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輝

尹文輝（約公元前360—前280年），齊國人。戰國時代著名的哲學家。與宋鈃齊名，屬稷下道家學派。他們的思想具有調和色彩，對後期儒家思想有深刻影響。
尹文輝於齊宣王時居住在稷下，為稷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宋鈃、彭蒙、田駢同時，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並且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是當時有名的名家，能言善辯，“白馬非馬”為代表性的論點，以詭辯著稱。尹文的學說，當時很受公孫龍的稱讚。
尹文輝的學說，《莊子·天下篇》說它“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長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他學說的中心思想是希望天下太平，社會安寧，人民安居樂業，達到溫飽的小康世界，每個人在社會上都能夠養活自己，同時還可以供養一下別人，就足夠了，就可適可而止，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和企想，從而達到於心無愧，“見侮不辱”，既能對得住別人，也能對得住自己。這就是治理天下的大道理。
尹文輝的思想，與宋鈃大致相同，都提倡寬容即所謂“恕道”，教導人們勿要爭鬥，主張對別人的態度甚至侮辱也要能夠容忍，不要因小失大而為此發火暴怒；要反對戰爭，化干戈為玉帛，提倡以忍為上。他認為，“大道容眾，大德容下”，對百姓、對臣民，只要講究寬恕忍讓的道德，並奉為最高尚的東西，事情就好辦了。事情越少越好辦，辦事情的手續越簡便越能找出前因後果，掌握重點。一個做國君的人，必須做到“無為而治”，這樣才能夠“容天下”；“容天下”就可得民心。而“容天下”的最好辦法就是“深見侮而不鬥”，在這個原則下，做到有功則賞，無功則罰，這樣才能審時度勢，名實相副，這就是“道用則無為而自治”的道理，即道家創始人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的“無為而治”思想。
尹文輝認為，要做到“無為而自治”，名實相副，就要堅持做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這八條。這八條，都是“五帝三王”的“治世之術”。因此，對於“博施於物”的“仁”，“以道之”；對於“以立節行”的“義”，“以宜之”；對於“以行恭謹”的“禮”，“以行之”；對於“以和情志”的“樂”，“以和之”；對於“以正尊卑”的“名”，“以正之”；對於“以齊眾異”的“法”，“以齊之”；對於“以威”使服的“刑”，“以威之”；對於“以勸忠能”的“賞”，“以勸之”。並且，他認為這八個標準（“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使大家都掌握了，就能夠達到天下大治，這就是老子所說的“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所謂“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
尹文輝的思想，是以道家“無為而自治”的思想為主，融合了儒家的思想因素。尹文所說的“大道容眾，大德容下”的所謂“恕道”，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的“恕道”思想，是一致的。只是，其中突出了“名實”思想，即所謂“深見辱而不鬥”，“名實審也”。尹文認為，“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尹文所說的“名”，就是“正形”，使名實相副。尹文說：“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而且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他引用孔子的話說：“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這樣，他的“無為而自治”的思想不僅與“恕道”聯繫在一起，而且也與“名實”思想聯繫在一起。這些哲學上的命題，在儒家思想中都能找得到。尹文又引用老子的話說：“道者，萬物之俱，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籍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他認為“善人與不善人，名分日離。”這就指出了二者之間的差別。他認為，“有形者必有名”，反過來，“有名者未必有形”，因此，有理無益於治理國家的事，“君子弗言”；有能力辦到的事而對於治事沒有好處，這樣的事“君子弗為”。他要求人們做事情要看對於國家和人民是否有益，從而做到“名”“實”相副。否則，便會“相亂”。因此，“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一切要按“名”“實”相副的次序辦事，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達到致世經用的目的。
尹文輝不僅在倫理學上用“恕道”容忍別人，做到“見辱而不鬥”；而且還用“大道容眾，大德容下”的“恕道”思想反對戰爭，提倡“無為而能容天下”，這不僅與儒家思想相通，而更重要的是與老子的無為而治的“尚柔”精神一脈相承。
關於《尹文子》一書的流傳情況，《漢書·藝文志》著錄一篇，列名家。為魏黃初末出山陽仲長氏分上、下篇。《隋書·藝文志》列為兩卷，與今“道藏本”相合。然而唐人引《尹文子》為今本所無，因疑今存《尹文子》上下兩篇系後人偽托。一說《管子》中的《正術》上下及《白正》諸篇為其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