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
尉遲寺遺址東西長約370米,南北寬約250米,總面積10萬平方米左右。自1989年起,對這裡先後進行了10多次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上萬平方米,清理出五千年前的紅燒土房56間、墓葬200多座及灰坑、祭祖坑、獸坑、活動廣場等遺址,出土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玉器等珍貴文物上萬件,發現了大型廣場和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原始人居住過痕跡,1994年被評為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01年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紅燒土房:史前豪宅 尉遲寺遺址成為考古界公認的“中國原始第一村”,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這裡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房屋遺址。這裡出土的紅燒土房,為當時人類最豪華的住宅。每間房子均由牆體(主牆和隔牆)、房門、室內樁、房頂、居住面、灶址等部分組成,建造時均經過挖槽、立柱、抹泥、燒烤等工序。
紅燒土房製作工藝複雜,先用粗木和泥土混合物搭建出牆體和屋頂,再用火烘烤,直至整個房屋變成紅色。紅燒房是原始人燒制的最大最硬的一件陶製品,這樣的房屋冬暖夏涼,堅固美觀。
為全面尋找當時的村落規模,2001年考古專家對中國原始第一村進行了第二階段發掘,出土了大量的兒童瓮棺葬、陶杯、陶器、紅燒土排房等文物,並在村落中央發現一個總面積達1300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廣場,圓形,用紅燒土粒鋪設而成,表面光滑,厚10厘米,從剖面可明顯看出人工鋪墊的跡象。這次清理出的15間紅燒土房,面積從2平方米到20多平方米不等,總長度達75米,與先前出土的幾間紅燒土房相對接。整個村落呈現為由3排平行主體房屋組成的“豐”字型格局,表明這個村落在建設前有過統一規劃,加上村落中央的大型廣場和外圍大型的環形濠溝,形成一個宏大的整體格局。
中國建築史學會會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楊鴻勛說,尉遲寺遺址重要遺蹟就是這些房子,在中國史前建築保存得如此之多、如此完整的不多。這些紅燒土排房不但是一次性建成的,而且有可能因為自然災害或戰爭,整個村莊又一次性被遺棄,從而使遺址保存得如此完整。
歷史價值
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尉遲寺一帶的自然景觀十分優美。溪水潺潺,林木蔥蔥,各種動物遊蕩河畔林間,戲水覓食。我們的祖先,就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用自己辛勤的雙手創造著豐富多彩的古代文化,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遺產。通過發掘使這座沉睡了五千年之久的古代遺址重放光彩,並以它獨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展現著當時人們的居住形式、文化生活、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相傳是紀念唐代大將軍尉遲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稱“尉遲寺”。
遺址呈四周低中間高的凸形的地貌,遺址中的紅燒土排房是我國迄今為止已經發現的最完整、最豐富、規模最大的史前建築遺存。該遺址是國內目前保存最為完整規模最大的原始社會新石器晚期聚落遺存,東西長約370米,南北寬約250米,總面積約為10萬平方米。1989年至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先後進行了8次大規模的發掘,揭露面積7000多平方米,共清理出紅燒土房基10排(組),計41間,墓葬217間,以及灰坑、祭祀坑、獸坑、活動廣場等遺址,出土陶、石、骨等文物近萬件,被史學界專家稱為“可與金礦媲美的資源”。該遺址於2001年7月17日被列為第五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原始社會中、晚期,古老的居民使用原始工具進行刀耕火種,發展生產,同時也進行採集、漁獵和家畜飼養,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器皿在這裡應有盡有,碗、缽、盆、罐、豆、瓶、杯、鼎、甑、鬹等生活用具,充分展現了當時人們已創造了豐富的飲食文化。
這裡出土的大型紅燒土排房式建築,是我國原始建築史上的瑰寶,無論是規模還是建築形式,均為國內罕見。通過科學的發掘,這座埋藏在地下數千年的大型聚落遺存,終於破土而出,向世人訴說我們的祖先建設這座大型房屋的壯觀場面。
一條寬20餘米、深4米多、南北跨度為230米、東西跨度為200米的大型壕溝,把遺址的中心部分團團圍住,說明當時人們在長期居住過程中營造了必需的防禦設施。
大片的氏族公共墓地,是原始居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映,成人實行土坑葬,兒童實行瓮棺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埋葬方式,但頭向一致,說明當時存在著濃厚的原始宗教信仰。
房跡、圍溝、瓮棺葬的發現,填補了大汶口文化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空白。
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在這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生活著,給我們創造了在今天難以用金錢估價的財富。這處遺址的發現和發掘,曾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國家文物局、省、地、縣各級領導都給予了大力支持。全國各大新聞媒體都曾作過報導。中國社科院古建築研究專家楊鴻勛教授來遺址看後,盛讚其可與“金礦”媲美,並欣然揮筆,寫下“寶地”二字。這的確是我們祖先留下的無價之寶,通過進一步的發掘、研究、保護和利用,將為安徽,為蘇、魯、豫、皖結合部,增加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對當地的經濟騰飛將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
幾年來,通過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各級部門的大力支持,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工作碩果纍纍,2001年7月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們將繼續努力,以求獲得完整資料,早日建成尉遲寺遺址博物苑,讓這處古代遺址重放異彩。
考古發掘
鳥形神器:驚天發現 2002年春對尉遲寺遺址進行的考古發掘又有驚人發現,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文化層首次發現了一尊被專家稱為“驚天的發現”的陶製鳥形神器。
鳥形神器為陶製品,出土於尉遲寺遺址大型廣場的東部的地層中。該器物經復原由3部分組成,最底層為圓柱形,中間是圓錐形,圓錐大頭向下反扣在圓柱上,同圓柱連為一體,在圓錐的兩邊還有兩個酷似雞冠的飾物,圓錐的頂端是一隻像鳥一樣的東西。整個器物通高59.9厘米,底徑16厘米,上徑20厘米,採用手工工藝,紅褐色器表有燒制時氧化的灰褐色斑塊,頸部以下為空體,器形像瓶,又像一個長頸背水壺,主體的象形造型與附加的抽象造型合為一體,結構合理。
考古專家結合現場發掘情況分析,鳥形神器應當不是一件實用器具,而是一件象徵性器物,很可能是一種與聚落有關係的鳥圖騰,是權威的象徵,擺放在固定的神台上,供村民敬仰和膜拜。
鳥形神器是尉遲寺遺址出土的器物中最高檔的、最有代表性的、最有特點的、最有典型意義的一件器物,成為代表中國原始第一村的一個標誌物。在尉遲寺遺址和其他地方的大汶口遺址的發掘中,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完整的圖騰,屬首次發現,對史學界研究早期的陶器史、聚落考古史、宗教、圖騰等方面都有典型的意義。
稻殼容器:透露文明
尉遲寺遺址出土的農作物遺存、動植物資料及文化堆積層和出土的動物骨骼表明,距今5000年前,這裡河湖相通,平原山地相間,植物茂盛,為古人類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
自然環境與古代文化、古代農業的發展及與人類經濟生活,密不可分。史前農業的起源和發展,受制於自然環境。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影響,又決定了農業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發展水平。在尉遲寺遺址房基倒塌的牆體中,發現了較多的稻殼拌泥痕跡,還發現粟類浮選標本,證明五千年前這裡有肥沃的土地,加上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光熱資源豐富,給農業生產提供了可能。在農作物的種植上,當時的農業文化已經進入到了迅速發展時期,當時的尉遲寺人由於受到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影響,最早起源於北方的粟類作物向南方傳播;南方的稻作文化向北傳播,並在皖北地區形成交融。在遺址周圍發現大米和小米,正是尉遲寺遺址中農業文化的一個新內容。
從遺址中出土的大量水器、容器分析,這類器物與釀酒和飲酒有關。只有糧食有剩餘才能進行釀酒,尉遲寺大量酒具的存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生產規模和生產水平。當時尉遲寺農業發達,人們不僅吃有好米,喝有美酒,還可以狩獵捕魚,食有魚肉。
尉遲寺遺址的發掘和保護引起國人的關注,有關方面正積極對遺址進行復原,籌建國家級大型博物館,重現輝煌的中華史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