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賢村[山西省介休市三佳鄉下轄村]

崇賢村，俗稱窯子頭，因早期定居於此者多依塬鑿窯而居，且地處東南部丘陵的盡頭而得名。

村名來歷

崇賢村[山西省介休市三佳鄉下轄村]

《介休縣誌》記載：“秦王廟，在崇賢村，因唐太宗為秦王時（唐高祖李淵稱帝時封為秦王），討劉武周駐兵於此，建廟以祀”。唐太宗李世民禮賢納諫，平定四方，百姓崇頌，故取名崇賢，取崇尚賢德之意。

基本情況

從地理方位上講，崇賢村位於三佳鄉南端與城關鄉、龍鳳鎮、洪山鎮的結合部，是全市唯一與三個鄉鎮接壤的行政村。崇賢村北鄰三佳溫村，東連洪山鎮上曹麻村，南接龍鳳鎮鰲子嶺，西隔龍鳳河與城關鄉石河村相望。與其地板相連的還有西北端的城關鄉下莊村，西南方的龍鳳鎮龍頭村。地處四鄉結合部的地理位置，在全市獨有，從這個意義上講，可謂之介休的“金四角村”。

崇賢村介於平原與丘陵的過渡地帶，地勢南高北低，丘陵面積占60%，40%為平川。村東溝梁起伏，發源於鰲子嶺的“崇賢大溝”，俗稱中角溝，主溝長4公里，集水面積5平方公里。村西有市境內最大的洪水河———龍鳳河流經，大運高速公路和介洪公路穿村北交叉而過。崇賢村土地肥沃，平川區水源充足，丘陵區水源缺乏，建材沙石為其唯一可利用資源。

民風民俗

早期人類擇地而居，河水流域為首選之地，加之崇賢村介乎平川丘陵之間，依垣可造屋，居川易耕作，優越的自然條件必然成為人們的理想之所，因此，崇賢村有著悠久的人類居住歷史。隨著人丁繁衍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鄉民逐步告俗別了土窯洞穴，建造了磚木結構的瓦房，進而形成村落。

聰明睿智的崇賢人，利用村畔河道的石料，鋪設了長百餘米的石頭街道，實現了早期的道路硬化。儘管隨著居住環境的變遷，曾作為貫通南北的石頭街已失去往日功用，兩旁已是青藤綠草，略顯幾分荒蕪。然而，這條印記早年人類足跡的主街道條石依舊，仍不失為一道感受地域風情、洋溢鄉野情趣的風景。履步其上，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仿佛又觸摸到昔日的人文脈絡。

石頭街的南端，原築有堡門，即南堡門。整個村落被高聳的堡牆護衛著，四周閉合的堡牆辟有南堡門和西小門供人行車往。如今南堡門無存，只能過得去行人的西小門基本保持著往日模樣，仍為村民出入之門戶。

在這個村堡中，還建有一堡中堡，俗稱“馬家堡”。顧名思義原為馬氏家族所構築，後有雜姓人家遷居其間。從遺存院落來看，堡內建築多形成於清朝晚期。位於馬家堡東南隅的建築，原為一處三進院落的豪宅，疑為馬氏家族的主宅。現外院、中院已拆除，僅有門墩礎石及上馬石殘留於原處，內院已有部分拆除翻修，惟堂窯套樓仍為原有建築。從二層木樓中梁墨跡中可以讀出，建於“大清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四月”即1849年4月。

崇賢村現存民宅古院多處，如嵌有“純嘏”石雕門匾和釘有“萬喜”門釘的豪門大院；如書有“耕讀第”字樣和鑲有“致遠”磚額的單門獨戶；如從“永貞吉”院門而入，可及“錫純嘏”二門的套院等。這些宅院，均為傳統型北方民居四合院結構，只是規模大小、裝飾繁簡不同而已，今或保存尚好，或部分保留、或閒置棄用。從其間遺存的影壁、廊柱、雀替、窗欞、土地堂來看，原主人對其居所的裝飾還是頗為講究的，透析出的信息是，崇賢村原來不乏小富人家，以及他們祈求平安吉祥的心理。

崇賢村民宅古院中，建築風格最為別致、保存最為完好的，當數鄉民俗稱的“新戶院”。該院坐落於村東南方位臨街處，為一坐北面南的單進四合院，從陽刻篆體門字匾額的題款可知，建於“癸亥秋七月”。據現居此院的老婦介紹以及對院內屋體建造風格實地查看，“新戶院”的建造年代應為民國十二年，即1923年7月。

“新戶院”內部建築並無特別之處，其臨街院門呈外“八”字型，俗稱八字屏風牆，造型獨特大方，略顯有幾分與眾不同。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其院門頂端奢華別致、頗具藝術價值的八卦門楣式門罩，堪稱建築中之精華！

仰目可視，鑲嵌於院門牆體間的木質門罩規制開闊大氣，做工鏤月裁雲。整個門罩上下兩層，渾然一體，通體以鏤空工藝雕刻有蓮花、喜鵲、蟠桃、寶鼎、葡萄、法器、盤長、如意、纏枝、樹木，以及八卦乾坤符號等吉祥紋飾和立體圖案，儼然一件玲瓏剔透的建築藝術極品！可謂吉祥感物，聯類無窮。它偌大的象徵體系、豐厚的寓意特徵、隱喻的內涵價值，反映出主人納祥接福的美好夙願，濃縮著民間吉祥心理定勢之價值期盼，展現出傳統民俗建築藝術的無窮魅力！

魁星樓

崇賢村因崇尚唐太宗李世民的賢德 而得名，並建有“秦王廟”以祀之。如今，記載崇賢村名來歷的秦王廟已夷為平地，遺址上僅有幾塊碩大的石塊矢志不渝地守候著空曠的荒涼，不能不說是有辱村名的莫大諷刺，“崇賢”之情結該作何解釋？文物的滅失使人倍感遺憾，而崇賢村唯一保存下來的古建———奎星樓，則讓人感到些許帶有缺憾的欣慰。

崇賢村奎星樓，史料無載。它位於崇賢村東南隅巽位丘塬，是一座通體石構、平面八角、仿木構制的二層重檐樓閣式建築，由樓閣台基和兩層八角樓體及攢尖式樓頂構成，為崇賢村古往今來的標誌性建築。

奎星樓樓體通高8米，台基高1.5米，上築八角空心室閣樓，中間四柱貫通，內部構成四方形藻井。一、二層各角雕築束蓮式倚柱，柱間嵌有擋板護衛，每層設門，正門均開於西北乾位。樓檐疊澀，雕斗拱、翼角及檐飛，腰檐額枋刻有書簡、算盤、墨硯、燈盞以及吉祥花紋圖案。整座樓體結構嚴謹、工藝精湛，為市境內罕見的一座全部以石材建造的奎星樓。

奎星樓是古代為崇祀魁星而建的樓閣。奎星，亦稱“魁星”，原為中國古代天文學中二十八宿之一，稱為奎宿，即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按現代天文學觀點，包括仙女座九顆星和雙魚座的七顆星。後被古人附會為主宰文運之神，成為民間信仰的神祗。漢代《孝經緯援神契》書中已有“奎主文章”之說，科舉制度設立之後取得高第稱之為“魁”。

由於魁星掌管著文人功名成敗之命運，故備受讀書人崇拜，遂建魁星樓崇祀。繼而魁星被形象化為一個立於鰲頭之上，一腳向後鉤翹、一手捧斗、一手執筆的赤發藍面之神，即所謂“魁星點斗，獨點鰲頭”。

崇賢村奎星樓一層正門石柱陰刻對聯“斗向乾宮扶鳳翼，星臨巽位占鰲頭”既點明了奎星樓的九宮方位，又道出了讀書人的殷殷期盼，蘊含著對奎星虔誠膜拜之心理。二層門柱聯“依綿峰而拱秀，仰勝水之環青”，則為崇賢村地處依山傍水的環境而感到愜意、自豪，抒發出一種“家鄉美”的情結。

然而，修築這座市境罕見、通體石築的奎星樓所希冀給崇賢村帶來文昌運興的初衷，並未為後人所深諳其旨。百餘年之後，承載讀書人厚望的奎星樓，遭受了自身難保其全的命運，樓體石柱間鐫刻有文字的碑石均遭人為破壞，彌足珍貴的史料已難以追回。

史料無載的缺憾、實物遭毀的現實，越發讓人燃起欲從其間覓得一絲歷史信息的欲望。筆者從田間地壠和樓閣空室覓得十餘塊碎石殘片，加以拼湊，以企復原，但石碑文字並非一塊碑刻所載，碑碣被肢解的程度超乎想像，若不是刻意搗毀，厚重的石材怎能具有如鋼化玻璃破裂時的性能？無奈，僅能從其殘石斷句中，辨讀出些許建樓之史料信息。

“建造奎星樓碑”碎石殘片可讀：“奎星者，職司斯文者也。觀其筆，下點青雲……，開千百世代之文明。修是樓，以安其神，則文德覃……。清鹹豐乙卯之歲仲春上浣吉日庚午，崇賢村建修”。由此得知，崇賢村奎星樓建於1855年2月上旬，距今252年。

250多年前，崇賢村建造奎星樓的初衷是祈盼村內文風振興、文運昌盛。百餘年間，村內一直延續著每年農曆二月十九在秦王廟舉行佛會、弘揚佛教文化的習俗，之後的農閒季節，村內還有唱乾調秧歌的文化傳統。然而，隨著廟圮碑毀，早年的文化氛圍未能得以傳承，只有奎星樓還聳立一隅，成為靜寂地孑然於曠野固守著僅存文風的一種形式。令人擔憂的是，它的命運是否會遭受更為嚴酷的肢解？當然，更為擔憂的不僅僅是形式，而是三鄉結合部的文風！

戰事

崇賢村作為平川與丘陵間三鄉結合部，歷來為戰事頻發地帶。秦王廟的創建，記載了秦王李世民討伐劉武周的古代兵事，而近代戰爭也多發於此，崇賢伏擊戰即為一例，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6月，中共太岳部隊新八團一營三連與縣民主政府三區民兵中隊協同作戰，星夜運兵至崇賢村外隱蔽埋伏，閆軍保警大隊進入搶糧時，遭遇伏擊。經過半個小時激戰，斃傷閆匪19人，生俘百餘人，繳獲輕機槍3挺，步槍百餘支。此役為近代兵事之範例，被載入史冊。至於文革時期，1969年5月22日兩支造反派武鬥隊在崇賢村交戰造成23人慘死，則是一場恥辱的戰事。

發展趨勢

崇賢村現有人口478戶1570多人，可耕地1465畝，退耕還林面積500畝，主要栽種核桃和紫穗槐。經濟格局以農為主，以石料加工為輔，兼有養殖、運輸、建築和勞務輸出，80%的勞力在本村務工或自主經營，村民年人均收入可達2800元。

崇賢村為鞏固農業基礎地位，陸續投資70萬元，新打機井3眼，鋪設輸水管道近萬米，安裝出水栓百餘個，保證了1100畝農田的灌溉。從2001年始，鋪開道路建設工程，硬化道路面積4000平米，2006年繼上年部分完成村內排水渠道配套後，又新開兩條道路工程，實現了全村主幹道路的全部硬化和路渠配套。

這些實事的興辦，賴於經濟實力的增強，而集體經濟的壯大，靠的是村委班子更新觀念，引資辦企。晉華、紅星洗煤廠的引進以及石料加工廠的運行，帶動了全村經濟的發展。一座投資300萬元、年產10萬噸碳酸氫鋁的化工企業已經建成，必將帶動崇賢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應當有信心相信，因秦王李世民而得名的崇賢村，也是全市唯一的除本村所在鄉外，與三個鄉鎮接壤的“金四角”村，能借“奎星”的庇佑，以文化振興促經濟繁榮，在新農村建設中“獨占鰲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