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自1984年以來，弗契一直擔任國立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院的院長。這個研究院有1300名職員，年度預算為四十三億美元。弗契說：“我們的使命是把我們所做的科學研究用於美國的公共衛生健康，但是，我們還遠遠超出這一點。因此，我們現在對全球的衛生健康問題非常投入，因為我們的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成為一個全球化的社區了。”弗契看上去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人。他通常一天工作15個小時，連續不斷地參加會議，撰寫、審核科學報告，跟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研究者進行討論交流。弗契說，他的動力來自他的成長經歷。他出生在紐約的一個義大利裔美國人居民區，他的家就在他父親開的藥房的樓上。他說：“我從小就一直很好奇，總是喜歡拼七巧板，喜歡回答問題。”
弗契擅長做科學研究。但他也喜歡體育運動，上高中的時候，還是學校籃球隊的隊員。他認為，他所接受的耶穌會基督教教育培養了他對公共服務的嚮往和珍重。他說：“上學的時候，大家幾乎都心照不宣的認為，假如你想成為最傑出的人，在生活中為他人服務就是重要的事情。”
研究愛滋病
1960年代晚期，在越南戰爭打得最激烈的時候，弗契從醫學院畢業。他沒有去應召參軍，而是要求加入公共健康衛生局。在1968年，他開始為國立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院工作。弗契一直留在國立衛生研究院，並成為研究疾病如何感染人的免疫系統的專家。後來，出現了一種奇異的醫學事件，讓他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說：“當時是1981年，我在臨床研究和基礎科學調查領域有了一定的聲譽。然後，出現了一些同性戀男性的奇怪病例。最先是洛杉磯出現報告，然後，是紐約，舊金山。那種不同尋常的病症會在體質虛弱的人身上導致各種疾病。”弗契當時預測說，那種當時還沒有名稱的疾病會呈現爆炸性的擴散，大大超出同性戀男子的群體。那種病症就是後來人們所知的愛滋病。在愛滋病流行出現的早期，弗契就把他的實驗室工作重新定位於研究這種疾病。他說：“從1981年，到1983年，84年，我們不知道我們面對的是一種什麼疾病。當時我們進行的更多的是觀察性研究，探究這種疾病對人體免疫系統究竟有什麼影響。”
愛滋病雖然不是弗契唯一的主攻課題，但一直是他在國立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院的研究重點。他說：“在病毒被發現之後，我們就可以在我們能夠做的研究方面取得大踏步進展。接著出現了首批治療藥物，我們慢慢地看到了希望。但是，只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隨著多種藥物共用的療法問世，我們才算是扭轉了臨床治療的局面，使愛滋病這種疾病變成一種可以比較從容地應對的疾病。”但是，這是對那些能夠買得起藥物的人來說的。在開發中國家，藥物緊缺，價格昂貴，人們並不是總能買得起藥物。弗契說，這種現實需要公眾給予更大的關註：“在美國之外，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有成百萬的人染上可以預防的疾病。”對弗契來說，這就是戰鬥的號角。
在訪問過烏干達之後，他把對愛滋病的鬥爭帶進了白宮。結果，布希總統宣布了為期5年、投資150億美元的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國會在2003年批准了這個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