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宗炳字少文，善書畫，好山水。（375－443）南朝宋畫家。字少文，南涅陽（今河南鎮平）人，家居江陵（今屬湖北）。士族。東晉末至宋元嘉中，當局屢次徵他作官，俱不就。擅長書法、繪畫和彈琴。信仰佛教，曾參加廬山僧慧遠主持的“白蓮社”，作有《明佛論》。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以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游。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出《名畫記》）
宗炳，字少文，擅長書畫。他西面乘船去過荊江、巫峽，南面登過衡山。並且在衡山建座草房住在那裡，後來因為有病才返歸江陵。感嘆地說：“年老多病，天下的名山恐怕不能都游遍了。我該沉澱一下我的情緒，平心入靜，躺在家裡游吧。”於是將他遊歷過的名山大川都繪畫在牆壁上，整日坐臥面向牆壁觀看。
他遊山玩水，達到了狂熱的程度，他徜徉山水，飲溪棲谷30餘年，可謂終老山林了。由於他經歷過無數的美麗的山川景物，發掘出山水美的真諦，因而畫山水時，能夠“以形媚道”，暢其神韻。他除畫山水，又善彈琴，還信佛教，在廬山參加慧遠憎的“白蓮社”，曾作《明佛論》。他漫遊山川，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後以老病，才回到江陵。自稱“澄懷觀道，臥以游之”。著有《畫山水序》，內中云：“堅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論述了遠近 法中形體透視的基本原理和驗證方法，比義大利畫家勃呂奈萊斯克（Pmilippe Brunlles co，1377一1446年）創立的遠近法的年代約早一千年。並主張“神暢”之說，強調山水畫創作是畫 家藉助自然形象，以抒寫意境的一個過程，使中國畫“以形寫神”的理論，又前進了一步。
美術理論觀點
他在美術理論上卓有建樹，其《畫山水序》最為著名，是中國最早的山水畫理論著述，主張畫家創作應“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同時還闡述了"以小觀大"、"神托於形"等觀點。是著名的"神形分殊"論者. 他認為“萬趣”與神志融合之後，才會物我一體，使自己精神舒暢，並顯現出“道”來。王微的山水畫與宗炳相近，放情丘壑。亦有畫論，意遠跡高，與宗炳均為文人畫之先驅。他提出 畫畫應“以神明降之”，並以整煉的語言說：“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均是講畫山水畫不是自然主觀的死板摹畫，而是應抒寫自己的感情，才具有生命力。根據文獻記載，六朝山水畫名作甚多，如顧愷之畫過《雪霽望五老峰圖》、《廬山圖》、《山水》六幅，夏侯瞻畫過《吳山圖》，戴逵畫過《剡山圖卷》，徐麟畫過《山水圖》、宗炳畫過《秋山圖》，謝約畫過《大山圖》，陶宏景畫過《山居圖》，張僧繇畫過《雪山紅樹圖》等。就表現技巧看，都能很好處理空間結構，把紛繁複雜的自然景物。加以概括、提煉和集中；就創作思想上看，均能以主觀思想感情對待自然景物，做到了比自然更真實，更完美，更集中。故宗炳在他的《山水畫序》里說：“且夫崑崙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去之稍闊，則見其彌小。”並推論處理畫面時，“今張絹素以遠映，則崑崙之形， 可圍於方寸之內，豎畫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遠”。這時描寫自然界的真實，提出了一個合理的處理方法。
個人影響
宋代宗炳可稱是中國山水畫論的系統理論第一人，因為被稱為中國第一篇山水畫論的是宋宗炳的《山水畫序》。宗氏提出了著名的透視法則：“豎畫三寸，當千刃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遠”。與宗氏同代的王微，亦是縱情丘壑的人物，他在《敘畫》中提出了“望秋雲，神飛場；臨春風，思浩蕩”的怡情說，和“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盡寸眸之明”的尺幅千里說。可以講，至魏晉以降，中國山水畫的遠取其勢、近取其質的核心認信已確立了邏輯起點，而空間視覺原則也得以邏輯的深化。南朝·宋宗炳的《畫 山水序》以及稍後王微的《敘畫》，無疑是山水畫獨立的宣言。有《獅子擊象圖》, 《山水畫序》等傳世。
中國山水畫的創始者，應該是東晉顧凱之。因為“確立”或者說正名中國山水畫的，是顧凱之的《洛神賦圖》和《女史箴圖》。在這兩幅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峰、石、雲、水、樹的複雜表現。這位“發前人所未發，開後人之師承”的藝術家，第一次將山水搬上了中國美術的表現舞台，之所以確立顧愷之為中國山水畫創始人，主要源於其上作品及山水畫理論有以下幾點：
1、 山有受光面、背影，水有倒影，祥雲可成為東與西的重要觀照，水天的“空青”可托出有太陽的天氣。
2、 按照東西的順序排置遠近山峰，營造一個高峻險絕的境地。
3、 中段布局主要講求取勢的“對峙”，具有相對意義。
4、 東、西、中三段山要用“緊湊性”將長卷關聯起來。在山的三分之一以上部位，做清氣使之分為兩重。
5、顧氏的理論之所以重要，在於他提出了行雲流水的線性形狀，鳥瞰呼應的重疊形式，三段山、三分位的空間模式。
6、他的《畫雲台山記》可算山水畫論的開山之作（當然不如宗炳的系統）。
技法理論
南朝·宋宗炳在他的《畫山水序》中，就寫出了對崑崙山、閬鳳山（崑崙山下有三山：閬鳳、板洞、玄圃）的觀察方法中曰：“且夫崑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見其彌小。今張絹素以遠暎，則昆、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宗炳的這段文字充分論述了古人對自然的觀察方法是用科學的透視方法。散點透視法給中國畫的寫生帶來自由的空間，移步換景，把我們認為最有特點、最有感染力的、也就是最為動人的精粹之點取捨、轉移、集中入自己的畫面，正如北宋·郭熙、郭思在《林泉高致·山水訓》中所說：“千里之山，不能盡奇；萬里之水，豈能盡秀？……一概畫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咎在於所取之不精粹也”，我們的寫生就是要取大自然之精粹。面對自然景物，認真觀察，靜心感悟，在千姿百態、變化無窮的自然山川林壑面前，抓住精粹的、最能打動你的那些特點，把這些特點強化和誇張，我認為這才是水墨寫生的第一要素，然後才是用筆、用墨去表現它，再現景物的自然，使自然形象轉換成筆墨形象，完成一個人化的自然。
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南朝·宋宗炳《畫山水序》）
裴按：宗炳是南朝著名的佛教學者和山水畫家。這是他為自己畫的一幅山水而寫的《序》。由於他是個佛教徒，故這裡的“聖人”非僅指儒家的堯舜周孔。故其中所言之“道”亦未必是儒家之道。
這段的大意是：聖人運用至高無上的道來應對世間萬物，賢者則以非功利的潔淨情懷去體味世間萬象中所含的道。自然山水作為萬象之一是人的感官可以感知而且富有靈性的……它以美好的形象來體現“道”的真諦仁者何能不樂之？此猶聖人以各種應變的機智來演示道的原理賢者哪能不通曉一樣。兩者的道理不也是很相近的嗎？
這裡提出了兩個重要命題：“賢者澄懷味象”，繪畫者亦應濾除一切功利之心才能體悟自然山水的妙處，“搜盡奇峰打草稿”之前必須“澄懷”。“山水以形媚道”（山水以美好的形象來體現“道”的真諦），這是與西方“風景畫”的不同之處。也就是說，中國的山水畫是有其思想內涵的，它是某種宇宙觀和人生觀的體現。當然，在不同的畫家和不同的欣賞者那裡，其體現和悟出的道並非只有一個答案。
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注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南朝·宋宗炳《畫山水序》）
裴註：玄牝，謂萬物之所從出也，與“道”同義。《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裴按：再大的畫幅也不能與真山水比尺寸。山水畫的妙處在於“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就只怕他畫的不巧妙，畫幅的小並不足以妨礙其逼真。看如今一些山水畫家畫幅越畫越大，卻無法“體百里之迥”，何者？徒追求“展廳效果”“視覺衝擊力”而忽視了藝術水平之進修也。此類畫家該讀一讀宗炳這篇畫論。
佛學思想
宋宗炳堅持“神不滅論”,其《畫山水序》也言:“含道應物””，“萬趣融其神思”.
宗炳出生於晉孝武帝寧康三年（375），字少文，祖父是“宜都太守”，父親是“湘鄉令”。由於他家庭經濟條件尚佳，父母課子有方，他又聰明，青年時代就能寫會畫，頗有些名氣。他的人生設計便與繪畫緊密相連了。 北府將領劉毅、劉道憐等先後召征，都被他拒絕。皇帝是白痴，這是個爭奪皇權，戰爭頻繁的亂世。如此亂世，對他的心理壓力太大，他便以為“佛國最偉”。 作為一個酷愛繪畫的藝術家，宗炳十分重視自己文化視野的開闊。他誠摯地吸取著外來文化——佛教的營養。 元興元年（402），他由老家南陽沮陽（今河南省鄧縣的漢水流域），逃之千里入廬山，更是因為崇尚佛教、仰慕佛學大師慧遠。那年，他27歲，慧遠69歲。他拜慧遠為師，參加“白蓮社”，奉信佛教，向慧遠學習佛、儒、老莊哲學及文學。這年七月二十八日，慧遠率門徒123人，在阿彌陀佛像前建齋立誓死後一同再投生於彌陀淨土，宗炳便列其中。
上年末，在江陵的七州都督兼兩州刺史桓玄帳下任職的陶淵明，回到廬山東南麓故里度歲。這年七月，他銷假返回江陵.這次宗炳來廬山，成了生死記憶。“昔遠和尚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他還說，慧遠從“靈德自奇”的名僧道安為師，而後在廬山獨樹一幟了，“是以神明之化，邃於岩林。”他回憶了在廬山時，慧遠屢次在那秀美的山水之中為他開課，大師的講解像舒捲的行雲那般流暢，卻又很嚴謹莊重地引據佛經典籍：“驟與余言於岩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
元嘉十二年（435），他年及花甲，在江陵故宅寫作《明佛論》，作了上述回憶。 那當年，宗炳在廬山學佛不到兩個月，他的哥哥、南平太守宗臧找來了，堅決反對他加入蓮社，逼他回老家。宗臧就在江陵給他建造了房子，要他就在那裡閒居。他在廬山才50天，又大體活動在東林寺。如此一來，他成了廬山文化圈子的邊緣人物了。 這是宗炳第一次和廬山結緣。然而，這次結緣卻修改了他的人生設計——他在廬山短短的50天裡，染上了遊山玩水的癖好。自此，對自然美的探尋便成了他生命的強大推動力，成了他造就自己生命光輝的起點。
這中間，宗炳還與恩師慧遠保持著聯繫。義熙元年（405），他第二次來到廬山。這時候，蓮社成員、隱士雷次宗也由豫章來到了廬山東林寺，就儒學佛學向慧遠求教。慧遠為宗炳和雷次宗單獨開課，講解了儒家的《喪服經》。正在從事佛教中國化的慧遠，不但多次邀請西域的著名佛經翻譯家，還直接請古印度、尼伯爾一帶的外國法師來作正本清源的翻譯佛經的工作。他還十分重視對中國本土文化的研究。
那時的廬山，不但是中國南方的第二個佛教中心，而且是慧遠與門生宗炳、周續之、雷次宗等共同研究孔儒、老莊、文學的學術重鎮。這正如北宋人李覯評論說：
噫！漢代初傳佛道，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當是時，謂之何哉？處國之神而已。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蓋慧遠居廬山，名雖為釋，實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尋文學，周續之通《五經》、《五紼》而事之，雷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為弟子，其人得不尊乎。
那年月，去廬山求學了，那殊榮可厲害呢。比宗炳出生晚幾十年的南朝名詩人江淹的《從冠軍建平王登香爐峰》云：“此山具鸞鶴，來往盡仙靈。”這不但是對廬山形態美生態美的抒寫，更是對文化巨子云集廬山的禮讚。 後來，宗炳的兩個哥哥都不幸去世了，侄子們都由他撫養，生活越來越困難，他回到江陵故宅親自從事農業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