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娛樂化簡介
學術的目的是在教育大眾、啟迪大眾、喚醒大眾，仍然是以對大眾啟蒙為目的。學術研究本來也要回歸大眾，而不應該只是成為某些“學院精英”的專利，更不能成為像魏晉南北朝時玄之又玄的“玄學”一般的密學。它不是要強化而是要摧毀、改變大眾心中某些固有的東西，以這種眼光來看今日學術與大眾的“零距離接觸”，這種學術現象，稱之為學術娛樂化。將學術娛樂化的目的，無非是名與利，迎合和討好大眾，就是他們的基本策略。學術娛樂化，表面看上去是繁榮了學術，普及了學術，其實是用娛樂消解了學術，學術是噱頭，娛樂是本質．娛樂就是讓人開心的，看過了，笑一笑，很熱鬧；學術就是讓人忍耐寂寞的，實驗室或者圖書館，冷板凳至少要坐好幾年，要的是靜．耐不住寂寞的人，變成了＂學術快女＂和＂超男＂，製造話題，浪費報紙版面．
學術娛樂化三大弊處
第一，改變了學術研究的風氣。由追求事實真相轉向研究一些街談巷議，關心一些古代的私密生活，這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如同現今社會中追腥逐臭的狗仔隊，到處挖掘花邊新聞和八卦訊息，研究出來的是些什麼東西就可想而知了。第二，影響當今社會的風氣。由於學術娛樂化的蔓延，一代女皇武則天成了追求色情肉慾的老女人，一代詞人李清照成了逢酒必醉的超級酒鬼，好榜樣雷鋒成了官方炒作的偽君子，那一系列在我們教育中樹立起來的美好形象，可以讓人們見賢思齊的榜樣，如今不都毀於一旦了，人們將走向何方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影響我們的下一代。由於教育資源的缺乏，我們的教育一直是精英教育，而大部分老百姓接受的教育是有限的，而《百家講壇》等一系列節目受到了大家的歡迎，大家通過看這些節目，了解學術，了解歷史。若是接受的是如此不堪的教育，勢必會“臨時抱佛腳”拿來教育孩子，而孩子接受的這種教育觀點，在他們腦中根深蒂固，又豈是一兩個老師所能改變的，學術娛樂化如果荼毒了我們的下一代，祖先尚且如此，難保我們的下一代不會成為“垮掉的一代”啊！
學術娛樂化相關評論
大禹“婚外情”：學術娛樂化的惡之花
在學術研究中，有一朵花如今開得很嬌艷，名利雙收，那就是學術娛樂化。而“明星學者”紀連海則是這個浮躁社會中正在盛行的學術娛樂化運動的受益者和推動者。其實，就“大禹治水，三過家門不入”這個典故而言，更多的是一種神話和傳說，留存下來的史料本來就少之又少，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學術界中仍難定論，“三過家門不入”真偽與否，尚難辨識，那么，可想而知，附會在這個典故上的“婚外情”更是捕風捉影，子虛烏有了。所以，這本身就不值得一駁。然而，難得的是，透過這種爭辯，我們看到了學術娛樂化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得不刮目相看。但在這場鬧哄哄的視覺盛宴中，我們每一個參與的人，似乎都成為娛樂化的貢獻者和犧牲品，娛樂至死的精神，已經刻骨銘心地滲透到每一個人的心裡，前有無孔不入的“哄客”，現在則已經更名改姓為“娛客”。人人都是狗仔隊的成員，刺探明星偶像們的香艷緋聞之餘，我們的學術精英便轉而從故紙堆里，從玄虛難辯的神話中挖潛出新的娛樂元素，新的學術報告，然後堂而皇之、厚顏無恥地拋售著惡俗的“注意力”。於是，百家講壇里，你方唱罷我登台；於是，眾學者專家粉墨人生，大賺外快；於是，女博導大揭先祖艷史，這些也就不足為奇了。
實際上，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如今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而且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換句通俗的話說，“娛樂至死”就是一切都可娛樂、一切都是娛樂、泛娛樂化。有論者則說，學術娛樂化之後，學科的規範和學術的規範成了一紙空文，對經典的任意改編和對經典的調侃與搞惡，變為一種新的“學術行為”，學者不再是在圖書館和書房裡潛心耕耘、沉思默想的思想家，而搖身一變為“電視文化名人”，大學三尺講台已經容不下學者的欲望。誠哉斯言。
其實，學術娛樂化的實質就是學術營生，學術明星們為了搶奪話語權，極力地謀求媒體形象和新聞效應，於是，話語的倫理已經被市場利益所擊敗。換句話說，誰能消除這個市場的溫床，誰就能將學術娛樂化溫柔地殺死。然而，目前恐怕很難有辦法做到。那么，我們不如冷眼旁觀那些形形色色的表演，熱鬧總比寂寞好吧。
百家講壇的衰落與“學術娛樂化”的出路
作為昔日央視科教頻道的王牌節目，《百家講壇》在9、10月份的收視排名已經跌到了十名開外，最低之時為第18位，在科教頻道現有的24檔節目當中處於中下游。這不禁讓人憂慮：《百家講壇》正遭遇“七年之癢”，日薄西山，衰落與死亡是否將成為其不可避免的命運？尤其在著名主講人閻崇年被打、于丹被威脅之後，《百家講壇》的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質疑。此前人們只是從知識層面批評《百家講壇》主講者的種種謬誤，而閻崇年被悍然掌摑，則使人們意識到這背後還潛藏著嚴酷的話語權之爭：在當下語境，掌摑者根本就搶不到與閻崇年平等對話的麥克風，為使意見表達更富影響力，掌摑成為最極端的方式。這裡無疑包含了被迫的成分。而壓迫力的來源，正是《百家講壇》所象徵的知識和話語霸權。借用文化形態學的分期說，當一種事物抵達生命巔峰之際，衰微的陰影便隨期而至，《百家講壇》亦然。2005、2006年，其霸業初成，傲視華夏，風靡一時，接下來必須迎接衰落的宿命。
對《百家講壇》的盛衰變遷，我既無感傷，亦無快感，只想藉此契機，來談論一個與《百家講壇》息息相關的話題：學術娛樂化。這個詞組雖然不是由《百家講壇》所直接衍生，但能升級為輿論爭議的火熱焦點，卻離不開易中天和于丹們明星般的大紅大紫。以至今日，該節目出現頹勢，有人竟然視學術娛樂化為“罪魁禍首”。在我看來，這明顯屬於“欲加之罪”。學術娛樂化只是《百家講壇》衰落之一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它承擔不了決定一個節目之生死的重負。就其本身而言，很難說是個壞詞兒。
有人曾區分“學術通俗化”與“學術娛樂化”，認為前者是好的，值得發揚，後者是壞的，應該擯棄。我倒覺得，這種區分頗有些先入之見，事先預設了涇渭分明的道德鴻溝。你如何劃分學術的通俗化與娛樂化的界限呢？學術本是極少數人的營生，當它飛入尋常百姓家，不帶點喜劇的氣息，不能給人們的頭腦以愉悅和滋養的快感，恐怕早就被拒之門外。特別在我們所生活的喜劇年代，“娛樂至死”乃是大眾文化私奔的方向，通俗化與娛樂化之間基本上可以畫等號，至少是近親。若戴上上有色眼鏡看問題，難免為其斑斕的外表所蒙蔽。
也許在這些人眼中，學術通俗化可取，娛樂化難行。他們談娛樂，視之為洪水猛獸，談虎色變。娛樂對於學術真有這么大的殺傷力，會毀損學術的根基？這端看你怎樣定位學術的價值、為什麼而學術。如果認為學術是在寂寥的書齋裡面皓首窮經，是用釘子穿透硬木板的格物致知，那么將其作為娛樂對象，則是兩敗俱傷：學術的高貴性被瓦解，被玷污，而娛樂者亦可能發覺，他們所尋的題材是如此枯槁艱澀，很難生產預期的娛樂效果。
所以說，學術與娛樂相結合，首先需要學術符合娛樂化的種種需求。你應該看見，如今被娛樂化的那些學術都是什麼學術。康德、羅爾斯、在中國政治學界已成顯學的“二施”（卡爾·施米特與列奧·施特勞斯）怎么不拿來娛樂化一下呢？《百家講壇》為什麼只請易中天和于丹，而不請劉小楓和張志揚，或者形象儒雅、口若懸河、有法學界第一名嘴之稱的賀衛方呢？因為在這個世上，畢竟還是有一些學術無法有幸成為娛樂的對象。那些維護學術高貴性的人，大可不必杞人憂天。
我們不能說，被娛樂化的學術，就不是學術。它們仍隸屬學術的一畝三分地，可它們無疑更接近大眾的審美口味，如《論語》、《三國》、國史。這種學術的價值是指向大多數人的，是力圖通過普及性的觀念宣講來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層次。如果它們不能像心靈雞湯一樣澆灌大眾之心，那才是一種慘敗。由此而論，我們則應該召喚一些學術思想娛樂化，如權利、法治與憲政意識、公民社會理論。只要能在公民心頭播下正義的種子，以哪種方式並不重要，娛樂投射的面更廣泛，那就娛樂一把好了。
當然，學術娛樂化仍有其限度：不能為娛樂而娛樂，更不能為了追求娛樂效果，而篡改歷史，遮蔽真相，以至指鹿為馬，滿篇謬誤。有人為講《論語》的于丹挑刺，寫了整整一本書；閻崇年對清朝執政者偉業的過度弘揚，更是激起公憤，終於遭到“武器的批判”。于丹和閻崇年作為失敗的路標，正為學術娛樂化此後的出路指明了方向。（作者羽戈系青年學者）
花瓶紅學何錯之有
很多人一提“娛樂”二字，往往首先聯想到的就是“脫衣舞”“床戲”“緋聞”“艷照”等低俗辭彙，於是，很容易把“學術娛樂化”歸納到“學術庸俗化”的範疇，實際上，這實在是天大的“娛樂”！某些評論者狹隘的理解“學術娛樂化”，把我的《非常品紅樓》歸結到了“惡搞紅樓”的陣營，實在是斷章取義的態度。學術娛樂，不是讓黛玉跳艷舞，也不是讓寶玉做男妓，請諸位“大師”搞搞清楚，不要大驚小怪如臨大敵！與其說我惡搞了“紅學”，不如說你們的惡搞了我的品紅樓，奉勸一句，老兄們，下次發飆之前，請先搞清楚狀況再說！最近，有不少評論者對《非常品紅樓》首創的“花瓶紅學”概念進行質疑和抨擊，認為這實際上是讓紅學研究步入歧途！
當然，在中國，“花瓶”這個詞不算個褒義詞，而是箇中性詞，人們普遍認為它是“徒有其表”“華而不實”的代名詞，人們稱某一個女孩兒是“花瓶”，很多時候，這是一種貶諷的意味。但我喜歡“花瓶”所傳達的意味，因為它最符合“紅學”的精髓！誰都知道，“紅學”在中國是一種“奢侈文化”的代表，它優雅、小資、最符合女人的那一點傷春悲秋情懷，雖然現當代的紅學家們一個個與“花瓶”的形象相去甚遠，但並不妨礙紅樓文化成為大眾心中的小資文化！當然了，你要說這門學問有多少多少的實際用處，那純屬瞎扯，老百姓如果吃不起紅燒肉喝不上排骨湯，壓根兒也不會去關心寶玉黛玉每頓飯要吃多少種山珍海味。所以說，我始終認為，所謂“紅學”就是一種茶餘飯後供人消遣的休閒文化，就如同莎士比亞的戲劇，老百姓吃飽喝足之後看上那么一兩場，那才叫一個“美”！但是，中國人搞什麼都愛上綱上線，動輒擺出一大堆的民族道理崇高理想，硬裝出一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烈士相！何必哪！老百姓看“紅學”，關心的不是哪個版本之間有什麼不一樣，更不是哪個字跟哪個字之間有什麼異同，而是希望能夠真真正正看到點“硬貨”，能讓自己多了解一些紅樓的內幕故事真相，這才是啟發真正學術興趣的第一步，也是普及名著全民化的關鍵點！
同時，近一段時間以來，很多人對於本人“學術娛樂化”的提法大加批駁，依舊是一副義正詞嚴拯救學術於水火之中的鬥士姿態。同樣的，很多人一提“娛樂”二字，往往首先聯想到的就是“脫衣舞”“床戲”“緋聞”“艷照”等低俗辭彙，於是，很容易把“學術娛樂化”歸納到“學術庸俗化”的範疇，實際上，這實在是天大的“娛樂”！字典中對於“娛樂”二字的解釋，頭一條就是“使人快樂”，所謂“娛樂”，其實是一種最大眾最寬泛的傳播途徑，是多媒體的立體傳播！如果學術真能做到娛樂這樣的大眾傳播，如果一種學問能夠真的做到使人快樂，這實在是研究者和客群者的雙贏局面。某些評論者狹隘的理解“學術娛樂化”，把我的《非常品紅樓》歸結到了“惡搞紅樓”的陣營，實在是斷章取義的態度。學術娛樂，不是讓黛玉跳艷舞，也不是讓寶玉做男妓，請諸位“大師”搞搞清楚，不要大驚小怪如臨大敵！與其說我惡搞了“紅學”，不如說你們的惡搞了我的品紅樓，奉勸一句，老兄們，下次發飆之前，請先搞清楚狀況再說！
“花瓶紅學”就是要讓老百姓讀通《紅樓夢》、愛上《紅樓夢》，即便受到所謂“紅學專家”們的群毆也在所不惜。我要讓文化閱讀變成樂事，用娛樂的理念書寫學術，能讓所有“讀紅人”感受到“讀紅”的快樂，才是最大的目的。還是那句話：做人做學問，我從不擺架子，我是老百姓，只做老百姓看得懂的學問！
“學術”不是“逗你玩”
萬青力1945年生於北京，安徽宣城人。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研究生畢業。美國堪薩斯大學藝術史碩士、哲學博士。現為香港大學藝術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院長。
畫學困惑
目前，美術界對“學術”兩個字的理解越來越離譜，使用越來越寬泛。似乎凡不是直接涉及商業運作，表白沒有貓膩的活動，都可以稱之為“學術”，甚至把有償的座談會，宣傳活動也稱之為“學術研討會”。“學術”二字如今成了美術界最時髦的流行用語。人們說某某事情“比較學術”，意思好像是說某某事情“不那么腐敗”。其實，腐敗在學術界還不是一樣存在。最令人不解的是經常有人以“學術性畫家”來標籤商品畫家，把拍賣活動列在“學術訊息”的欄目之下，已經荒謬到了極致。這一現象，一方面流露出人們對“學術”的景仰和企盼，但是也反映出美術界有相當多的人對“學術”到底是怎么回事還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誤解，以至於陷入盲目標榜。
學術研究是人類探索世界的途徑之一。學術研究是以科學的方法，對特定的課題，以充分證據，經過考據分析、推理論證、詮釋闡明，提出合乎邏輯，有說服力的結論或答案。學術論文，無論是涉及巨觀或微觀物質世界的疑問，還是涉及人類自身的人文歷史社會上的探討，都應該是科學研究的成果。
學術研究不是娛樂活動，不是逗你玩，沒法兒搞大眾化。普及科學（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常識，把學術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傳達給儘可能多的客群，是科普工作者，以及部分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也直接參與的重要工作。然而，學術研究本身，至少是在現階段的歷史條件下，仍然是少數人的工作，不可能“大眾化”的。更不能再以當年“大搞民眾運動”的方式，甚至半個世紀前“大煉鋼鐵”全民運動來搞“學術”。
學術研究不過是一種社會分工而已。相對整個社會人群的職業分布來說，學術研究畢竟是很特殊少數的工作。一般來說，高等院校、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是從事學術研究的主要場所。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特別是作出學術貢獻的學者，其實都是普通勞動者。他們往往是受強烈的求真欲望和使命感所驅使，經過必要的訓練和長時期的全身心投入，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以及在同輩學者的討論砥礪之中，才取得一定學術成就。即使是非常傑出的學者，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有重要建樹的學者，也不可能廣為人知，名氣可能還不如二三流畫家或影視歌星，以及媒體宣傳出來的各種所謂“名人”。曾經有大眾媒體炒作，諸如所謂“十大國學家”之類選舉，選出來的大都是所謂“媒體名人”。所謂“國學家”，其研究以經學為本，他們的研究成果往往無法廣為人知。
學術研究是耐得寂寞，精神專注，忘我奉獻的個人行為。一個畫家可以利用媒體、國家機構、甚至國外獲獎，科學家為自己的“知名度”不厭其繁地吹肥皂泡。因為美術界許多人過分相信，畫家作品的市場價格主要是“運作”出來的，類似炒股票。“知名度”與產品質量並不對等，由於我國的特殊國情，當下還要加上一連串官階社會頭銜。這種現象的根源，是在當下文化環境中，似乎沒有現成的規範可以制約或評判藝術品的價值。
但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卻不會藉助上述同樣的途徑手段獵取“知名度”。因為對學者來說，有“知名度”而沒有學術成果意味著欺騙。一位學者在特定領域為人所知，是因為其學術研究成果受到承認或矚目，在學術研究領域，學術成果是有規範制約，有標準評判的，與美術界是不同的。
學術研究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如試驗室，科學設備，圖書館，財政人力資源，以及學術研究環境等等。所以學術研究機構多設在綜合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政府職能部門附屬研究機構，往往問題較多，如“官、學不分”，“以官代學”，把學術當作政績，立項謀錢，拼湊成果，出書比開本大、比重量沉、比定價嚇人，動輒就稱“某某學派”，以出版大部頭“經典”的名義賣版面賺錢等等，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實，學術與非學術之間，不存在價值高低的判斷。學術的核心是證明立論；中國畫學遺產中那些閃爍著智慧型哲理的文字，雖然往往並不合邏輯，缺乏實證，卻同樣可以啟迪人思索。藝術散文，不一定非要冠上“學術論文”才顯得高人一等。農業社會產生的文化遺產，包容了先民智慧感情的結晶，以不“科學”而否定其價值，至少是幼稚。相反，也大可不必硬把藝術的，感性的文字，硬要說成是科學，或標榜為學術。
學術娛樂化了
還是躲開“學術通俗化”與“學術娛樂化”之爭的討論比較好，誰是好的值得發揚，誰是壞的應該摒棄？劃分通俗化與娛樂化的界限是沒有量化標準的，至少現在還沒有，而對於學者來說，至少這幾位能為占比例較大的眾人稱道的講者，言說中娛樂元素的增加，並不見有失多少學術的體統（學術的體統又是什麼？）。況且，正如有評論所說，原本作為極少數人的營生的學術，若想飛入尋常百姓家，“不帶點喜劇的氣息，不能給人們的頭腦以愉悅和滋養的快感”，是一定會被拒之門外的。不是所有的學術都可以被娛樂——這大約可以讓捍衛學術的嚴謹與高貴的人們欣慰一些，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講者都能給人帶來歡娛的感受。除了表達方式更接近大眾的審美口味，他們所講論語、三國、國史、文明、玄奘等等，都不是在有特別深度的層面上，準確度時有不足精確度簡直是妄想，但他們各個都絕對具備攫取人心的才能並加以施展，這也讓國民有了幾度圍繞國學、中華文化而飛舞的狂歡——誰能不說這是好事？
至少還有一點是越發可以看得清楚了。總結眼前幾位“學術超人”的共同特點，拋開機遇不說，對自身條件人們應該明晰，卓別林時代默片的那種“不著一字，直指人心”的高度，在今天已經屬於純粹的苛求，換句更直白的話說就是，啞劇沒戲了，您要想讓自己高聳人前以強，除了心有詩書，還得有張好嘴，起碼也要能和余秋雨、易中天、于丹、錢文忠們比拼。
相關人物
數理化的于丹
民間有云：雞湯最補。西方高呼：心靈待育。於是，心靈雞湯盛世流行，烹製心靈雞湯的人大行歡歌。于丹的歡娛，源於此種，無疑。曾將全民調動起來誦讀《論語》；讓冬粉群起，冒雨熬夜排隊，只為親見芳容再擁抱致敬最後順便得書中扉頁一紙簽名；把趙本山搞得精神緊張（同台出場上節目）；讓成龍歡喜歡得五迷三道的于丹，帶給大家的是一種神往的快樂。
然而，把大家都知道的事反覆拿來說，顯然不能突出娛樂精神的精髓，今天說于丹，新意很重要——對她語錄的點評，應該是經過沉澱了的，哪怕是僅出自一人之手，一家之思索，其中可能有諸多不解，甚或全然不明，那也體現的是人們對於一個能讓人心沸騰者的不忘。
歡娛，也可以體現為一種常態的念念不忘的。
一直沒有把于丹當作一個論語專家，其實一直也不認為，一個人可以以這樣方式成為意見領袖。
我個人認為，于丹對於《論語》的貢獻，其實並不在於她講《論語》講得有多好。或者至少說，不見得比哪一位中學語文老師或大學中文系老師做得更多、更好。其實這件事的真正意義在於，有一個女人站在百家講壇這個前所未有的舞台上，進行了一項很多人正在他們的崗位上同時進行的工作。使這個女人變得特別的，也正是這個舞台的特別之處。
那么，接下來的事情就更容易理解——于丹如果講得好，那么她可以順理成章地變成著名主講人；如果講得不好，那么她……她可以變成更著名的主講人。
重新概括一下這整件事，其實本質是這樣的：有人在百家講壇開講《論語》，更確切地說，是在央視的百家講壇開講《論語》，所以《論語》成為熱議話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這個前提下，于丹想要不出名，反倒才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以上這些，是我之前對“于丹說論語”這件事的全部了解。但當我看到《于丹名言全輯》之後，我對整件事情的看法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我本來認為，作為一個著名的主講人，有一些獨到的見解是很正常的事，於是就去百度聊吧搜“名人語錄”，結果搜出來一堆韓喬生黃健翔，卻沒有于丹。我於是又去“于丹吧”里找，結果最上邊的一篇就是《于丹名言全輯》（以下簡稱《全輯》）。
看完于丹名言之後，我意外地得出一個結論：原來於丹和韓喬生的共同之處還不只限於都能出“語錄”，還在於其“語錄”的內容風格也頗為接近。
韓喬生老師的特點是嘴快，一快起來就容易出事，而且是“迅雷不及掩耳盜鈴”。為與其相區別，我就琢磨著怎么能讓于丹語錄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略讀了幾遍，還真總結出了一些數理化方面的原理。看看，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樣，連語錄里都透著與眾不同味兒。
數學的，符號不夠用
——學習要加，驕傲要減，機會要乘，懶惰要除。
我很慚愧，原來加減乘除還可以這么用，而我長了這么大，以前居然一直不知道，這足以證明我的國小數學學得很糟糕。我不知道于丹老師說這句話的前後文是什麼，所以只能胡亂理解。我想，於老師的本意肯定是好的，因為至少可以看出來褒貶，但問題在於，人這一生要遇到的事太多了，而數學符號卻只有那么幾個，顯然是不夠用的。
——人年輕時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一定層次時，要學會用減法生活。你的心靈如果被所得堆滿，最後就會累於得。
如果說前一句還只是似懂非懂，那么這句話看得我更加迷糊。其實這已經不能算是簡單的數學問題，因為境界實在太高深，而且界限又太模糊，用數學這么嚴謹的科學來解釋顯然是不恰當的。我思來想去，這個“用加法生活”倒好理解，畢竟人家都說，所有的經歷都是財富。但一個人所得太多，裝滿幾屋子倒也罷了，怎么還把心靈給裝滿了呢？更糟糕的是，心靈里的東西看不見摸不著，就是想扔都沒辦法扔，這讓人怎么去“減法”？
物理的，地球似太小
——如果回憶像鋼鐵般堅硬那么我是該微笑還是哭泣，如果鋼鐵像記憶般腐蝕那這裡是歡城還是廢墟？
看到這裡，我從小接受的某些物理常識在一瞬間確實發生了一點點動搖。在我的印象中，鋼鐵確實是堅硬的，但如果不是鋼或鐵砸到我的肉身並使我產生痛感，其堅硬與否，其實和我是沒什麼關係的。再說“腐蝕”一詞，我腦海中與之直接相關聯的是鹽酸或硫酸之物，怎么記憶也居然成了腐蝕物？我就又有些糊塗了，深恐是自己不懂得欣賞語言之美。但若是壯著膽子為於老師鼓鼓掌，大讚其想像力豐富，卻又未免太過虛偽。只好先悶聲不響，接著往下看。
——地球是運動的，一個人不會永遠處在倒霉的位置。
這句話看上去就像是在說相對論，不過從物理的角度一看，這個結論原來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首先我得說，就算地球不運動，一個人也不會永遠在一個位置，因為相對於地球，還有其他星球在運動；其次，地球在運動，那么一個人所處的“倒霉”環境並不一定因為慣性而留在原地，很大可能上也會跟著此人一起運動，那么這個相對位置便沒有發生真正的變化——以我一個文科生的身份，能說出這么多物理知識，真是讓我自豪。
——誰是誰生命中的過客，誰是誰生命的轉輪，前世的塵，今世的風，無窮無盡的哀傷的精魂。最終誰都不是誰的誰。
我得承認，不管于丹老師的論語講得怎么樣，她對現代文學的造詣應該還是比較深的。像以上這樣的名言警句，不用說出現在一個普通的講台上，你就說它是瓊瑤電視劇的主題歌，又有誰敢有半點質疑？
化學的，情感尋邊線
接下來，我有好訊息和壞訊息。壞訊息是，我很遺憾沒能在語錄中找到與“化學”相對應的例句。好訊息是，我同時很驚喜地發現，原來於丹老師對感情還是很有研究的。於是我就自作主張，將此類歸到“化學”之列。
——任何一個傻瓜都會引誘一個姑娘；但是知道怎樣離開她只有成熟男人才能做到。
以上這句話的前一半我是不敢相信的，因為我不知道既然連傻瓜都會“引誘一個姑娘”，為什麼還有很多白領要花錢學習談戀愛，難道如今的白領都還不如傻瓜？後一句其實也不敢太信，因為于丹老師沒有交待出足夠的信息，比如這個姑娘是醜是美，是大家都“心嚮往之”還是都“心厭惡之”。就拿我來說吧，雖然不敢自誇很成熟，但離開一個“心厭惡之”的醜女，我想還是做得到的。
——婚後的男女莫不“喜出”“望外”。
關於這一句，我幾乎要失語了。事實上，我在第一眼看到這個“成語”時確實花了點心思去琢磨，但最後也只是很勉強地說服自己接受。我不知道這個“莫不”是怎么統計出來的，居然概無漏網之魚。天哪，原來我身邊的婚後男女竟都在“喜出”，這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但我沒過多久就完全想通了。因為我又看到了一篇反對的文章。文中說，于丹眼中的《論語》，就是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快樂生活”的理論支持，所以，于丹老師不僅有意識地選擇了《論語》的部分內容，還有意無意地曲解了很多意思，使其更像是一部《快樂指南》。
這樣一來就很好解釋了——既然連論語都在教大家尋找快樂，那么婚後男女“喜出”“望外”，又有什麼理解不了的？
資深青年余秋雨
有一種興奮來自坐山觀虎鬥，看上去似乎不那么陽光不那么磊落？但在娛樂這個領域內，這是一種常態，對於某些人某些事甚至是一種必要；而對於觀者，無非是有人演出就有人看罷了。你要厚非？招罵。版面所限，在錢文忠和余秋雨之間，選擇了後者，緣於此：
錢文忠等較之餘秋雨肯定是“新生代”，尚不夠資深；而且他之帶給人們的歡娛效果與于丹、易中天雷同處更多些，而余秋雨帶給民眾的津津樂道，除了被知識廣博後的充沛，被教誨諄諄時的神往，似乎還有更突出的另樣類別，那就是從始至今的“被”（2009年最流行漢字）坐山觀——不能說是“虎”鬥了，余秋雨本人不屬虎，而圍繞著余秋雨來爭鬥的，也不只有屬虎的。
認識余秋雨，多數普通人，先是因為他的書，《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借我一生》等等，隨之而來的便是被冠以“抹著文化口紅的余秋雨”之類的批判——口紅抹上，演出自然就開始了。
有人說圍繞余秋雨的，一直是“中國文化棍子們的精彩演出”，但要說參與其中的人純粹都是為了給自己爭名得利恐怕有失偏頗，因為他們的確都在為各自認為的真理而據理明辨——自己當真，民眾才有可能當真，從這樣的角度，余秋雨和他的對手們其實一直在為我們提供一個幽默特質的現實版註解。只不過，多數時候演出者激奮萬分，而圍觀者實際上是既感傷，也無快感，只是藉機獲得了一些談資。名人、明星於大眾的功用之一，也在此吧？
公平點說，多年來，余秋雨在一眾文化學者的批評之中，回嘴的次數並不多，只是他反擊的方式有的時候匪夷所思，諸如宣布金盆洗手從此封筆，“到了80歲也不寫”，然後又在不久之後有新作問世的新聞，讓人不明白“封
筆”的意味究竟是炒作還是憤慨。但這最終，又被娛樂至死的時代，演變成為歡娛的一個枝節。
余秋雨的被多數人認知並景仰，大約還要算是通過中央電視台的青年歌手大獎賽，給歌手的文化素質打分兼點評。當學者坐入這樣的大獎賽席，其實等於順利地進入了最大的一片娛樂圈場，於余秋雨的智慧，這是一種走入更廣泛的大眾視線的需要？不得知。反正他做這個評審不是一次而止。於大學者與年輕藝人之間知識結構的落差，這是份分寸難捏，措辭難拿的工作，但余秋雨有做好的實力和自信——上億觀眾的追捧，其實讓他成為了他所參加的幾次大賽中喧賓奪主的主角，這應該足以給余秋雨本人以又一次的歡娛。
儘管糾錯和踩踏依然夾雜其中，帶酸的質疑“青年歌手大獎賽是你去的地方嗎？”此起彼落，普通人是管不了那些的，留下了駁難，也自是有一番趣味的。
到此，余秋雨的熱鬧似乎可以來一個茶歇，但是“詐捐”的曝光，又將他推進和“國際章”們類似的麻煩。在慈善款上自挖陷阱顯然是最不明智的作為，再頂著輿論壓力繼續不清不楚，也不是好的非常措施，所為何故？唉！想起來了，余秋雨有篇《關於年齡》的文章，其中寫道：“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態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徵是忘記自己的年齡。一會兒要別人像對待青年那樣關愛自己，一會兒又要別人像對待老人那樣尊敬自己，他永遠活在中年之外的兩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齡里落腳。” “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齡里落腳”，何必呢？
當然，不久之後，這又將成為一些人津津樂道的談資也未可知，誰能說歡娛有的時候不可以來自那么一點點缺失呢？
“瘋狂修女”和“學術超男”
瘋狂修女易中天認識易中天教授的名號是在他大出名之前，那個時候，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們請一位年輕漂亮的女編輯向易中天教授約一篇稿子。之所以請她約易中天寫稿，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我當時剛好看他寫的《讀城記》，在那裡面，中國數得上的城市都被勾勒出了面貌，讓我印象中那些冰冷的城牆或者城牆不在冰冷還在的城市，鮮活地有了“人樣兒”，雖然這些樣貌我並不一定喜歡；另一個原因是，那位女編輯，她也是“廈大”的。
後來，他上了央視的“百家講壇”，非常生動地講起了三國和漢代歷史，以致我母親每次都必要在午飯時間停下一切相關事宜，去觀賞他的節目。直到後來，不少承認與不承認是他“冬粉”的男女說，他已經成了“學術超男”。當時，我還很認可地點頭，因為在我的理解中，要把一本本書拆下來，然後再一片片地重新排列組合併裝訂起來，最後放到地攤上當成“精華版如來神掌”讓老少皆練到不走火先入魔的地步，的確是“學術超難”的。
“學術超男”
1992年，那一年，有部美國電影《修女也瘋狂》風靡全球，黑人女笑星胡比·哥德堡讓天主教修女們在彌撒時高唱勁歌"I will follow him"，敢拿嚴肅的宗教問題開涮，不得不佩服老美的賊膽兒，但在保守派還有幾分勢力的天下，片子中從頭到尾又不失敬畏和尊重，讓受不了這個調調的，也絕挑不出來太多的毛刺兒，頂多說說這個編劇導演不正經，但全球觀眾卻對那些裹在黑色長袍後面的女性們，有了溫暖而親近的直觀感覺，似乎又是做了個正面的宣傳。從此，諧謔版文化日益走近了普羅大眾。就在這一年，易中天走出了武大，正如我們那位女編輯一樣，他也是“廈大”的了。
愛聽相聲的人相信都記得一個老段子，是馬季先生說的“學外語”，那裡邊有幾句對洋為中用的經典詮釋，比如栗子叫“剝——了皮兒——吃（一定要洋味的）”，棗叫“吐——了核——吃”，橘子叫“剝——了皮兒吐——了核——吃”。從小時候一直到現在，我是非常深刻地記住了這個段子，其實也算是"CHINGLISH"的典範了。後來給一位深通中文的外國朋友說起這段相聲，他哈哈大笑，說如果拿這個教外國人學習中文，那么老外的進步一定是突飛猛進，這個不應該算是CHINGLISH，這應該算是真正的“ENG式‘汗’語”。
這句話很是點醒我。任何知識都有著各自的學術系統，但是你是“正統”，他是“籠統”，而我則是“飯桶”，儘管大家都很“統”，但各屬各“統”，卻讓彼此間的互動成為一件頂頂麻煩的事情。這一套套系統在初創的時候，多少有些資源壟斷的嫌疑，好比春典（指相聲界的行話）一樣，聽起來如同黑話，說白了就是讓您這“棒槌的瓢把子”發懵（腦袋犯暈）。但現在，春典系統正面臨著“秋香文化”的極大挑戰，知識系統的高度融合，從跨界美聲到"CROSSOVER"汽車，所有的知識體系正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創造一種“世界人民大整合”的大同氣氛，因此，打破壁壘，讓知識也好文化也好，走進民間成為以往任何時候都未曾有過的強烈需求，即使“飯桶”也渴望知道前世竟然叫過“簋”這般聽起來蠻有震懾力的名字。所以，用你最熟悉的方式知道你最不知道的事情，就成了一種學而不問的最佳方式了。
易中天曾經把自己的演講風格分成三個境界：其一為“正說”，也就是以歷史事實為依據，不胡說，不瞎說，保持一種嚴肅的治學態度；其二為“趣說”，即在堅持真實的基礎上強調錶述方式的栩栩如生，為了達到這個境界，會加進去一些無厘頭的搞笑語言，有時無厘頭是必要的，這就像燒菜得加胡椒、味素等調料一樣，能極大調動觀眾的聽講興趣；其三為“妙說”，也就是在前兩說的基礎上對歷史進行分析，給觀眾以啟迪。
修女也瘋狂告訴人們，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做但什麼是也可以做的。至於易中天們，又把這些推進了一步，告訴你還可以怎么做。所以，他們並不是娛樂英雄，他們只是很合時宜地被需要了。誰娛樂了誰？其實也是件很難說的事。比如易中天自己也說：很好玩。
誰造就了誰
誰造就了易中天？我想既不是瘋狂的修女們，也不該算給“百家講壇”，更不是一眾FANS。“百家講壇”充其量造就了“學術超男”，而“瘋狂修女們”只不過給老少爺們兒聽了一次京東大鼓味的拉赫瑪尼諾夫，真正造就易中天的應該是那些我們沒讀的中國文化歷史和B2B網際網路分享模式。
中國最不缺的就是文化系統，從秦“廢百家獨尊法家”到董仲舒“廢百家獨尊儒術”，光廢黜的文化就不下200多家了吧？即使有眾多文化流派失傳無繼，遭人打折了脊梁骨，但仍然是百家爭鳴著折騰到了21世紀的今天，其間更有難以計數的逸聞野史。中國唯獨缺的是幫著別人“有文化”的系統，自士大夫階層而始，先用知識武裝起來的人總是有著惴惴的優越感，怕讓人家看完底牌而丟了吃飯的金傢伙兒。
但自從出現了名叫“網際網路”的這光腳不怕穿鞋的野小子，仗著自己的姨夫叫“技術”，擺出一副“渾不論”架勢，拚命地顛覆著人類數千年精心建立起來知識傳播規矩。只要有技術在，一切皆可分享，所有該分享、不該分享、能分享、不能分享的分享，都開始以只遵照數學模型的傳播速度，飛快橫行於桌擺的、手拿的、懷揣的甚至是床笫之間了。
一切以知識和號稱被保護著的知識都成了網際網路上的反動派，被一陣陣的免費浪潮叫囂著打倒，免費與收費的博弈讓那些心存保護心理的保守人士也不敢輕易說出知識要保護的話來。因為那樣的論調是不單單要被貶斥為落伍，更有可能背負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惡名而遭泱泱"BT"“驢友”們的口誅筆伐。人們突然改變了自己的行為模式，藏著掖著不再是優良傳統。
可是人民沒有想到，知識的高度分享和隨意的檢索立刻帶來了兩個潛在的麻煩，那就是人們越來越不知道自己該學什麼？自己能學什麼？如果再過上十年，恐怕最有價值的不再是GOOGLE，而是能在GOOGLE上順利GOOGLE出自己想要的內容的GOOGOODA之類的玩意兒。海量的檢索讓文化和知識更容易地獲取卻更困難地找到它們。因此，一個漂亮的門牌和熱情的夥計就成了至關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在浩瀚的垃圾信息中，坐守的文化遲早要被淹沒，在滿鼻子都是怪味惡臭中，聞出酒香的機率微乎其微。想讓好的文化活下來，必須自個找飯轍，這種態度不僅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客群的負責，更是對文化的人道關懷。
易中天們就是成功的夥計，而娛樂化的表態就是漂亮的門牌。只要觀眾喜歡了，能夠讓文化這個原來老大老大的帽子變得小巧可愛，誰還拒絕去一探它的究竟呢？我的母親曾經把前半生都獻給了橡膠化工事業，她的那份執著卻沒有給她帶來一份勞動獎章。但一個電視節目，就讓她重新捧起了厚厚的一摞漢代歷史，這個價值很難讓人衡量。
文化的價值就好比是金字塔，如果世界上突然哪天所有的建築風格都開始比照金字塔，那么古埃及人就該真的著急了，那種急切的心情就好比吉普和席夢思一樣。與其等待被淹沒在信息垃圾之中，不如先跳上舞台，來個華麗的轉身，如果是奧傑塔順鋼管飛身而下的亮相，想必會激起更多下里巴人對芭蕾的興趣。既然他們也是我們的手足兄弟，那做一做這個改變又何嘗不值得一試呢？泛娛樂化讓地球從此不再正經，但卻並不影響人們知道正經的事情，相反，知道得更多。
然而的似乎變味
如世間萬物的發展規律一樣，“然而來的”事情總是要發生。前文所述那位女編輯對易中天教授的印象甚佳，平和謙遜是她對作為同門“廈大”師友關係的評論。而文如其人的諸多作品中，也能側顯易中天的學者情懷。
娛樂似乎應有節制，好的工具一旦用濫，必然是嘩啦啦有如滔滔江水去，綿綿到海無處尋了。不知是娛樂使然還是娛樂之外的什麼，總之易先生以往先娛樂自己讓別人在娛樂後感悟的情懷突然失靈，反倒是激烈的言辭和那並不娛樂的言談話語讓很多並不高尚的情操分子竊喜不已大呼娛樂了。儘管那樸素的女主持問題確不高明，但水平也僅僅一般而已，絕非爛到需報以空中番茄而快之的程度。加之公職行為使然，雖有學藝不精之嫌，但拉到恥辱台上切開晾著似乎有失泱泱大國禮儀之邦的風範。
娛樂是需要智慧的，而智慧的娛樂更是三重境界中三等三的高明。易中天是具備這種智慧和修養的，2006年10月，易中天在武漢崇文書城簽售，好事的記者又開問：“當年您離開武漢去廈門，是因為武漢的氣候惡劣。這是不是傷害了武漢人的感情呢？”之前，曾經多次面對為什麼要離開武漢這一話題的易中天回答：“武漢的天氣不好，是實際情況，冬冷夏熱。但是在這樣惡劣的自然條件下，武漢人民依然創造了美好的事業，這難道不更值得尊敬么？”
隨性與娛樂的界限很難區分，就像坐在有助力的汽車裡，稍稍地動個小指頭，方向就可能因此改變，“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其實，需要深悟其中道理的不僅是這些“娛樂英雄”們，更應該是平民眾生共同參透的道理。娛樂自己、娛樂別人、娛樂大眾、娛樂人生，娛樂的意義在於娛樂背後，留下乾松松的文化和傳統，就讓那些娛樂過的紙屑隨著破五的爆竹聲就這么隨風去吧……
