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尹沺（1882—1958），原名尹序沺，又名尹漁村，字漁村，後以字行。山東東平縣大羊鄉尚莊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先驅者、中國同盟會會員。曾組織發動了任丘、灤州和天津等地多次反清起義。後參加了轟動全國的謀刺清監國大臣攝政王載灃和謀炸天津總兵指揮張懷芝的暗殺行動。武昌起義後，曾擔任湖北武昌起義軍代表辦事處駐河北石家莊總指揮，是北方革命協會、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主要領導之一。
生平
先生生於清光緒8年（1882年）8月24日，東平縣東平街道辦事處尚莊村人，祖籍山東平陰。他家世業儒，6歲啟蒙，受業於其長兄序浩（清癢生），由東平州書院高等國小堂、省優級師範學堂而考取並畢業於清京師臨第一師範學堂（原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科，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在清京師臨第一師範學堂，他秘密閱讀了大量宣傳反清、宣揚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進步書籍，逐步認識到：要強國，就必須推翻滿清政府，建立共和，實行新政。後來，他在《每周評論》上連續發表了《校友淚》和《山東東平縣的佃戶》兩篇文章，文章中充分體現了他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權利的革命思想。在師範學堂學習期間，他結識了汪精衛，經常聽汪精衛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道理，並經汪介紹加入了同盟會，秘密進行反清活動。
1909年，年僅3歲的清宣統帝溥儀即位，朝政大權落在其父攝政王載灃手中。1910年舊曆2月，汪精衛等人先後潛赴北京，在玻璃廠附近以“守真照相館”為掩護，秘密組成暗殺團，準備刺殺載灃，以寒敵膽。尹沺同黃復生等人奉命執行任務，他們準備在載灃每日上下朝都要經過的攝政王府住地附近的一座拱橋下埋放炸彈。尹沺身材魁梧，體格強壯，負責搬運爆炸器械，但在埋放炸彈時不幸被敵人發現。事情泄露之後，汪精衛、黃復生等人被捕入獄，尹沺在同志和友人的幫助下，喬裝打扮成商人，離開了北京，躲避追捕。據民國《東平縣誌》記載：“同盟會時期，革命黨之組織，肇於興中會，當時東平無參加者。至光緒三十一年，同盟會成立，邑人尹漁村、徐鴻策始行加入。庚戌年汪精衛先生刺攝政王一役，尹漁村與焉。是為東平人參加革命之創始”。這也是在中國近代史上值得我們東平人驕傲的一筆。
此後，尹沺一直在河北省的保定、石家莊地區開展革命活動。當時保定是京、津、保地區進步青年學生的聚集地，他在保定與縣立師範畢業生、保定盲啞學校教習薛成華、育德中學張在田、法律學堂許潤民等人一起為革命運動奔走於河北南部各縣。
1911年8月19日，武昌新軍在同盟會黨人的影響下，發動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裝起義，全國各地紛紛回響，迅速擴展為全國規模的辛亥革命。在河北境內進行秘密活動的尹沺等黨人積極行動，準備在畿輔重地起義。京津同盟會不久在天津成立，汪精衛、李石曾為會長，會員有數百人，遍布全國十幾個省，魯籍同盟會員加入京津同盟會的就有尹漁村。
為加快革命步伐，武昌起義後成立的湖北軍政府派同盟會黨人胡鄂公北上，聯絡革命力量，統一革命指揮，在天津設鄂軍代表辦事處，並設京、津、保、灤、通、石家莊總指揮處。尹沺為石家莊指揮，耿世昌為任丘指揮。尹與耿世昌一起，組織發動了任丘、灤州起義，但起義最終受挫。此後，部分黨人轉變行動方式，由起義轉為暗殺，目標之一就是清幫辦直東防務大臣張懷芝。
1912年元月24日，革命黨人在得知張懷芝“將於二十六日上午乘快車由京返津”後，決定刺殺張懷芝。尹沺、薛成華、樊少軒、周希文、張在田5人於26日上午守候在天津新軍站附近。張懷芝走下火車時，薛成華“投以一彈，彈爆發於兩車接觸間，知不中，成華復於煙霧迷惘中再投一彈，而漁村、少軒、希文、在田等聞得槍聲，亦開槍以助成華勢”。張懷芝被震昏在地，軍警立即開槍還擊，薛成華知道可能逃脫不掉，於是與軍警展開激戰，最後不幸被捕，當晚被處以凌遲死刑。尹沺見寡不敵眾，隻身進入法租界，才幸免於難。
次日，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決定立即發動天津起義。尹漁村參與了吉祥里14號的起義布置，準備29日午夜12時發動起義。不料，29日夜，因負責發信號的人誤將手錶的分鐘看作時針，提前兩個小時發出了信號，致使僅有數百人倉促出擊，孤軍作戰，敵我力量懸殊，起義失敗。
袁世凱竊了取大總統位置後，大多數同盟會黨人對其不信任，時有“倒袁”的呼聲。在袁世凱當國期間，同盟會黨人決定不受任何官職及榮典勳章。尹沺以北方革命諸烈士的血跡未乾為由，辭去了山東武定道道尹之職，憤而返鄉。
1912年8月，國民黨成立。“民國元年，周茂生、孫鴻霖等奉上級黨部派遣來縣組織黨部，當時入黨者三百餘人，成立國民黨分部於勸學所，即舉尹沺為理事長，楊安亭、賈方范、孫同甫、張瑞農等為理事，繼續入黨者千餘人。至民國二年夏，二次革命失敗，袁下令將國民黨強迫解散，本縣黨務遂亦停頓”（《東平縣誌》民國二十五年重修）。尹沺在家鄉期間，積極倡導剪辮子，婦女放纏足、創辦實業。1920年，在任勸學所理事長期間，他動員其姐姐家（馬代村呂姓）捐獻城宅一處，擴大了東平縣高等國小堂（今東平一中）校址。後又捐款、捐地、捐樹，在尚莊村創辦了有6個年級的東平縣立尚莊國小，招收周圍二三十里的青年128人，後擴建為縣第二高國小堂。多年來，這所學校為革命事業培養了大批幹部，如原中共東平縣委書記劉仲羽烈士、王相臣烈士，原貴州省農委主任王虎文等都畢業於該校。民國時期，曾在尹沺直隸任邱縣和束鹿縣縣知事（縣長）。在任期間，他竭力推行新政，為百姓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好事，深受百姓擁戴，離任時百姓送萬民旗、萬民傘以表讚頌。
1925年後，尹沺先後在山東省濟南農林事務所（隸屬農林部）、青島市李村師範、東平縣立初級中學任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初，山東省第六專員公署專員范築先委任尹沺為肥城縣縣長。他立即動員親友組成一支有20餘支槍的隊伍，奔赴肥城。至肥城後，他邀請地方人士共商抗日大計，籌集槍枝，組建抗日武裝。日軍侵占肥城時，從北門攻入，尹沺指揮部隊從南門撤出，轉入山區游擊。後因給養不足，他派人回家賣地7畝，用以維持縣政府人員的生活。此時，共產黨領導的泰西人民自衛團逐漸壯大，成為肥城縣抗日的主力，尹沺遂率部轉至東平縣與四區區隊會合。當時有人不同意離開肥城，尹沺開導他們說：“保衛國土，人人有責；自衛團在肥城抗日，打擊敵人，受到人民的擁護，比咱們強得多。咱們回東平不是同樣能抗日嗎？”尹漁村在肥城堅持抗日近一年，從未和自衛團發生過磨擦。
1939年底，東平抗戰形勢惡化，同他合作的東平四區國民黨區長尹鼎祚對抗戰發生動搖，打算投降日寇，並同尹沺商量。尹沺回答說：“投降日寇當漢奸，是背叛祖國的可恥行為。我寧戰死也不投敵。”後見尹鼎祚投敵之心已定，便遣散所屬，離開四區去濟南經商隱居。
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後，得知尹沺在濟南，曾誘勸尹漁村去南京任職，被尹沺斷然拒絕，他回答來者說：“我以前參加革命，為救國救民，如今，我不能去作喪權賣國的漢奸，如（汪精衛）非派人來不可，就請帶上一具棺木。”此時，山東省日偽教育廳長郝書暄與尹沺既是同鄉、又是好友，交往甚厚，聞尹漁村至濟，便請他到偽教育廳任職，尹沺婉言謝絕。後郝聞尹漁村生活拮据，派人送去大米、白面各一袋及偽鈔若干，並附信敦請尹沺出任偽職，言辭相當懇切，其中又暗含威脅之意。尹沺覆信說：“鑒於昔日情誼，米麵顏收下，錢退回；至於任職一事，弟才疏學淺，不堪重任，實難從命。”從此主動與郝斷絕來往。後來，尹沺五弟尹濟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尹沺三弟尹浦托郝營救，郝說：“只要漁村前來，此事好辦，否則五弟性命難保。”尹沺知郝的用心，始終未出面求情，尹濟最終被敵人殺害。此事充分顯示了尹沺崇高的民族氣節。
汪精衛被拒絕後仍不死心，曾密令偽山東省長唐仰杜將尹漁村強行押送南京。此事被唐仰杜的世叔侯延爽（尹漁村的同鄉、親戚）聞知，急告尹沺。尹沺立即逃離濟南去魯中山東省政府沈鴻烈處，逃脫了汪精衛的魔掌。
1941年，尹沺出任山東省臨沂專區參議員，後轉任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1943年，魯中形勢惡化，他隨山東省臨時參議會轉移至安徽省阜陽縣。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春，他隨參議會回濟南，仍任省參議員，兼任成通紗廠廠辦平民國小校長，直至濟南解放。尹沺在國民黨政府從政數十年，始終是居官清廉、剛正不阿，被譽為“出污泥而不染”的一支清蓮。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日益腐化，貪污成風，尹沺對此非常痛恨，在會議上不斷進行抨擊。1947年，他在一次省參議會會議上發言，對貪污行為嚴辭指責：“現在政府中貪污受賄成風，真所謂官無不貪，吏無不污，只不過有虎頭（貪污多）與蠅頭（貪污少）之分罷了。當務之急，應先懲虎頭，再辦蠅頭，不能只懲下吏，不整上官，不然，貪愈甚，政愈亂，黨將不黨，國將不國，後果不堪構想”。這個建議，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內根本無法付諸實現，但在當時的形勢下，敢於公開發表如此言論，實屬難得可貴。
尹沺對子女要求嚴格，經常教育他（她）們要自食其力，尤戒勿入仕途。他常對子女們說：“為人在世要有一技之長，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因此，他的子女國中畢業後皆考入職業學校，學有專長。長子學汽車駕駛，次子學染織，三子學機械。小女兒最受疼愛，國中畢業後，尹沺要她報考衛生學校。女兒不滿意地說：“以你的資歷、地位，就不能在省政府給我找個好工作嗎？”尹教導她說：“當醫生或是護士，是救死扶傷的高尚事業，受人們的尊敬。”女兒從命，考入濟南護士學校。尹沺子女4人皆未涉身政界，安心做一名普通的勞動者。
1948年秋，濟南解放後的第三天，尹沺遵照濟南市軍管會的規定，到軍管會報到，說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經歷，表示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願投身建設新中國的洪流。他在給黨中央的一封信中說：“漁村年近古稀，安能再有作為！然解放之喜訊，領袖之英明，喚醒了中華大地，也喚醒了漁村之枯心，願在有生之年，為新中國做點力所能及的工作，以贖前愆。”之後，山東省人民政府安排他為山東省文史館館員。
1958年秋，尹沺病重，知已不起，囑其子女說：“跟著共產黨走，好好做人。”不久病逝於濟南，享年77年。
評價
尹沺先生的一生經歷了晚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親眼見證了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獨立富強的艱辛歷程。他本人也從一個晚清的愛國儒生成為一名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三民主義的信仰者，一直到解放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忠實追隨者，一生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苦苦探索，矢志不移，不愧為東平縣近代史上的一位名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