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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國抗戰的呼聲不斷高漲，汪、周都認定只是唱高調。汪是老牌的親日派，周佛海則是“低調俱樂部”的實際主持人。因為心中抱定日本的武力厲害無比的看法，所以，周佛海早已在自己的家裡做了個地下室，抗戰全面爆發後，知道這個地下室的人，就跑來躲警報，有的還乾脆住幾天。這群“恐日”病患者，每逢空襲就大呼小叫地跑到周家，鑽入地下室，悶久了就發牢騷、說怪話，慢慢地也就形成了一個專門與抗日唱反調的“低調俱樂部”。正是在這個時候，周佛海與汪精衛商議，又經蔣介石同意，派高宗武、林柏生分別在香港成立“日本問題研究會”和“國際問題研究所”，用蒐集資料做幌子，來往於上海、香港之間，與日軍暗中勾結，進行謀求“和平”的活動。後來，周佛海又乾脆讓高宗武去日本，同板垣征四郎、多田駿等密談，確定以汪精衛作為收拾局勢的對象。陸軍大臣板垣還寫了信，說明這層意思，交給高宗武帶回來給汪精衛。誰知這事被蔣介石知道了，一怒之下破口大罵，還停發了高宗武的經費。可是，汪精衛、周佛海認為自己已經吃準了日本人的意圖，商量之後，決定拋開蔣介石單獨行動。周佛海又派了梅思平趕到香港，與高宗武一起參與對日本方面的秘密談判。
廣州、武漢失守之後，日本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加緊對國民黨的誘降。汪精衛、周佛海又叫高宗武、梅思平趕到上海，同日本方面的影佐禎昭、今井武夫會談，還簽訂了
“重光堂密約”，由梅思平秘密帶回重慶。汪精衛見了密約，找周佛海去商量，對離開重慶、承擔賣國罵名，汪又有些猶豫，周佛海卻非常堅決，曉以厲害。結果，在陳璧君的配合下，促使汪精衛下定了決心，承認“重光堂密約”，讓梅思平趕回上海，轉告日本方面。這邊則策劃逃離重慶的行動計畫。
這時候周佛海的幹勁最大，他讓楊淑慧帶著子女先去香港，然後自告奮勇充當開路先鋒，以視察宣傳工作為名，到了昆明，安排汪精衛出逃。1938年底，在周佛海等人的安排下，汪精衛、陳璧君、曾仲鳴、陶希聖、陳公博等先後到達河內。汪、周都忘了切不可共事的“誓言”，開始了共同的漢奸賣國生涯和所謂的“和平事業”，周佛海在汪偽集團中的“總軍師”地位
也從此確立。
剛剛開始投敵活動的時候，汪偽集團中的一班要緊人物，有的主張“以在野的立場集契約志，以宣傳和平運動”。而周佛海堅決主張“以在野的立場進而組織政府，以實現和乎運動”。因為在周佛海看來，蔣介石國民黨只不過是風浪中的漏舟，沉沒是早晚的事，日本人只要稍不留情，蔣介石統治就要終結，全國一致的抗日呼聲實際上也只不過是為了推倒蔣介石。不會有其他的結果。因此，周佛海早巳下定決心另攀高枝，再起爐灶。在周佛海的堅持下，“實現和平運動”的主張，被汪精衛和汪精衛集團中的多數人接受。同時，為了加快投敵的進行，防止動搖，到河內後，周佛海就要儘快發表回響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的“艷電”，甚至大罵汪精衛的老親信顧孟余，威脅如果各位拉倒不乾，回去都有好看。還無恥地說我不過回去向蔣介石“認個錯”，言下之意，跟著汪精衛多年的人，本是蔣介石的老對頭，比我周佛海跟老蔣的關係可差遠了。因此，我周佛海還進退有餘，你們這班人可是過河卒子；有進無退，於是“艷電”搶在了1939年元旦前發表。
一班漢奸到了河內，也由周佛海張羅安排，拼湊出政治、軍事、財務3個委員會，政、軍由汪精衛做主任，周佛海當秘書長，還兼任了財委的主任。這樣，就越發使他的野心膨脹，賣國投敵的積極性和那種一去不復返的勁頭，比誰都足。群奸沒經費無法開展活動，周佛海就去香港銀行界實力人物唐壽民那裡弄來20萬元港幣，漢奸班子人手太少，而且是清一色的文人，周佛海又去想法羅網人馬，拉來原武漢警備司令葉蓬、武漢行營參謀長楊揆一等“武將”，為一班漢奸秀才增色壯膽。
“輸誠”重慶仍遭囚禁
在河內汪精衛遭到軍統特工的刺殺，雖說由曾仲鳴做了替死鬼，可汪精衛等一班人也嚇了個半死。周佛海趕緊先去上海摸底、布置。到了上海，周佛海又同汪精衛一起去東京會見各方主子，汪回上海後，周佛海卻留在日本，就成立偽政權的具體事項，與日方繼續談判。從日本回來之後，周佛海就忙著籌劃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原屬汪精衛改組派的很多人都不願來湊熱鬧，結果多數代表是周佛海從自己在江蘇、浙江的熟人中拉來湊數，偽六全大會總算得以開張。然後，周佛海又忙著同北平的偽“臨時政府”頭目王克敏、南京的偽“維新政府”首腦粱鴻志等人會面，指望拼湊一個統一的偽政府，周佛海東奔西跑，忙得不亦樂乎。接著，又作為“全權代表”再次飛往東京。請求日本主於允許偽政權早日開張，為了早點“正位”掌權，周對日本提出的各種條件全盤接受，總算得到主子的恩準，乾恩萬謝之後，周佛海神采飛揚地回來了。
汪偽集團要成立政府，最難辦的當然是權力和官位的分配。一班人等大都是些黨棍政客、落魄軍官、無行文人，蟻聚在“和平、反共、建國”的旗幟下，引為同志，稱兄道弟，骨子裡個個心懷鬼眙，為的是爭權弄錢。要擺平這夥人，滿足他們的願望實在是件頭痛的事。比如陶希聖，原是改組派的老人馬，汪精衛向來將其視為親信，這次從重慶出來，也勁頭十足；再說
那個高宗武，汪精衛當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時，他就做亞洲司司長，號稱日本通，對汪精衛與日本的勾結，更是鞍前馬後，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回“新政府”要成立了，胃口當然小不了。陶希聖公開聲稱要當“實業部長”，堅決不乾油水不大的“宣傳部長”；高宗武則醉心於“外交部長”的迷夢。誰知這樣一來，別說周佛海一關難過，就是汪精衛也無法答應他們．陶、高兩人“壯志”未酬，極為不滿，覺得即使留下也沒什麼幹頭，居然相約逃走，並將《汪日密約》在香港公布，還專門寫文章重點攻擊周佛海。
《汪日密約》公布之後，把汪精衛心情攪得亂糟糟的。內部的爭權逐利，外面的輿論叫罵，將汪精衛搞得焦頭爛額，乾脆叫來“軍師”周佛海，把人事安排的大權全交給了他。這時的周佛海也正躊躇滿志，雖說陶、高的出逃，不啻當頭一棒，氣得他在日記里咬牙切齒罵’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不過汪精衛既然將什麼都交給了自己，得意之餘更認定自己“任重道遠”，所以，賣國熱情空前鬲漲。
1940年3月，偽中央政治會議召開，200多號漢奸當中大半與周佛海沾邊。忙過之後，就搞了一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把戲，這樣偽政府才算正式開張。周佛海身兼要職無數’如財政、外交、特工等部門一把抓。這時的周佛海’得意簡直到了極點，他自己在日記中就多處寫道，這次“和平運動”的實現及“還都”醜劇的上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
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生一世也”。“此次還都”各院、各部次長十九為余所擬定，所推薦”。“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政府事實上系餘一手所造成，暗中頗引以自豪”等等。
實際情形也確實如此。一時間大小漢奸都蟻附在周佛海身邊，指望從周那裡撈得一官半職和油水。搞得陳公博、褚民誼也對周佛海大為不滿，公開發牢騷說事情都要由周先生辦理，我們只能是蓋圖章，結果連日本人也對周佛海另眼相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東條英機跑到中國來，要汪精衛辦理曾經答應過抽調500萬壯丁支援日本的事情，汪一籌莫展’根本沒辦法解決，日本方面就以政府的名義，將周佛海請去東京’施加壓力……事情最後雖然沒有辦成，但足以看出周佛海在汪偽集團中的地位．也就不難理解蔣介石後來為什麼還要借重於周佛海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