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的背景
清代乾隆以來，淮安農村土地兼併情況嚴重，可耕之地多為地主所有，絕大多數農民都是依靠佃種地主土地維持生活。淮安當時地處通京大道，水陸交通方便，加之氣候適宜，物產豐富，許多外藉官僚在卸任後往往選擇淮城作為定居之所，以便優遊林下。還有一批鹽商巨賈來淮經營鹽務。他們購置房產，收買田莊，過著不勞而獲的剝削生活，其後代便是四體不勤，只圖享樂的地主，以致淮城公館棋布，地主成群，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地主城。當年淮安的習慣，凡佃種土地，夏收歸佃戶，秋收歸業主。嘉、道間，黃淮泛濫，水旱、蝗災頻繁，農作物經常失收。這時，農民生活已無著落，更無糧交租。對於業主來說，地租收入是他們主要的經濟來源。農民無租可交或少交，他們的生活也就受到影響，於是，逃租、催租、逼租等案件就不斷發生。地主士紳們為了保證能夠收到租，就聯合起來，誇大、歪曲事實，向官府提起訴訟，希望能由官府出面，發布布告，讓佃戶按“攬紙”即契約交租，這就是山陽逼租碑產生的背景。
由官府發布告示，要求佃戶按約交租已有先例。乾隆五十三年(1788)，江蘇各地陸續發生抗租案件，後由江寧布政司發布了《江南征租行牌》。山陽逼租碑的產生，首倡者是山陽舉人李秉恭。
個人信息
李氏字渠安，號滋圃，住院東街(即今鎮淮樓東路)。李氏由鹽業起家，明代後期從山西遷淮，成了淮安的大地主。家族信息及作品代表
他家可算是書香門第：他父親、祖父及三個兒子均是秀才，曾祖父李時震是順治年間的進士，官內閣中書。至於旁系中有“功名”者就更多了，而且每人均有著作，如李秉恭就有《步雲書屋存稿》、《集經偶存》等。地方志載，李秉恭“性至孝友”、“勇於赴義”，“《淮山肄雅錄》、《兩庠題名碑》皆捐資刊行”。
事件
在嘉慶中他七十多歲時，他想仿照乾隆五十三年《江南征租行牌》的“規條章程”，寫了一個呈文請官府申詳立案，但呈子剛送上不久就死了，事情便擱了下來。又過了十多年，到了道光四年(1804)，洪澤湖決堤，淮揚二府人民“幾為魚鱉”。大學士汪廷珍為欽差大臣來淮查辦，兩江總督孫玉庭被撤職，河道總督張文浩遣戍新疆。官僚們雖查辦了，而人民生活困難仍無法解決，地租矛盾更加突出。這時山陽縣來了一位譚知縣，李秉慕的兒子李程儒便聯合了一批中層地主士紳(大的官僚士紳不便出面，只在後台指揮)，於道光六年十一月聯名呈請山陽縣立碑“曉諭”鄉民按約交租。共有十個人，他們是：陳曦：(1779－?)字傑民、喆民、旭岑，道光元年舉人，是丁晏的姑父。陳氏也是淮安代有名的地主世家；
馬喬年：(1768－?)字舄飛，號小晉，乾隆恩貢生，“欽旌孝子”；許汝衡：(1794－?)字少權，號莘農，道光五年拔貢，清末段朝端的祖姑父；
李程儒：李秉恭的三兒子，字澗東，為韋墉岳父。史載雲；“性嗜書，家饒於資，購書至數千卷，寒署聽夕披讀無間”，著《書畫閣詩鈔》二卷；
丁晨：(1779－1834)字曙軒，號雲濤，嘉慶11年秀才，與丁晏兄弟行，與王履亨、楊啟恕兒女親家；
許聯甲：字孚萬，廩生，選懷遠縣教諭；
丁曇：(1806－1853)道光廩生，字御青，號冠雲，與丁晏兄弟行，何其傑岳父，著《綺園詩稿》)；
王潛：字漁門，增生，居西門，田在石塘，曾居石塘二十年。著《綠蔭山房詩存》；
范廷桂：(17947－?)字古香，號秀岩，是《淮壖小記》作者范以煦的父親；
張清源：字鎰渠，道光四年秀才。
這些地主階級的代表將呈文送上以後，山陽知縣立即層層上報，不久，淮安知府富斌、淮揚道員鄒錫停、江蘇按察使覺羅慶、江寧布政使張某、江蘇巡撫陶澍、兩江總督琦善等均有批示。
山陽知縣譚霖批云：“佃戶欠租圖賴各弊，自系情真理確。所議章程，亦屬因地制宜。”其他各級批示不外同意頒行之類意見。嗣後，淮安府、山陽縣又命李程儒撰寫碑文稿和設計碑式，李程儒立即撰寫了碑文，全文如下：
特授江南淮安府正堂加十級記錄十次富，為嚴禁惡佃架命抬詐，霸田抗租，以嚴國法，以安民業事。
據山陽縣知縣譚霖詳稱，據舉人陳曦、恩貢馬喬年、拔貢許汝衡、職貢李程儒、附貢丁晨、廩生許聯甲、丁曇、增生王潛、附生范廷桂、張清源呈稱：江北業治田產，均系招佃耕種。麥歸佃收，業戶專待秋成，照攬收租，情理兼盡。每有不肖佃戶，攬田到手，或私給他人頂種得價，或指田借債將租償還，或以碎糝掗交，勒背未遂，泥門遠逃，或借稱水旱，唆訟逞刁，或欺逼孀孤，霸田背稻，或業戶催租，膽敢唆婦拚鬧，架命圖賴，甚至親老疾篤，弄假成真。種種不法，不惟田業不能相安，更於風化大有關係。捧呈前督憲乾隆五十三年通行江南征租規條，仿照章程，因地制宜，請詳勒石，永垂久遠，等情到府。當經據情通詳。茲奉督、撫二憲暨各憲批示飭遵。並奉迢道憲鄒批，如詳立案，即飭山陽縣照所議規條勒石永禁，等因到府。合亟示禁。為此，示仰縣屬軍民農佃 及鄉保人等知悉：嗣後倘有不法佃戶仍蹈前轍，一經業戶呈控，定即嚴拿，照依詳定規條，從重懲辦，按律治罪，決不寬貸。爾等農佃，慎勿以身試法，致於罪戾，須至碑者。
山陽逼租碑的碑文寫好後，山陽知縣即命李程儒等購石刊刻，據記載，一式兩塊，一塊在府署，一塊在山陽縣堂。
山陽的地主士紳們達到目的以後，因碑立在官府內，宣傳不廣，又怕鄉下人看不到，便於道光七年五月第二次公呈，要求批准在山陽八鄉(當時淮安分八個鄉：時清、和樂、世美、泰安、人慶、壽寧、年登、豐裕)由業主備石，“照依碑式，不許增減更改一字”，也立碑於要道，得令農佃往來觀望，觸目驚心，有所警惕”。山陽知縣立即批示：“準出示曉諭，一體遵照。”並派出差人到鄉下去查看，要求各坊(鄉以下行政單位)“用席(將碑文)裱糊張掛，毋許風雨損壞。”淮安知府又行文到所屬其他各縣，要求按照山陽縣收租碑內容，也在本地勒石，讓那些地方的佃戶也“永遠遵行”。道光七年七月，山陽逼租碑事已全部辦完，並按上級官府的要求，搞了一些碑文拓片送給各級備案。
匾上文字
李程儒等深感山陽知縣譚霖的功德，在他離任的時候，聯合士紳，給他送了一塊匾懸掛于山陽縣大堂上，匾上文字如下：幕頌譚老父台大人德政明通公溥
紳士公立
道光七年歲次丁亥季春穀旦
並備以“冠履朝珠等件”、“彩亭管樂，會同諸人”，吹吹打打，到山陽縣大堂攀轅叩謝。
李程儒等對於立碑自然心滿意足，但仍有點不放心，為了垂示永遠，他將這次立碑過程中的各種檔案：士紳公里、各級官府的呈文、批示、行文、碑式等，匯集成冊，並將乾隆五十三年江南征租案的檔案附於其後，特請淮安知府、山陽知縣及有關人士作序，出資刊印成《江蘇山陽收租全案》一書。這是一本珍貴的書，明清兩朝，江蘇佃戶抗租事件經常發生，但沒有一個能像山陽縣這樣，將事件過程中的全部檔案資料完整的保存下來。這本書，特別是這塊山陽逼租碑，也是研究清代中葉地租情況的重要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