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宋埠鎮牌樓村人。明末清初科學家。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2次考中舉人。但以後五次進京會試均告失敗。五次跋涉,見聞大增,他說:“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聞”。他在田間、作坊調查到許多生產知識。他鄙棄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紈絝子弟”與“經士之家”。在擔任江西分宜縣教諭(1638~1654)年間寫成了《天工開物》。他在《序》中描寫這段情況時說:“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乞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想加以驗證而無錢,想與同人們討論真偽而無場館),只得“炊燈具(備)草”,日夜寫書,但“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出任江西分宜縣教諭(縣學教官)。期間,他將其長期積累的生產技術等方面知識加以總結整理,編著了《天工開物》一書,在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由其朋友涂紹煃資助刊行。稍後,他又出任福建汀州(今福建省長汀縣)推官、亳州(今安徽省亳州)知府。明亡後作為明遺民,約在清順治年間(公元1661年前後)去世。宋應星一生講求實學,反對士大夫輕視生產的態度。
宋應星除著《天工開物》外,還有《卮言十種》、《畫音歸正》、《雜色文》、《原耗》等著作,多已失傳。近年來,在江西省發現了宋應星四篇佚著的明刻本:《野議》、《論氣》、《談天》和《思憐詩》。《野議》是一部議論時局的政論著作,對明末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並且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張。《思憐詩》包括“思美”詩十首,“憐愚”詩四十二首,反映了作者憤世憂民的感情。《論氣》和《談天》是關於自然科 學方面的著作,從這兩篇的標題來看,很可能是《卮言十種》中的部分篇章。
作品原文
天覆地載,物數號萬,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遺,豈人力也哉?事物而既萬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後識之,其與幾何?萬事萬物之中,其無益生人與有益者,各載其半;世有聰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棗梨之花未賞,而臆度楚萍;釜之范鮮經,而侈談莒鼎。畫工好圖鬼魅而惡犬馬,即鄭僑、晉華,豈足為烈哉?
幸生聖明極盛之世,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橫游薊北。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若為士而生東晉之初,南宋之季,其視燕、秦、晉、豫方物,已成夷產;從互市而得裘帽,何殊肅慎之矢也?且夫王孫帝子,生長深宮,御廚玉粒正香,而欲觀耒耜;尚宮錦衣方剪,而想像機絲。當斯時也,披圖一觀,如獲重寶矣!年來著書一種,名曰《天工開物》。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隨其孤陋見聞,藏諸方寸而寫之,豈有當哉?吾友塗伯聚先生,誠意動天,心靈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長可取,必勤勤懇懇而契合焉。昨歲《畫音歸正》,由先生而授梓;茲有復命,復取此卷而繼起為之,其亦夙緣之所召哉!卷分前後,乃貴五穀而賤金玉之義,“觀眾”、“樂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臨梓刪去。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
時崇禎丁丑孟夏月,奉新宋應星書於家食之問堂。
注釋譯文
上天覆蓋之下,大地承載之上,物種稱得上有萬種之多,而萬事萬物隨機變化,成為各種形態,而一點也沒有遺漏,難道是人力造成的嗎?事物既然有上萬種那么多,必須等到別人的口頭講述和自己親眼見到,然後才了解,那能知道多少呢?萬事萬物之中,對人生沒有好處和有好處的,各占一半;世上有聰明博通事物的人,必為眾人推崇。但是有的人連交梨、火棗都沒有看過,就想揣度楚王得萍的吉凶;連釜的模樣都沒有見過,就想大談莒鼎的真假。畫圖的人喜歡畫未曾見過的鬼魅,而討厭畫實有其物的犬馬,那么就算是鄭國的子產、晉朝的張華,又有什麼值得稱美的呢?
幸運地生在聖明強盛的時代,西南地區雲南的車馬,可以直通東北的遼陽;嶺南邊地的遊宦和商人,可以橫遊河北一帶。在這萬里的區域內,有什麼事物不能耳聞目見呢?如果士人生在東晉初期或南宋末葉,他們會把河北、陝西、山西、河南的土產,看成外國的產品;與外國通商所換得的皮裘、帽子,和古代得到肅慎國進貢的弓矢,又有什麼不同呢?而帝王的子孫,在深宮中長大,御廚里正飄著米飯的香味,卻想觀看種田的農具;宮女正在剪裁華美的衣服,卻想像著機杼織布的情形。在這個時候,打開圖案一看,不就像獲得至寶一樣嗎?
近年來寫了一部書,名叫《天工開物》。可惜家中太窮困了,想購買一些奇巧的東西用於考證,卻缺乏錢財;想要招集嗜好相同的朋友,討論物品的真偽,卻沒有招待的館舍。只能照著藏在心中的孤陋見聞寫出來,難道會很妥當嗎?
我的好友塗伯聚先生,誠意可以感動上天,心智可以探知事理,凡是古往今來的簡短嘉言,有一點可取的,一定誠心誠意地照著去做。去年,我所寫的《畫音歸正》,就由先生印刷;現在又有吩咐,要接著印刷這一部書,這種情誼或許是前世因緣所帶來的吧!
本書分成前後兩卷,是以五穀為貴而以金玉為賤的意思,“觀象”、“樂律”兩卷,其中的道理過於精深,自量不是我能勝任的事,所以在將要印刷時,把它刪去。追求功名的文士,可以將此書丟棄在桌子上,因為這書和求取功名,一點關係也沒有。
明思宗崇禎十年(1637)四月,奉新宋應星寫於家食之問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