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尚書黃久菴先生綰
黃綰字叔賢，號久菴，台之黃岩人。以祖廕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璁、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尚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閒住，遷家翠屏山中。寒署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
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功夫？”對曰：“初有志，工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工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真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歿，桂萼齮齕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良止為學的，謂：“中涉世故，見不誠非禮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己，則憤世嫉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阱之交作，鬱郁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艮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為伏羲《易》，《彖》辭為文王《易》，《爻辭》為周公《易》，《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孔子《易》。以《大象傳》為《大象辭》，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序次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周《易》之韞，為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坤，先辟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為列國。《春秋》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皆以聖經明文為據。《禮經》則以身事世為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為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為類（冠婚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為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即為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為經，無乃以草竊者為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於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觀樂為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繁》、《采苹》”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即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取也。《識余錄》言先生“比羅一峰，以傾邃菴”，高忠憲《家譜》言“居鄉豪橫”。按先生規其同門，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同門皆敬信無異言，未必大段放倒如是也。
易經原古序
《易》者，三才之道，聖人之學，憂患之樞也，有先天，有後天。先天之時，以氣流行，憂患尚淺，後天之時，以事成用，憂患日深。流行者，以象效法，成用者，以象趨避。先天以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者為象，變為六十四，以示人之效法。非此則憂患興，人道不彰。效而法之，其要始終於天地，觀天行健，以自強不息，觀地勢坤，以厚德載物。後天以言動、制器、卜、筮四者為事，變為六十四，以示人之趨避。非此則憂患甚，人道危。趨而避之，其要亦始終於天地，為知崇，為禮卑，崇效天以厲志，卑法地以受物。此先天后天之教，予少學也。觀其卦，考其圖，玩其辭，繹其義，昧焉無知也。中涉世故，乃試於世，初見不誠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己，則皆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既知憤疾輕肆之不可，則反而修諸己。修諸己未得，每遭毀譽機阱之交，則多鬱郁疑思，幽憂困心，若無所容其生者，則進之於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然猶未也，又求而進之，則見理在於我，性在於我，天在於我，命在於我，無容窮於我，無容盡於我，無容樂於我，無容知於我，乃一而無二矣。惟艮其止，止於其所，時止而止，時行而行，以觀萬象，以進觀天健，以進觀地厚，又觀辭變象占，以進觀天崇，以進觀地卑，然後動靜可不失其時，其道可光明矣。然亦不敢為足，實不知予之為予，《易》之為《易》，聖人之為聖人，眾人之為眾人，執此以往，以履憂患，惟健惟厚，惟崇惟卑之當，孳孳日見其未已，然後知《易》之在予，皆因憂患而得之。學之不易，有如此者。今敢定之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為伏羲《易》，以《彖辭》為文王《易》，以《爻辭》為周公《易》，以《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孔子《易》。又以《大象傳》為《大象辭》，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周《易》之韞為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坤，先辟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卦位之次序。其《文言》之錯於《繫辭》者，則歸之《文言》；其《繫辭》之錯於《說卦》者，則歸之《繫辭》；及凡諸錯者皆正之，皆詳於各篇。歷數十年，敢以生平所得之艱難者。釋其義，或先儒之說有同者亦不敢廢，謂之曰《易經原古》。故綴以俟君子，茲述其概雲。
書經原古序
古言功業之大，道德之盛無過於唐、虞、三代，言君則無過於堯、舜、禹、湯、文、武，言臣則無過於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人皆知其大矣，而不知其所以大；皆知其盛矣，而不知其所以盛。夫不知者，知為功業而不知所以為功業，知為道德而不知所以為道德。夫功業由道德，道德由其學，其學由於其心，必知其學，然後其心可得知也。蓋自伏羲以來，以“艮止”啟存心之法，至堯以“允執厥中”示由道之要，至舜、禹以“人心道心”、“危微精一”、“安止幾康”明“允執厥中”之要，至湯、文、武以“欽止艮背”明“建中綏極”之要，其實皆“艮止”也。苟得其要，雖在數千載之下，可見數千載之上。今予生數千載之下，竊嘗妄意欲窺當時君臣功業之大，道德之盛，每恨不獲生逢其時。早嘗有志，寤寐景行，黽勉從仕，雖幸有遭命與心違，歸臥窮山，掃跡蓬戶，乃取《典》、《謨》、《訓》、《誥》之文，反覆微言，潛心歲月，一旦怳然若有所啟，若見言外之旨，目擊其君臣雍雍濟濟，感德仰恩，相與揖讓於一堂之上。皆有以見其道德高明如天，容物之所不能容，博厚如地，載物之所不能載，悠久無疆，成物之所不能成，逆順萬途，賢愚萬類，公私取捨，皆不出其範圍，於是喟然嘆曰：“斯學既絕，如斯道德，所以久不明於人，如斯功業，所以久不明於世，予何汩沒？”抱茲俯仰，耿耿不能自已。乃訂其文之錯簡與篇之錯簡，隨其所得，或因舊聞為箋，名之曰《書經原古》。庶幾其時其義，燦然可明，以俟君子有求於千古者，或有徵於斯雲。
詩經原古序
《詩》合於《樂》，古之教也。夫子定《樂》合於《詩》，當時在門弟子莫不知之。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則知之者鮮矣。故後世《詩》分為四家，而皆謂《樂經》已亡。由此言之，則世不知《樂》矣。夫《樂》既不知，則《詩》亦不知矣。何哉？夫詩發之情而動之志，動之志而著之言，言永而依之聲，聲永而協之律，律和而諧之音，此五聲、六律、八音之所不廢而合於樂也。何謂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也。何謂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陽各六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以此言《樂》而《詩》在焉。《周南》、《召南》，文王后妃之德，周、召二公之化，故嘗被之管弦，以為房中之樂，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二雅》、《二頌》，文王、武王之功德、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積累，故嘗協之鐘鼓管籥，以為朝廷、郊廟之樂，用之燕饗，薦之神明。以志感志，聲、律、音無不相感，聲律音無不相應，而氣無不融。氣融情動而幽明共和，以之治人，所以陶鎔變化，養其性情而莫知所為者；以之事神，上下、和應，莫不孚格。此《詩》、《樂》之所以為教，所謂“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故古先聖王教胄子之必先，而移風易俗之必事。其他十三國，皆九州之舊域，皆有古聖賢之遺教。其後君非一人，賢否不一，教化亦異，風俗不能不變。然聖賢之遺，亦時有存者，或賢人貞婦之不得志，或里巷男子之道情，或時有可感，或事有當憫，及夫公劉之肇基王業，周公之克艱王室，詩之得失，皆可見也。此雖可弦歌而樂不常用，但用之諷志，以備觀省觀懲而已。故夫子特舉其籍而討論之，皆因其舊，去其重複，正其紊亂，明其善惡，以為萬世教化之本。予少學之，白首方知其故。故敢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乃退十三國於後，去其“國風”之名，謂之“列國”，亦因其舊也；魯之有《頌》，實僭天子禮樂，夫子魯之臣子，故不削，使讀者自知其非，今黜之於《列國》，以明夫子之志，庶幾《詩》、《樂》之兩全，他詩之不雜，總名之曰《詩經原古》，以俾審音、諷志之有考，陶鎔、孚格、勸戒之有法，以俟學《詩》學《樂》者之兩得也。
春秋原古序
《春秋》者，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書也。孟子嘗明夫子作《春秋》之志，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然則《春秋》，史也，而可為夫子經世處變歟？曰：“史載當時天下之事，夫子觀史而見其義，因義而見其所載之當否。其義有關於天下之故者，則書而存之，所謂夫子筆之也。其義無關於天下之故者，則削而去之，所謂夫子削之也。或筆或削，皆觀其義，因其義，設以身處之，以權其輕重，定其是非，則當時天下之事，皆夫子所以經綸裁製之宜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君子之於天下也，處常易，處變難，君子之道本諸身，原諸天，是之謂王道也。方周之盛也，文、武、成、康相繼在上，周、召、畢、陳相繼在下，以身奉天，綏德諸侯，溥善氓庶。此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是王道之行於世，猶元氣之足於身，而百病不生，故曰‘處常易也’。及其衰也，幽、厲相繼在上，榮、尹、番、聚、蹶、楀相敗在下，以身拂天，播惡諸侯，流毒氓庶。此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是王道不行於世，猶元氣之不足於身，而百病交生，故曰‘處變難也’。迨至春秋，周室已東，文、武、成、康之澤日微，天下貿貿。百餘年來幸有齊桓、晉文者出，佐以管仲之輩，雖志在功利，猶能假王道之名以行，而謂之霸，雖成周之盛不可復睹，而天下生民亦賴之以少康矣。不久二霸沒而復亂，後雖有宋襄、秦穆諸君者欲效之，而不足霸。惟晉悼欲繼祖業，不久而歿，天下之亂，迄無已時。夫子懼其不已，乃求在上之故，以其甚者，托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感瑞物之虛出，而絕筆於西狩之獲麟。其間《魯史》所記，君人之虐，臣子之逆，妾婦之亂，夷狄之橫，可勝言而可勝數哉！故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豈夫子之得已哉？憂王道之不行也，故曰：‘吾志在《春秋》。’今之學《春秋》者，苟無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心，而欲窺其門牆，難矣！窺其門牆尚難，況欲入其閫奧乎？昔董仲舒嘗誦其師說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由此言之，則知夫子之作《春秋》，蓋不堪世變之感，思欲正之，無可奈何，故托《魯史》為《春秋》。今欲知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道，而以義例之鑿觀之，則非所以為《春秋》矣。且《春秋》之說，莫先於《三傳》，而《三傳》已不能無得失之議。今家傳人誦莫先於胡氏，而胡氏已不能無沿襲之弊。自漢、唐、宋迄今，凡學《春秋》者，皆不出《三傳》與胡氏之範圍。今甘泉湛子獨能一旦豁然以孟子所述夫子之言為主，痛掃諸儒義例之鑿，可謂難矣！但以周正改月，凡漢儒附會典禮之類，皆以為是，又以左氏盡據國史而不疑其龐誕，此乃湛子之瑜瑕不可掩者。予少有志於《春秋》，頗厭義例之鑿，學之白首，忽悟孟子與夫子之言而有省。時猶未見湛子之書，今偶見之，多與予合，乃取湛子之書及《三傳》、胡氏，參以諸儒之說而折衷焉，一皆以聖經明文為據。雖雲《經》、《傳》或由漢儒附會，後儒曲說，皆不敢信，必質諸真聖人之《經》而後敢安。此予之志也，故綴此以俟有志於《春秋》者共雲。
禮經原古序
夫《禮》之作，自天地來矣。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親疏、長幼，朋友，而禮有所錯，則禮之制，自人倫始矣。天地之貴在人，人之貴在性，性有仁義禮智信，故制禮者必因人性之禮，錯之人倫而為之條理，必合仁義智信出之，然後行乎天地而成乎人倫也。其行有三重焉，曰身，曰事，曰世。總三者之綱言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總三者之目言之，曰冠、婚、喪、祭，曰吉、凶，軍、賓、嘉。其載也有籍焉，其出也有儀焉，有義焉。儀以言其節文，義以言其理意。有人以行乎三重，斯須不可去，造次顛沛不可違。在身所以周身，在事所以周事，在世所以周世，謂之周旋中禮。瑣瑣器數不與焉，拘拘刑名不與焉，屑屑祝史玉帛之雲不與焉。君子周此三者，所以施之家國天下莫之尚矣，雍熙太和所由致也。帝王代作，質文損益，雖或不同，然於三重，原於天地，始於人倫者，則未嘗一日有間。至周而後大備，故禮莫盛於周。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皆去其籍。至孔子時，其籍已不全，故孔子曰：“吾欲觀夏禮，杞不足徵也。吾欲觀殷禮，宋不足徵也。吾欲觀周禮，幽、厲傷也。”幸而魯之史官猶能存之，故時曰周禮盡在於魯。孔子猶獲見之，故自衛反魯而討論之。所謂定禮者，定此籍為經也。孔子雖定之，孔子無位，但私藏而私傳之，未及大行於世。孔子歿而微言絕，壞亂至於戰國，上下恣橫，禮益為當時所惡。蓋孔子所定之經，不待秦火秦禁，先已散亡。至漢武帝之世，始弛挾書之禁，建收書之策，《禮》之篇章，藏於孔壁，散於山澤者，稍稍漸出，如高堂生所傳，二戴所記，《藝文志》所載，世歷唐、宋至今，雲古禮或存者，惟此而已，此外更無所謂禮者。故《六經》殘缺，惟《禮》為甚。予早嘗有志，思學諸身者未有所得，故置其稿於篋中以俟時。迨仕而或出或處，南北靡常，皆有未暇。至己亥投林之後，又以四子諸經未完，蹉跎至今，始獲措手。蓋《禮》之為經，非若他經，雖或錯亂，其經之規模猶在，尚可依據尋繹，求其意旨而訂定之。至於《禮》則散亡日久，雖有高堂生、二戴、《藝文志》所存遺簡，然已茫無頭緒，不知孰為先王之作，孰為後世之為，孰為洙、泗之傳，孰為漢儒之附會，孰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無以辨之。縱或辨之，亦不能全。今但據其儀之可觀，其義之可訓者，存其什一，推而達之纖悉貴賤之禮，總以三重輯之。凡言身者，以身為類；凡言事者，以事為類；凡言世者，以世為類。所謂綱與目者，亦次第其間。又取朱子《儀禮》經傳數篇，益之以成一經之綱領，總謂之曰《禮經原古》。俾學《禮》者知其源委，尋其脈絡，以為三重之條理，以立大本，以經大經，以贊化育，庶幾或少補於明時雲。
作者簡介
黃宗羲（1610—1695），漢族，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字太沖，一字德冰，號南雷，別號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藍水漁人、魚澄洞主、雙瀑院長、古藏室史臣等，學者稱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東林七君子”黃尊素長子。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與弟黃宗炎、黃宗會號稱“浙東三黃”；與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並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與陝西李顒、直隸容城孫奇逢並稱“海內三大鴻儒”。黃宗羲學問極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餘種，300多卷，其中最為重要的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孟子師說》《葬制或問》《破邪論》《思舊錄》《易學象數論》《明文海》《行朝錄》《今水經》《大統歷推法》《四明山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