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伯工作

1942年1月，第一軍在與閻談判的同時，開始研究對其進行武力壓迫的工作。 2月，第一軍為了在山西全省進行肅正討伐，未對閻錫山全面展開工作。 5月12日，方面軍參謀長和第一軍參謀長在南京報告了會談的情況，並同時研究了令後的對伯工作。

抗日戰爭期間，閻錫山及其屬下山西軍，與日軍暗中來往，暗中合作的活動。在日本方面，將這個活動稱為“對伯工作”。雙方暗中溝通，以共同打擊共產黨軍隊勢力。
相關資料：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中描述“對伯工作”的專門章節，摘自下冊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肅正工作”，第四節“華北各種主要措施的實施概況”
據判斷，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的懷柔招撫工作，在分裂瓦解重慶將領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對其它方面的影響很大。陸軍省部、興亞院以及中國派遣軍對之頗為重視，並曾抱有希望，領導了該項工作。
注1：關於工作內容，只有指定的首腦人物了解，在陸軍省內部也只限於少數有關人員知道。關於對工作可能性的判斷，各級司令部以及根據情況的變化有顯著差異。從謀略工作的特點看來，這是不足為奇的。
注2：對伯工作的名稱是這樣來的，閻錫山的侄子閻宜亭在工作初期與日軍進行聯繫時，稱閻錫山為伯父，因此就以有“伯”字作為閻錫山的代稱，而由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中將命名為對伯工作。(據原第一軍參謀長田中隆吉少將談。)
注3：日本方面稱閻錫山直接統率的軍隊為“山西軍”，而閻則稱為“晉綏軍”。正式名稱為國民革命軍第二戰區軍。
此外，負責該工作的為華北方面軍，實際執行該工作的第一軍，特別是第一軍司令官岩松義雄中將和參謀長花谷正少將，靈活運用他們豐富的對華謀略經驗，以極大熱情努力推動工作。然而工作的主要目標在於“通過閻錫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機會主義態度的反蔣將領挺身而出，從而打開重慶政權崩潰的缺口，同時以此向中外進行宣傳，以期有利於促進中國事變的處理。”(12月19日第一軍司令官在兵團長集會上的訓示。)
1941年9月11日雙方締結了基本協定和停戰協定，10月27日又締結了停戰協定細則。日本方面為了加速事態的進展，建議召開首腦會議，並要求閻錫山發表獨立宣言，以表明與蔣介石斷絕關係。對此，閻錫山雖基本同意，但聲稱須在接到按協定第一階段規定交付的軍費、武器後，再發表宣言，而未允日方要求，以致拖延了時日。
當時山西軍擁有十幾萬兵力，但苦於給養不足，士氣消沉，缺乏戰鬥力，受到重慶中央軍嚴厲的督戰監視;另一方面不斷受到中共方面的蠶食，對日軍則採取避其鋒芒，保持不即不離的態度。因此，當時在沒有戰鬥力的情況下，一旦發表獨立宣言，將立即遭到重慶軍的打擊，為全軍招來危險。同時，閻錫山表面上的理由是，為了日華合作，首先必須充實自己的戰鬥力。但在日本方面，不能判明那是閻的真意，還是用以保身的謀略。此外，由於日方在協定上為了拉攏閻錫山含混其詞地說了些大話，因而閻對於火速實行協定感到不安，而且是有困難的。
此外，第一軍首腦和閻錫山方面的聯絡、談判進行得非常密切，事實上雙方的聯絡已成公開的秘密。此時閻踢山在太原的辦事處(在此工作的有閻的妹夫梁延武及齊鳳周、劉吉甫、曲憲南等)就設在茂川公館(華北方面軍第二課參謀茂川秀和中佐的事務所)的鄰近地方與閻錫山總部所在地克灘坡(吉縣西北的河畔)之間，除不斷以無線電報聯絡外，並常有使者往來。為了使閻返回山西，特任命閻的舊部蘇體仁為山西省省長，這對該工作具有深刻的關係。此外，第一軍的有關兵團(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師團、獨立混成第十六旅團)均與各該守備地區的山西軍保持著聯繫。
大東亞戰爭剛一爆發，第一軍司令官就主張舉行雙方首腦會談。他指出:“形勢迫切要求本項工作儘早成功，希望直接與山西軍接觸的各兵團，即使在各項治安建設工作中可能招致種種障礙，也應從大局出發努力準動本項工作。”同時他還親自說服閻錫山，向閻拍發電報稱:“雙方首腦直接會談，彼此以真誠的態度，坦率交換意見，以期超越協定中事務性的交涉而達到精神上的結合。確信這是促進本項工作的唯一途徑。”但是，閻錫山仍然宣稱，在履行基本協定第一階段之前舉行首腦會談，從晉綏軍內部情況以及全軍所處的環境看來，有極大困難。未允日方電報的要求。
12月底，第一軍判斷“閻錫山內心是腳踏兩隻船，企圖從日蔣兩方面儘量多得好處”，於是決定今後對閻採取強硬態度。1942年1月，第一軍在與閻談判的同時，開始研究對其進行武力壓迫的工作。1月24日，向方面軍上報了“陝西省進攻作戰計畫”方案。該方案的構想是向西安附近進軍，擊敗重慶軍後，完成對山西軍的包圍。但是，當時方面軍正在研究壓迫重慶軍的“西安洛陽作戰”方案，在實施此方案時即可考慮對閻行使武力，於是指示第一軍暫時應以談判為主進行工作。
然而，25日，軍司令官接見閻錫山代表樑上椿(梁延武之叔父)後，確信對閻錫山的上述判斷無誤，遂進一步研究了突然襲擊閻錫山總部克灘坡計畫、殲滅山西軍作戰及該軍瓦解後治安維持計畫等，並把這些計畫與合作成功後的具體措施，一併設法傳給閻錫山知道。
2月，第一軍為了在山西全省進行肅正討伐，未對閻錫山全面展開工作。
注1:2月26日，杉山參謀總長在奏復天皇垂詢時說，“對伯工作今後直到4、5月為止，將繼續採取強硬態度，然後再看局勢發展的情況，說不定要訴諸武力。”
注2:為了促進對伯工作，方面軍加緊籌建山西產業股份公司，以統一接管已解除軍事管制的山西各主要企業公司。(山西產業股份公司於3月31日創立)
注3:3月1日梁延武面見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之後曾說。“重慶當局已詳知協定內容，但不立即討閻，而採取嚴密監視的方針。”
注4:當時，日本方面對閻錫山的性格曾做如下評論:“有自私自利打算，但優柔寡斷”，或者是“慎重”，“小心謹慎”、“老奸巨猾不吃虧的傢伙”，“難以揣度的人物”等等。
到3月份，第一軍司令官為了推動對伯工作，決定同時使用武力，並做好各項準備。即由各有關兵團展開威壓行動和進行炮擊，以迫使閻錫山下決心，看對方的反應，逐漸增加壓力。此次軍事行動稱之為“對晉作戰”或“B號作戰”。第一軍首腦認為這次行動有60%的成功希望。
3月13日，第一軍司令官召見從北京回來的樑上椿和梁延武，提出最後方案並儘量說服他們。梁等對於傳達這個方案感到為難，但終於16日出發去克灘坡。第一軍配合梁的行動，於19日發動了第一次進攻。各兵團在各自的守衛地區對山西軍進行了掃蕩，並對河津以北黃河對岸的重慶軍陣地進行炮擊，以便切斷它與山西軍的聯繫。
此次示威行動，似乎給了山西軍意外的刺激。於是第一軍於24日召見駐太原的閻錫山聯絡員，面交正式書面通知:“以4月4日為限期，要求做出承諾與否的回答。”並口頭傳達了如超過限期，所簽協定即行廢除之意。25日，第一軍又發動了第二次攻擊。此次為了減輕對山西軍的直接刺激，主要炮擊了黃河重要渡口附近的重慶軍。當天，閻錫山的代表趙承綬等由克灘坡出發前來聯繫，於27日到達太原。
28日，雙方主要人員舉行了會談。會談結果，第一軍做出判斷:“閻尚未下決心合作，因懼怕日軍進行的佯攻，為緩兵計派趙前來，而趙並未帶來具體的談判條件。因此，第一軍必須按既定日程實行。”但是，4月2日遵照方面軍司令官的指示，將廢除已簽訂協定的日期延期到4月中旬。5日第一軍下達了B號作戰延期的命令。
此外，3月底，從獨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團各調出步兵一個大隊，增派到汾陽前方，汾西支隊(第三十六步兵團長佐久間盛一少將指揮的步兵三個大隊為基幹)，已向稷山地區集結完畢。(汾西支隊是第一軍直屬專門對“伯”的部隊，於3月13日下令編成。)
其後，第一軍對趙承綬採取了懷柔政策，趙於8日返回克灘坡。9日，閻錫山來電拒絕會見。
對此，第一軍於10日發出廢除已簽訂協定的預告，17日發出“談判結束，採取自由行動”的通告，同時加強了經濟封鎖和軍事壓力。20日，對山西軍進行了炮擊。
在此以前，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中將於15日與中央及中國派遣軍共同調整部署之後，通知第一軍“希望暫緩發出廢除已簽訂協定的正式通告”。接著於23日又發出電報指示:“目前交涉事宜，由方面軍司令官負責進行、對交涉進展切勿過於急躁，應等待今秋全面謀略取得進展的時機。”
然而，這時山西省長蘇體仁從中進行斡旋，25日給閻錫山拍出了“蘇體仁關於會見的個人提案”的電報，27日閻錫山復電大意表示同意蘇的個人提案。於是，雙方談判又重新開始。28日軍司令官在北京研究了對策，結果決定以蘇體仁省長個人提案為基礎，與閻錫山舉行會晤，並確定了促使閻錫山迅速發表獨立宣言的方針。在29日的談判中決定了以下事項:(一)5月5日在安平村(鄉寧以西，山西軍控制的地區)會見；(二)撤銷雙方一切通告;(三)解除對山西軍的軍事威脅和經濟封鎖；(四)山西軍恢復停戰協定時的狀態等等。
5月4日，岩松軍司令官、安達方面軍參謀長、花谷參謀長一行來到了嶺上(河津以北30公里，日軍的最前線)。
5日，因雨會見延期。6日期待已久的岩松和閻錫山的會見在安平村窯洞裡舉行了。最初，會談是在和睦的氣氛中進行的，就合作的基本概念，毫無問題地取得了一致意見，但以基本協定為基礎的諒解事項，卻未達成預期的妥協，17時50分會談終於破裂。
注:關於會見的結果，在“煙元帥日誌”中寫道:“會談十之八九不會順利，此乃意料中事。”在“第一軍參謀友近大佐業務日誌”中同樣記載:“會談破裂，正如我方之所預料”。
5月12日，方面軍參謀長和第一軍參謀長在南京報告了會談的情況，並同時研究了令後的對伯工作。於是做出判斷:“此次會見，可以肯定閻錫山不會回到蔣介石方面，他對日蘇關係的進展極為關心，暫時將繼續採取觀望的態度。”為此，向中央匯報了今後的指導方案，主張施加更大壓力，促使他做出決斷。經中央批准的方案如下:
第一、方針
對伯工作今後的指導方針，應堅持我方嚴肅態度和適應機宜的各種策略，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給以更大的壓力，從而使“伯”迫於現實，痛感焦慮，終於不得不放棄年來的夢想，而在適當的條件下屈服，與我進行合作。
第二、要領
一、適時通告廢除基本協定。
二、日軍在表面上要堅持不以“伯”為對手的態度。
三、加強對山西軍的經濟封鎖，並迫使駐汾南的第三四軍等撤退到汾北山區等，以加強對‘伯”的壓迫。根據情況，解除該部隊的武裝，以及分化瓦解山西軍的部分隊伍。
四、如“伯”提出請求，應相機行事，經批准後可以重新簽訂切實可行的合作協定。
5月17日，方面軍司令官通告閻錫山:廢除基本協定，採取自由行動。
在會談破裂之後，第一軍立即對山西軍施行了嚴格的經濟封鎖和嚴厲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對各個部隊進行了分化瓦解及懷柔工作。同時將安平村會見的情況印成傳單，在陝西方面散發，以離間閻蔣的關係。
到6月份，軍司令官制定了殲滅山西軍中樞的作戰計畫，於7日上報方面軍。方面軍的意見，對山西軍應採取溫和態度加以懷柔，以便在預定今秋進行的西安作戰時，使之孤立。因此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結果該計畫只限於研究的範圍。
注1：關於“方面軍計畫的秋季西安作戰”請參閱後述的“五號作戰準備”項目。
注2：據說軍司令官對閻錫山進行懷柔工作不抱希望，可能考慮改以蘇體仁為主進行山西建設工作。
為了分化瓦解山西軍，第六十九師團對局部地區的攻擊也以7月15日為期暫行停止。在此項分化瓦解工作中，獲得很多俘虜和投降部隊，軍以之改編成山西剿共軍兩個師，努力予以教育訓練，目的是要使之從事瓦解山西軍和駐地內的剿共工作。1942年以來，經方面軍批准，剿共軍歸山西省長指揮。
此後，曾有閻錫山方面的重新合作的活動，以及第一軍準備再次殲滅山西軍的計畫等等，但在兩者之間逐漸出現妥協氣氛，決定通過部分合作的積累，逐漸達到全面合作，改變了工作方法。首先，採取經濟合作的具體措施，自1943年春季雙方開始了物資交易。1944年1月，作為剿共和征糧的措施，由山西軍四個師移駐浮山、安澤地區。同年秋季，閻錫山派其親信、得力幹將朱綬光常駐太原。由此可見閻錫山有意準備返回山西。爾後雙方均無積極的企圖，但繼續保持了緊密的聯繫。至於停戰前夕的工作，容後敘述。
參考:
曾任第一軍參謀的笹井寬一大佐關於對伯工作回憶如下:
日本方面由於採取了短兵相見的作法，對伯工作雖終歸失敗，但讓無害的山西軍存在，其本身就已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從閻錫山的立場看來，可以說達到了善保其身的目的。假如他歸順了日軍，必將受到背後的重慶第八戰區軍的攻擊，很明顯，中共方面的蠶食工作也將加劇。閻錫山是一面觀察國際形勢的演變和日本的實力，一面憂慮著逐漸被赤化的山西，慎重而耐心地等待著時機的到來。
又，據曾任第一軍參謀的土田穰大佐的回憶如下:
日軍打擊了共軍，然後讓山西軍進駐共軍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區，使之擔當剿共建設的任務，果能如此則甚為理想。但是，山西軍非常軟弱，缺乏戰鬥力，即使同少數共軍作戰也只有失敗。因此，把山西交給山西軍，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