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直

1922年秋，嵇直同志遵照黨的指示，又轉入了上海南方大學，繼續從事學生運動。 1926年10月，黨中央通知嵇直同志，叫他立即去蘇聯遠東地區，參加培訓中國革命幹部工作。 1950年，他在蘇聯因戰爭傷殘，退休了。

嵇直，嵇遼拉之父、嵇鈞生之伯父。1901年生於江蘇鎮江，1983年1月3日因病逝世於北京，終年八十二歲。這位老同志，在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時，剛剛成年，就在揚州美漢中學積極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終於被這所教會學校開除了。後來，他回到鎮江，擔任市立商業學校英文教員，省吃節用，自籌資金，克服重重困難，創辦了《新鎮江》周刊，並舉行“星期日演說會”，經常約請惲代英等同志為周刊撰稿和到鎮江演說，積極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
1922年1月，他辭去英文教員，來到上海東南高等專科師範半工半讀。同年3月，他經張秋人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黨為使上海東南高等專科師範成為革命陣地，進行了大量工作。嵇直同志在黨的直接領導下，聯合進步力量，成立學生會，並被選為會長。經過一番鬥爭後，這所學校終於改名為上海大學。陳獨秀、鄧中夏、瞿秋白、沈澤民、張秋人，都曾在這所大學任教或任職，為我黨培養了許多重要幹部。
1922年秋，嵇直同志遵照黨的指示，又轉入了上海南方大學，繼續從事學生運動。同時，他還經常和惲代英、任弼時、鄧中夏、沈澤民、楊賢江、徐瑋等同志一起開展工人運動。當時，他是滬西團支部書記，在滬西小沙渡開辦了工人夜校，自編教材，給工人教文化，講革命道理。他還在沙廠附近擺了一個書信攤，免費給工人寫家信，並深入工人家庭，了解他們的疾苦，結合實際，進行針對性宣傳教育。1924年夏，黨派項英同志（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來建立“小沙渡滬西工友俱樂部”，團組織則指定嵇直給予協助。
1924年9月，遵照黨的指示，嵇直和李求實、羅亦農等同志一起，前往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5年6月，“五卅”運動爆發後，他又很快趕回國內，任上海滬西小沙渡楊樹浦引翔港黨組織的宣傳委員和組織委員，並在羅亦農、張秋人的領導下從事工人運動。當時，在白色恐怖下，情況是十分艱難和危險的，嵇直同志積極參加了成立“中國濟難會”、援助“五卅”運動遇難工人和家屬、營救上海總工會被捕人員出獄、募捐支援省港大罷工、以及協助輸送革命工人去廣東參加北伐軍等活動。在這段期間，嵇直同志和李立三（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總工會總務主任）接觸較多。當少奇同志接待前來支援我國革命的外國工人代表團，與之進行會談時，嵇直還擔任過英語翻譯。
1926年10月，黨中央通知嵇直同志，叫他立即去蘇聯遠東地區，參加培訓中國革命幹部工作。他到蘇聯後，便擔任了海參崴和伯力的蘇聯邊疆黨校和遠東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的教員。當時，中國班的班主任是吳玉章同志。嵇直同志這次來到蘇聯後，直到1931年底，除教課外，還主編“紅色海員俱樂部”的機關刊物《赤色海員》周刊，宣傳革命思想。當時一批批受過訓練的工人回到國內參加了革命活動。
1932年，日軍侵犯中蘇邊境時，嵇直同志作為蘇共黨員和遠東共產主義大學教員，曾被動員到遠東邊防軍當翻譯。之後，他應徵入伍，成了一名蘇軍軍官。在同日本侵略軍戰鬥中，他的右下腹部受了傷。
1934年，嵇直同志化名欒寶亭和任岳等同志從蘇聯去新疆工作，歷任新疆省哈密行政區保全分局副局長、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和省政府交通處長、新疆青海電信局長等職務。當時，新疆的政治環境是極其複雜的，地方軍閥盛世才打著反帝、親蘇和民族平等的旗號，想藉助蘇聯和共產黨人的力量發展個人勢力。共產黨人利用這種形勢，為發展革命力量，為新疆人民作出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有一次，劉長勝同志扮成一個商人，由蘇聯經新疆去延安被識破了。當士兵把他帶來見嵇直時，嵇馬上就把他掩護起來，並發給特別通行證，派出一個駱駝隊，掩護他順利地過境了。
1937年嵇直同志回到蘇聯。他先在防空部隊工作，不久即去莫斯科內務部工作。蘇德戰爭期間，他在蘇聯西部曾同德國法西斯強盜戰鬥過。1942年，他榮獲了“戰功獎章”及“工作優秀獎章”；戰後，因有戰功，又榮獲“紅星勳章”、“戰勝德國法西斯獎章”。這充分地顯示了，作為一個自覺的共產主義戰士，嵇直同志忠實地履行了國際主義義務！
1950年，他在蘇聯因戰爭傷殘，退休了。之後，他兼任過莫斯科語言學院教授，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茅盾選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令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成就文集》和《華俄大辭典》等書籍的翻譯、校閱工作，為促進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及互相了解，做出了貢獻。
他作為一個中國的共產主義戰士，始終懷念著祖國、同志和親人。戰後，一有機會，他就申請回國工作。解放初期，少奇同志去蘇聯時，他請少奇幫助使他回國。他還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信，請求回國。當時，他在一本日記的首頁上寫了“祖國在望”四個大字，其中還有一首詩：
“仰望祖國如高山，荊棘叢生攀登難。但願終有造極日，俾我親朋聚歡顏。”
1953年，中國駐蘇大使張聞天同志通知他，黨中央同意他回國，蘇聯政府也批准了。可是，當他就要動身的時候，回國證件卻被吊銷了。直到1955年，他才實現了回歸祖國的宿願。
嵇直同志象其他一些老同志一樣，在黨內也遭受過挫折和不幸。早在1928年，嵇直同志已經轉為蘇共黨員。後來，在蘇聯肅反擴大化期間，他被開除出蘇共，不承認他是中共派往蘇聯工作的人員。幸虧周恩來同志親筆寫去證明信，他才得以免遭厄運，但也只是恢復了工作。
1955年夏，嵇直同志懷著滿腔熱情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受到了黨中央的親切關懷。當時，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蔡暢、李立三等同志都為他寫了證明材料。黨對他的革命的歷史作出了結論。他先後擔任了公安部和農業機械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和內務部民政司副司長，以及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回國後，他刻苦學習，努力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他曾翻譯一位匈牙利作家寫的、宣傳國際主義的《夥計》一書，在民眾出版社出版。
然而，正當他為祖國兢兢業業工作的時候，又遭到了康生的迫害。康生曾兩次寫書面材料，提出嵇直同志不宜在公安部門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嵇直同志立即成了康生迫害的對象。他被捕入獄後，堅持鬥爭，拒絕承認“莫須有”的罪名。同時，他堅信，林彪、江青一夥是不會長久的。1972年11月15日，當家人去探監時，他口述一首在病中暗自作的詩：
“個人恩怨轉眼空，但願五洲早大同。綠水青山依舊在，夕陽晨曦萬年紅。”
早在青少年時代，嵇直同志就省吃節用，經常把家中給他的錢用於革命事業。有時，他的鞋穿破了，就用硬紙板墊一下，而把家中給他做的新鞋、新衣服轉眼就送給其他同志了。“四人幫”垮台後，國家給他補發了工資，他立即交一萬元作為黨費，只留下一部分安家使用。
嵇直同志飽經滄桑，深深懂得，對於已經倒下去的同志來說，自己終究是死亡線上的倖存者。他年事越高，就越感覺責任重大。當他已經八十高齡的時候，還在為早年參加上海建黨活動、為康生一夥誣陷的俞秀松等幾位先烈，秉筆直書，竭力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