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尹美賢，韓國紀錄片女導演，中性裝扮，頭髮中可見白髮的尹美賢，是韓國MBC歷史上第一位女導演。主要代表作有：《四個指頭的鋼琴家》和《只有老人生活的村落》。
《四個指頭的鋼琴家》
講智障少女喜雅，在母親的幫助下，學習演奏鋼琴的故事。剛在2006年的紐約電影電視節上獲得紀錄片金獎。影片中20歲的喜雅身材矮小，貌如幼童，生下來就只有四個指頭，卻要在母親堪稱嚴酷的督促下，練習演奏一曲“即興幻想曲”。這愛恨交加的母女關係，讓人想起中國武漢的舟舟的故事。
《只有老人居住的村落》
《只有老人居住的村落》的拍攝過程花了13個月，但整個創作過程是一年半時間。7歲以前，我也生活在農村，那時候農村有很多年輕人，如今只剩下老人了。我拍攝的村子裡，65歲以上老人占到人口一半以上。因為並不依賴農村出產糧食，政府對農村的現狀關心不足。我擔心，10年後的韓國農村可能就荒廢。因為離開農村太久，為了拍這部紀錄片，我特地和仍然生活在農村的祖母聯繫，了解了一下如今農村的情況。
新民周刊訪問
2007年接受《新民周刊》的訪問。
《新民周刊》：亞洲地區都在流行韓國的肥皂劇，你是不是肥皂劇的觀眾？怎么看待韓劇在亞洲的流行？
尹美賢：是的，我偶爾也會看一些電視劇。20年前的香港電視劇風靡亞洲，而後是美國電視劇，但它們與亞洲人的生活有距離，所以流行不會持續很久。如今則是韓國電視的流行，亞洲對韓國電視劇的文化不會感到陌生。
《新民周刊》：韓國政府將韓國的流行文化作為一個商品予以支持，你認同政府的文化政策嗎？
尹美賢：我不認為韓國政府對電視劇有特別的支持。韓國的電視劇產業興起之後，政府才有一些支持的舉動。
《新民周刊》：韓國演員一直在反對進口更多的外國電影。一些亞洲國家都有一種現象，既嚮往美國的生活和文化，又在抵制美國的電影，這種態度似乎是矛盾的。你贊成嗎？
尹美賢：對外國電影的反對是很多國家都有的。我能夠理解他們的態度。至於既喜歡又抵制的事情，在很多地方也是一樣，雖然觀眾很喜歡韓國的電視劇，但是他們也卻在抵制韓劇。
《新民周刊》：韓國的年輕人會通過盜版看那些沒有引進的影視作品嗎？
尹美賢：在韓國，進口電影並不像在中國那樣受歡迎。因為有線電視也會播出一些國外的連續劇，像《老友記》、《絕望的主婦》。但年輕人並不熱衷。他們看的片子裡，大概國產和國外的各占一半。
不喜歡強調女性身份
《新民周刊》：你是怎么成為紀錄片導演的？
尹美賢：我成為紀錄片導演，完全是偶然的。在我剛入行的那個年代(1986年)，平面媒體最受尊敬，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是紀錄片受推崇，到了1990年代末，娛樂節目製作人才開始有地位。1986年，我想做一個報紙記者，可是失敗了。有一次我在咖啡店裡等朋友的時候，看到了MBC招聘製片人的廣告，我就去考試了，沒想到竟然成功。MBC有三個部門：電視劇、紀錄片和娛樂節目。進公司的時候可以自己挑選部門，我就選了紀錄片部門。
那時候做一名紀錄片導演的地位比做娛樂節目導演要有吸引力，哈哈，如今正好顛倒過來了。當然，潮流還是會變的。
《新民周刊》：在韓國，女性的紀錄片導演多嗎？
尹美賢：那個年代女性很少做這樣的工作，能夠像我這樣，熬這么長的時間的更少。我是MBC第一個女製片人。如今。
《新民周刊》：什麼時候開始獨立製作紀錄片？
尹美賢：我進公司後開始做助理，一做就做了5年。到1991年，我才開始獨立製作紀錄片。當時MBC在製作一個名為《新普通人》的系列紀錄片，每周一集，每集一個小時。
《新民周刊》：這么長時間的等待，和你是女性有關係嗎？
尹美賢：沒有什麼關係。在韓國那時候沒有教授紀錄片製作的課程，只能邊做邊學。我進公司自己開始做紀錄片之前，是從來不看紀錄片的。進了公司之後開始學習，看的大多數是英美的紀錄片。這5年時間對我來說，是非常系統的職業訓練。我想，如果我是男人，也要有這么長的時間學習。
《新民周刊》：在你看來，女導演和男導演有區別嗎﹖
尹美賢：我認為沒有區別。
《新民周刊》：你和你的年輕的女同事之間有區別嗎？
尹美賢：哈，我覺得我們之間有代溝。交流有代溝。我很想和她們溝通，但是很難做到。我和他們說話的時候，她們顯得不自在。今天的年輕製片人更講究個性。而我這一代人，更有集體意識和組織觀念。為公司的利益會考慮得更多。他們更關心的是提供信息。
《新民周刊》：你不喜歡別人強調你的性別？
尹美賢：我不喜歡。20年前，別人界定我的時候，“女性”是首先會被使用的字眼。因為那時候女性做紀錄片很少見。如今他們更強調我的片子本身。
紀錄片導演不是一個吸引年輕人的工作
《新民周刊》：韓國的紀錄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展的？
尹美賢：韓國紀錄片的興起開始於1980年代中期。先是1970年代電視的興起，但紀錄片當時由膠片拍攝，成本太高。1980年代中期，隨著數字攝錄機的出現，拍攝紀錄片成本大大降低，這一產業也開始繁榮。
《新民周刊》：國家政局的變化對紀錄片導演的工作有沒有影響？
尹美賢：當然有影響。韓國在軍人政府統治的時代，對導演的工作有很多限制和干涉，到了民選政府當政，一切都開放了。當然就我個人而言，因為我更關心個人化的故事，所受的影響還不算大。
《新民周刊》：導演會不會被要求修改作品？
尹美賢：如今，這種情況是極其少見的。如果製作的片子達到水準，就會有完整播放的機會。少見的例外是一部關於黃禹錫的紀錄片，這部片子製作好了，但是沒有播放，因為題材太敏感了。
《新民周刊》：中國的紀錄片導演經常爭論一個問題：應該表現自己還是改變社會。
尹美賢：紀錄片有助於社會改變，但決不是去教化人們，而是提供信息給人們。我雖然不是藝術家，但作品也具藝術性。這就是我的看法。
《新民周刊》：請介紹一下韓國紀錄片的生產體制。
尹美賢：韓國紀錄片導演的資金來源基本上都是來自MBC這樣的電視媒體的紀錄片部門。韓國也存在獨立的紀錄片製作人，但拍攝資金需要自己籌集，在投資和發行上都有很多困難。MBC是半政府半商業機構，所以有穩定的紀錄片資金。韓國紀錄片主要銷往亞洲國家，我的一部紀錄片曾賣到黎巴嫩，這是比較少見的。 紀錄片不會像電視劇這樣流行。韓國也有專門的紀錄片頻道，它是一個有線電視頻道，類似美國的DISCOVERY頻道，收視率還不到1%。如今世界上還沒有完全播放紀錄片的公共電視台。
《新民周刊》：今天的韓國，紀錄片導演是一個能夠吸引年輕人的工作嗎？
尹美賢：哈，我想不是。他們更願意做娛樂節目的製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