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凡八卷。清代蔣超撰。民國印光大師重修。收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峨眉山位於四川峨眉縣西南，由麓至頂有大小七十餘寺，以報國寺、伏虎寺、湘子洞、金頂寺為其最著者。山為普賢菩薩之道場，全山各寺皆奉普賢菩薩。所有宮觀殿剎、古蹟勝境，皆俱足天然雅趣。世人尊之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清康熙十一年（1672）蔣超據井研胡閣‘譯峨籟’，編‘峨眉山志’，民國十九年（1930）印光大師重修蔣超之志，厘為八卷，分為十一門：星野圖說、菩薩聖跡、金山形勝、寺庵勝概、感應靈異、歷代高僧、王臣外護、仙隱流寓、古今藝文、動植物產、蔣編志余。為峨眉山之全史。
蔣超與《峨眉山志》
關於蔣超的史料，在他的好友、清初最著名的詩人王士禎（1634——1711年，號漁陽山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後官至刑部尚書）所寫的二十六卷《池北偶談》一書里，有較詳細的記述。此外，清高宗弘曆乾隆五年（1740）峨眉知縣文曙（字瀛海，湖南桃源人，舉人，任職峨眉期間多善政、重耕讀、改建文廟、築文公堰）等人重修的《峨眉縣誌》以及《清朝野史大觀》等書中，也有許多關於他的記載。這就為我們了解蔣超的生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蔣超，字虎臣，又字綏庵，號華陽山人。明熹宗朱由校天啟四年（1624）出生於江蘇金壇一個書香之家。其父蔣鳴玉，系明崇禎十年（1637）進士，官至山東按察使司僉事。史傳蔣超之母分娩前夕，其祖母夢見峨眉山僧入室，倏忽無蹤，遂認定此子乃和尚轉世。《池北偶談·卷八》也說蔣超“生數歲曾夢身是老僧……又數夢古佛已入室，與之談禪。”蔣超幼時聰穎過人，性格沉靜。及長，苦習經文，好學不倦，埋首書城，潛心經卷，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盡年。13歲參加童子試，名列第一。他對佛學尤感興趣，沉迷禪理，厭酒肉而喜素食，淡泊名利，樂善好施。
明末清初，連年戰亂，兵戈擾攘，烽煙遍地。崇禎十二年（1639），有兩位遊方僧人路過蔣宅門前，對年方15的蔣超說：“爾前世在峨眉山。”言訖即去。此事在他腦海里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印象。
蔣超作為明末遺民，本來是抱志不仕清的。但入清以後，順治帝為了籠絡人心，平息明末士人強烈不滿的情緒，採納了范文程的妙計：“治天下在得民心，而知識分子是最優秀的民，只要得到了他們的心，所有的民心就得到了。”於順治二年（1645）首次開科取士，用官爵利祿來沖淡士人對大明的故國之思，引誘他們效力於滿清王朝。蔣超也參加了這場鄉試，年僅21歲即中了舉人。
順治四年（1647），在入清以後的第二科會試中，蔣超力克群雄，以一甲第三名的成績，考中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正七品）。
順治八年（1651），27歲的蔣超由吏部委派去浙江擔任鄉試主考官。
順治十五年（1658），蔣超之父蔣鳴玉逝世，他遂返鄉為父守喪。其時鄭成功率軍大舉進攻南京，擁兵70萬人，欲收復中原。次年攻下瓜州（江都縣），統軍南渡直搗鎮江，再逼金陵。金壇紳士袁大受與蔣超聯手加強防禦，縣城戒備森嚴。適逢鄉人、湖廣道監察御史馮班要求入城避難，二人不許，馮班十分氣憤。待抗清義軍失敗後，馮班即飛書狀告清廷，清廷將袁、蔣等50餘名文人士子判處死刑。蔣超買通官府，得以倖免。此即是清初名噪一時的“投誠海寇”案。
康熙六年（1667），吏部晉升蔣超為翰林院修撰（從六品），委任順天提督學政。他到職後，刻苦勵志，為復興國學，不遺餘力，親自講學，獎掖後進，選拔人才，接濟貧困生員。並上疏禮部，要求“禁止天下有司刑責諸生。”（見李桓《國朝耆獻類征初編·詞臣一》）為禮部所重視，發文各行省奉行。
蔣超治學謹嚴，知識淵博，酷嗜內學，潛心法海，雅厭城闕，性喜山水。順天學政秩滿後，他便開始了漫遊名山勝水的生涯，躡匡廬，游鹿門，入黃山，登天台，攀武當，足跡遍五嶽，行蹤歷九華，不畏風雨，不避蛇虎，枕青山而幕青天，侶樵牧而友麋鹿，不以為苦，反覺胸襟蕩滌，視野開闊。他每思前生因緣，常懷出世之想，四十三歲即託病由翰苑告退，蒙恩給假歸江南。返鄉途中，行至秦郵（今江蘇高郵），故園在望，他忽生念轉道南馳。其子涕淚挽請，虎臣堅不聽勸。遂買舟由南京溯江而上，過三峽，經重慶，於瀘州入岷江，逆水上行至嘉定（今樂山），舍舟登岸，逶迤直往峨眉山而來。既至，見古剎擁綠，群山黛秀絕瀛寰；禪院翠繞，雲山勝景好留連。千岩競秀，萬壑爭流，高峰入雲，清流見底，雲影山嵐，鍾靈毓秀，徘徊不忍去。其江蘇同鄉峨眉山伏虎寺方丈可聞海源（1631——1700年）見狀，乃安排他住在伏虎寺後之蘿峰庵靜室。蘿峰庵海拔七百米，四周古木參天，濃蔭匝地；松濤陣陣，楠柏森森；奇花異卉，四時如春。極目則千峰凝翠，傾聽則萬壑清音；碧澗幽溪，漾綠溢秀；“蘿峰晴雲”自古被列為“峨眉十景”之一，峰頂至今未通公路，循曲徑石梯以通幽處，頗有世外桃源的韻味，堪為佛教徒參禪靜修的佳境，不失為文人雅士著書立說的良好所在，確是一處清心滌慮的勝地。蔣超遂於康熙十一年（1672）春在伏虎寺披剃為僧，法名“智通”。
蔣超的出家，除前述原因外，社會大氣候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明末清初飽經兵燹，滿目瘡痍，百業蕭條，遊民遍地，南方諸省的反清大員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干戈擾攘。加之順治帝又好參禪，鼓勵僧侶入山林修行，御製《玄教齋教儀序文》，確立度牒給付制，整理佛教經典，淨化佛門，對佛教採取懷柔禮遇政策，以助其發展。順治三年（1646）3月，印行《洪武寶訓》，頒示天下。順治六年（1649）6月，向僧侶道士發放度牒，有牒的可免地稅、徭役。順治帝還令禮部徵召國內高僧20餘人，入直供奉於萬善殿蕉園及大內御苑，禮接高僧登坐說法，尤以“玉琳和道二僧特徵為國師和王者師”（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第八卷》）。不僅如此，他還皈依玉琳通（1614——1675年），得法名“慧橐”，其字、號亦由玉琳酌定，字“山臆”，號“幼庵”，各刊刻玉章，凡御製詩、書、畫，即用此章。後來玉琳又將“慧橐”更改為“痴道人”。順治帝還擇人編輯《玉琳國禪師語錄》，篇首刊有順治帝御筆答詔，文末自署弟子“痴道人”，下鈐篆書“痴道人”，長方小璽。順治帝對高僧木陳道（1596——1674年）亦特別尊重，於順治十六年（1659）將其徵召入京，為他講經說法，御賜“宏覺禪師”，敕文：“禪僧道，嗣法天童。傳宗臨濟，克證無生之旨；機自玄明，允通向上之關。”（見林木陳《山僧禪師隨年自譜》）
繼順治之後的康熙帝，其崇奉佛教較之順治帝有過之而無不及，且深通內典。他在日理萬機之暇，經常召玉琳通、木陳道講經說法，聆聽禪理，探討宗旨。出巡南北時，常住名山古剎，賦詩題字，撰制碑文（如《游江南金山寺御題》）。康熙十四年（1675），玉琳道坐化後，康熙特賜號“大覺普濟禪師”，並賜衣。兩年後，又加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令大學士王熙撰寫《敕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塔銘》，並將玉琳通在內廷說法所撰之《客問》一書，“命大學士金之俊附評註序刊行之”（見《清實錄·康熙朝》）。由官方出資，付梓刊行《玉琳國禪師語錄》。
由於順治、康熙二帝重教扶法，影響所及，寺院遍布國中州縣，出家僧尼日益眾多。據康熙六年（1667）禮部統計，當時全國敕建的大寺廟共6073處，小寺廟6409處；私建大寺8458處，小寺58682處；總計79622處。有僧110292名，尼8615名（見《大清會典·卷十五·禮部方伎》）。處在這種佛教盛行的社會環境中，加之蔣超認為自己乃僧人投胎，故脫俗出家，棄官棄妻棄子女而投禪門，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正如蔣氏本人所言：“仆有不可解者三，——略貴顯而禮窶（音jù，貧窮）賤，畏館閣而癖山水，薄妻子而篤比丘，三者是也。”（見《國朝耆獻類征初編·詞臣一》）
康熙十年（1671）春末，主持監修清代第一部《四川總志》的四川總督蔡毓榮（約1630——1699年）得知鼎鼎大名的蔣太史隱居在峨眉山，遂遣人再三邀請他出山參加修志事宜。蔣超辭不獲免，不得已前往成都，住在金沙寺，參與纂修《四川總志》。這部總志於康熙十二年（1673）在成都木版刻印，共三十六卷，現藏重慶市圖書館。該書記載頗為翔實，學術價值極高。
蔣超是集文史學家、詩人、教育家、書法家於一身的僧人，酷嗜書法如命，“見人屏壁間一字可喜，必鉤勒藏之。”（見上海美術出版社1981年版《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他的行楷，深得晉代王羲之、唐代趙孟頫的筆意。他在文史方面撰著較多，除前已述外，尚有《蔣說》二卷，《峨眉山志》十八卷，《綏庵詩稿》一卷，《論史百篇》、《儒家辯統輯稿》、《華陽山人傳》，還參加過編修八卷本《峨眉縣誌》的工作。其中尤以《峨眉山志》和《綏庵詩稿》影響較大，為善本之珍，前者還為《四庫全書》所收錄。
峨眉山有志，始於清初武英殿大學士胡世安（?——1663年，字處靜，號菊潭，四川井研人）所撰之《譯峨籟》，但該書失之過略，多有闕失。康熙十一年（1672）夏末，蔣超回到蘿峰庵，著手撰寫《峨眉山志》。白天，他拄杖跋涉考察山中諸剎，夜晚則孤燈端坐披覽峨眉史籍。芒鞋棕笠，一肩雲水，搜奇探險，見洞必入，逢巔必陟，胼胝竭蹶，艱苦備嘗，終於撰成了有史以來第一部完整的《峨眉山志》，該書凡十八卷，分為卷一星野，卷二形勝，卷三寺觀，卷四高僧，卷五神仙，卷六方物，卷七典籍，卷八古蹟，卷九——十七藝文，卷十八志余，總計136084字。囊括了東晉至清初的七十二座庵、三十八座寺、十五座堂、十五座樓、十三座亭、十二座閣。條目井然有序，史料詳略得當，學術價值很高，是寶貴的峨眉山人文史料，向為海內外學者重視。
為《峨眉山志》作序者皆為當時的達官名流，如都御史、巡撫傅作楫、布政使李輝祖、都御史姚締虞、按察使曹熙衡，布政使金雋，知府何源?，峨眉知縣潘之彪等。
布政使金雋在為《峨眉山志》寫的序言中，說蔣超“陟險山堯，捫霄漢，求歌詞之遺蹤，訪爛柯之故地，探紫洞之清奇，擷香客之真勝。凡古剎、名泉、瓊草、奇樹、怪鳥、異獸，靡不寓諸目而得於心。顧山志之未悉，散佚而莫記之者，從而輯之。”大意是說：蔣氏走遍了山中的所有名剎，登臨了所有的險峰，深入山洞，駐足名泉，閱讀古碑，觀察珍禽異獸，瀏覽奇花異草，訪問僧人、道士、山民和香客，實地考察，儘可能做到資料的真實全面。
知府何源?在序言中也說蔣超廣采博搜，精心考究，“禪心畢力，廣搜博謀，曷克臻此，其有功於峨眉者大矣。”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熊尚弼纂修《四川總志》時，曾指出：“蜀人但一山一水之奇，下至祠墓之類，必強求一人一事以實之。凡山名鳳者，則曰曾有鳳凰鳴此山；水名馬者，則曰曾有龍馬見（現）此水；或溪或崖名老君者，則曰老子之所經也；……舉此數端，其他怪誕可知矣。”（見《四川總志·考異》）提出編志修史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妄引和虛誇。蔣超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他不搞有聞必錄，單純追求離奇和趣味。他認為，編志修史與撰寫“隨筆”、“誌異”、“民間文學”等不同。他牢牢掌握這樣的原則——“志以徵信，不可貪圖怪異，捃摭（音jùnzhí，蒐集）成編。如上林橘柚，芳洲杜若，取快一時，貽譏千古。凡禪宗仙伯，非確在峨眉修真養性及投筇飛錫過化此方者，不敢妄入。”（見《峨眉山志·凡例》）峨眉山初為道家仙山，東晉著名道教理論家葛洪（281——341年）在其著作《抱朴子》中，就有關於峨眉仙家的記載。北宋時期（960——1127年），峨眉山道教臻於極盛，被列為道家第七洞天，此後逐漸衰落，而早已植根於峨眉的佛教蓬勃興起。迨至清末，道教終於結束了它在峨眉山的歷史，佛教瀰漫全山，晨鐘暮鼓，此起彼伏地迴蕩於清流翠嶺。由於這一特殊的歷史原因，山中流傳著一些荒誕不經的玄談怪論，如不加分辨，不予選擇地收錄，就會成為任意杜撰的兒戲，遭到後世的譏笑。蔣氏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奮發不息的精神，憑著淵博的學識，過人的智慧和錦繡般的文才，完成了《峨眉山志》。填補了峨眉山歷史上的空白，功在當世，名垂後代，誠可希蹤先賢，比肩古德矣!
1971年，台灣著名考據校勘學家沈雲龍教授主編《中國名山勝跡志叢刊》大型類書時，特將康熙二十八年（1689）初版的《峨眉山志》影印出版。
《綏山詩稿》是蔣超的詩集，其中的詩大部分寫於出家之後，綏山乃峨眉山舊名。清初著名詩人施閏章（1618——1683年）在《〈綏庵詩稿〉序》中說：“虎臣天才爽敏，刻意好古，匠心獨運，環瑰深拔，不肯一語近人。”清初詩壇領袖吳偉業（1609——1671年）對蔣超的詩亦極為推崇。清中葉四川著名才子李調元（1734——1802年，曾官廣東學政）在《懷蔣太史虎臣》一詩中吟道：“彈指三生悟夙因，木天（指翰林院）我亦過來人。能從大海翻身出，只有蘇州蔣虎臣。”
蔣超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清初最著名的樸學大師孫奇逢（1585——1675年）在嵩洛遇蔣超，互相研討理學，對蔣氏的卓越見解十分佩服、慨嘆，“不可失此人。”清中葉的沈德潛（1673——1769年）、彭端淑（約1699——約1779年）、潘飛虎、王蔭槐、張維屏（1780——1859年）等學界名流，亦對蔣超十分嘆服。
蔣超之對佛教的信仰建立在理智、慧解、凝悟之上，故其入佛發乎自然，出乎本心，沒有一絲一毫的勉強。可見智慧越高，越易接受佛教教義。儒家講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蔣超居蘿峰庵不到兩年，卻完成了八種著述，自成一家，藏之名山，供後人吟誦觀覽。以有限的時間，充分發揮了人生的價值。康熙十一年（1672），工部主事、四川鄉試考官鄭日奎到伏虎寺拜望蔣超，為其精神所感動，油然生起棄官入禪之意，他在《訪華陽山人於伏虎寺志別二首》中說：“自憐事名場，苦未謝羈束。宦情本疏淡，世故奈牽促。”知府劉璽在《寄懷華陽山人》一詩中亦說：“愧我平生無道氣，曉鍾痴坐名利關。”抱怨自己誤落塵網之中，居官碌碌無為。可見蔣超出家對文人官吏的影響。
清代對於佛的政策，幾乎完全是沿襲明代的。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侶，了解教團內幕，對教團有意加以整頓。洪武三年（1370），他召集各地長老、規定寺院分為禪、講、教三類，要求僧眾分別專業。凡離群索居，遠離大眾修行的為禪僧，從事教理研究的為講僧，修行經懺的為教僧。按這一標準衡量，則蔣超屬講僧無疑。他對佛教理論的闡釋集中在《蔣說》和《峨眉山志·志余》二書中，他在書中匡正了清初許多人盲目投禪，信仰不堅而產生厭惡僧侶，斥其為寄生蟲的偏見，也給一些無心向學，靠經懺為生的僧侶敲響了警鐘。
清初僧人能詩者較多，而知名的卻寥寥無幾，僅成鷲、曉青、元玉、宗渭、貫之、行密、永宣、兩山、通醉、海明等十數人而已。蔣超歷經亂世，後又舉業進入仕途，故其心境不同於一般人，其文不拘守八家準繩而盡情發泄，其詩直抒胸臆，無雕琢摹擬之陋習，故國之思和悲憫眾生之情躍然紙上。其《金陵舊院》一詩，被人傳誦不衰，為詩論者所推崇，詩云：“錦繡歌殘翠黛塵，樓台已盡曲池湮。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當時江南戰亂初定，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一片廢墟，撫今思昔，悲從中來。此詩較之酣歌秦淮紙醉金迷的遊玩之樂的作品，其情韻自然要高出許多。且以小見大，靜中有動，動得自然。又如《文殊院》詩：“紫玉屏風敞佛筵，諸峰如笏上青天。偶來山寺空無主，驚起白猿松際眠。”描寫山寺經明末戰亂，凋零不堪，昔時的香火鼎盛，如今已不復見，靜中有動，迷離幽邃，清澄飄逸。蔣氏性情瀟灑，逍遙世外，遍歷山水，目之所寓，輒得於心，吟喔成詩。其以名山大川為行樂，以古今勝跡為題材，以明心見性為指歸，這便是他作為詩僧的特色所在。從其詩作《冬季月杪從沂州早發宿青駝寺，時多寇警》、《金陵舊院》、《春日郊行有感》、《差官行》、《峨眉山蘿峰庵絕筆》（“倏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墮孽塵。妄向鑊湯來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里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來看，都是觀照入神，是自由性靈的抒發，包含了對空靈意境的追求。
清初名重西南的臨濟高僧丈雪通醉（1610——1693年，成都昭覺寺第一代方丈）在《送華陽山人游峨眉》一詩中寫道：“萬里瞿塘杖挹春，峨眉天半一閒身。俯觀沙界如棗葉，猶是遊人眼上塵。”恰如其分地表現了蔣超敝屣榮華富貴、功名利祿的高潔情懷。
這位“華陽山人”（“華陽”乃四川的古稱）撰成《峨眉山志》後，因久病，於康熙十二年（1673）春前往成都治療。病情穩定後，返回蘿峰庵靜養，不幸於是年秋逝於庵中，享年49歲。其至交可聞海源遵照他生前遺願，將其安葬在蘿峰庵附近，長與秀水名山松濤鳥鳴為伴。
蔣超隱居峨眉山時，曾作書與其好友王士禎云：“（前）身是峨眉老僧，故萬里歸骨於此。”蔣超去世時，王氏正在成都主持鄉試，驚聞噩耗，悲不能禁。撫今思昔，回憶兩人在一起的時光，情不自勝。大比完畢，他即專程到蘿峰庵蔣氏墓前憑弔，揮淚書五律一首以挽之。詩云：“西清三十載，久病一遷官。忽憶峨眉好，真忘蜀道難。法雲清浩蕩，春雪氣高寒。萬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
蔣超臨終時，將《峨眉山志》手稿交給可聞海源保存。可聞海源乃丈雪通醉之徒，他將這一手稿呈送四川按察使曹熙衡，在曹氏的大力支持下，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將《峨眉山志》木版刻印行世。道光十四年（1834），峨眉縣令胡林秀（字翹生，廣東鶴山人，進士）又對此書加以校訂。民國二十三年（1934），現代淨土高僧印光法師（1861——1940年）又對該書進行重修，由葉恭綽題簽後出版發行。諸版本中，以道光十四年修訂版為最佳，美、日、英等國圖書館均視為珍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