考古人員更加堅信神秘洞窟為古代巴人的遺蹟的推想，是一些巴人文物的相繼出土。如從去年開始，伴隨著鎮安、商州等地的西漢墓葬的發掘，也發現了一些令人驚訝的巴人文物。今年4月，商州楊峪河一組洞窟的對岸，就發掘出土了許多巴人用的青銅戈、銅釜等。就銅釜看，與漢代同類器物明顯不同，它們均呈“立耳”，強調實用，迴避了耳的裝飾作用，立耳上，巴人固有的“繩索紋”十分清晰。
而在出土的青銅戈上，記者看到了形似篆書卻並非篆字的文字元號。這些大小不一的符號雖難以辨識，但歷經千年依然透著樸質、粗獷的美。王昌富隊長稱，所有的文字均蘊含著極為濃厚的巴人特點，雖然巴人文字的破解困難，但是，能在距離神秘洞窟極近的地方出土這些巴人器物，應可推斷這些洞窟是古代巴人的居住遺蹟。而居住的時間，至少應在隋以前。
巴人
商洛曾居住著古代巴人的一支
那么，商洛是否生活過古代巴人呢？對此，商洛考古界的許多學者深信不疑。
“商洛應居住過古代巴人的一支，隨著更多的實物資料的印證，商洛有可能是古代巴人居住的重要區域。”商洛市博物館館長陳道久說。
商洛考古隊隊長王昌富一方面進行野外考察，一方面對歷史典籍梳理，結果更給洞窟的推想增添了證據。翻開《隋書》，他指著其中一段：“周靜帝大象二年，北之商洛，南至江淮，東西二千里，巴蠻多叛……”他說，書上就明確說商洛有巴人，而且，巴人好鬥。
此外，據《魏書》記載，“神嘉元年（公元428年）上洛巴渠，泉午觸等萬餘家內附……”這裡的“上洛”即商洛，而經研究，泉氏是巴人一支（bin）人中的一個大姓。如北周時的泉企，即是泉氏一族的代表性人物。《周書·泉企傳》稱他：“雖出自巴夷，然有方雅之操，每歷官處，皆以清白見稱”。這都說明，商洛居住過巴人，而那時的巴人，應是巴人的重要一支人。
作為著名的譜牒學者，陳道久館長還指出，當年跟隨武王伐紂，有8個民族，其中濮人、彭人，習慣認為就是巴人。由於古代常以族名為姓，而我國的姓氏又存在很大穩定性，因此從今天的姓氏上看，也應看出端倪。目前，商洛不光有泉姓，而且，丹鳳還有大姓彭姓，這個彭姓就有可能是將族名轉換成的姓氏。再有，遠一點的山陽漫川，當地人都知道以前漫川是蠻子國，蠻子實際就是巴人等先秦少數民族，如果從這一點向上追溯，也許早在商代，商洛就有了巴人。
那么，為什麼以後巴人就消失了呢？商洛學者認為主要是民族融合使然。“巴國被滅後，大部分居於商洛的人隨著通婚，漸漸而與漢人融合，因此，在巴國滅國後一千多年，這種融合應該已經將巴人與漢人的區別模糊了。從前不久商州東關發掘出土的唐代磚式船棺葬分析，當時的巴人應與漢人沒有多大差別，僅僅在葬式上，還保留著自己的傳統而已。”
王昌富指出，隨著調查的深入，應會有更多的洞窟被發現，同時，也應發現更多有價值的文物。不過，即使最終定論這些神秘洞窟就是巴人的遺存，就是他們所開鑿，但他們究竟如何開鑿的，又為什麼要來開鑿，也還需要更長時間的研究和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